口述浦东30年丨翁史烈：中欧合作办学碰到的五个难题

【编者按】

2020年4月18日，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纪念日。

三十而立，浦东告诉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如何书写一座城市新的传奇。中国奇迹的密码，是浦东三十年来的思想解放、制度创新，是一代人的艰辛探索和奉献。

三十而立，浦东的崛起，不仅是崭新城市天际线的立起，更是中国昂首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步伐。

上海的浦东，中国的浦东，世界的浦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推出“人海潮·浦东开发开放30年口述”系列专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以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四个开发区为切入点，采访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者、参与者、执行者，讲述那段浪奔浪流的进取故事，致敬那段激情似火的创业史，更为今天的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提供一个大历史视角。

澎湃新闻 王亦赟 制图

采访：年士萍、胡迎

整理：胡迎

时间：2019年11月22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创立是浦东开发中一个重要的亮点，对于它在中国现代管理教育方面的影响要有足够的估计。中央支持中欧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办学的决策是很正确的。

联合办学的全新探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办学并非偶然。当时，学校的条件都很困难，一个铜板要掰两半用。这种情况下，上海交大的方针对策，就是联合办学。本质就是利用社会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帮助我们办学，发展教育事业，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实验。联合办学的力量是很大的，交大与中国科学院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挽救了当年风雨飘摇的生命科学系，成就了今天生命科学学院的辉煌。

管理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它很重要，没有一流的管理，就没有一流的大学，也没有一流的国家。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管理学跟过去大不一样。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学科，体系、内容、方法这些问题怎么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从联合办学这一思想出发，我们积极探索，采取了多种措施。

比如，跟以管理著称的美国宾州沃顿商学院合作，举行计算机和管理双学位的培养。再比如，我们跟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联合办学，培养中小企业的企业家。德方派教师过来教学，每年我们的优秀学员可以到巴符州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里面去实习，这是非常好的条件。学员不仅可以学到外国企业是怎么管理的，而且双方企业家还能建立起联结。这个项目完全是巴登-符腾堡州出资，办了16年，非常不容易。在国内，我们和锦江集团联合开设宾馆管理专业，锦江集团下面所有的宾馆，都是我们的实习宾馆，这样教学条件一下子就提升了。我们还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的潘光迥教授给教师讲课，介绍香港中文大学的管理学科是如何建设的。

我们尽力了解管理科学最前沿，不断积累、博采众长，希望最后能够有一个适合我们国家实际情况的国际化的管理教育体系。这是个大工程，但必须要攻克。

一天晚上，交大管理学院的名誉院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家镐同志，和党办的张国华同志，还有欧共体派来的一位代表杨亨博士，三个人一起到我办公室，谈欧共体与交大合作，筹建一所国际化的商学院。这么好的条件，北京没有谈成，在上海第一个就找到交大，这是非常好的机会。不管学院将来是不是属于交大，这么一个国际化的学院搬到上海来，是把一个完整的体系带过来，让我们作为参考，我们可以吸收很多经验，所以我一口答应。第二天我们向市教委、市政府汇报，这件事情后来在上海推进得比较顺利。当时的一批市领导，对管理教育的改革创新都非常重视，他们也考虑到交大在合作办学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因此市委、市府、市教委各方面对于交大与欧共体联合办学都给予了极大支持。

攻坚克难开启新篇

我们与欧方合作得很好，欧方曾表示这是一个最愉快的合作。但在初期，还是有一些难处。大体上碰到过这五个难题。

第一个问题最难，就是领导权，这个新的学院谁来领导？如果它是交大的一个二级学院，那就不能是独立法人。如果它是一个独立的学院，交大作为中方办学单位，管理上与学院是什么关系？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案，是比较巧妙的。后来签订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财务协议》，指出学院“享有充分的法人资格，以使它能够执行所有财务、行政和契约活动。”这样一来，学院就能够承担起相应的所有责任。另外一方面，学校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一定是董事会的董事长，外方最高只能做到副董事长。欧方第一任副董事长——原比利时的副首相、满头银发的德克莱尔先生，年纪比我大很多，相当有政治家的风度，任期内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一来就说，你放心，我们一起，把学院搞好。领导权的问题就这样比较顺畅地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外方后来想要扩大学院规模，到北京去办学，这个叫异地办学，教育部当时是不允许的，搞得很僵。后来交大出力，派人到教育部去谈，其实教育部也希望能够将矛盾化解。谈了两次，化解方案就出来了。学院可以在北京办学，但不是独立办学，学员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上海来完成一部分学习任务。异地的学员本身也有必要到本部进行了解，所以这个方案也很合理。这样教育部就通过了学院在北京办学，外方非常高兴。

第三个问题就是教师队伍的建设组成。当时学院在国内聘请的教师不多，大部分教师来自欧盟各国，好处是可以博采各家之长。从欧盟聘请的著名商学院教授，他们所带来的教学经验、教学内容等丰富了我们的课程体系，为我们积累了大量最新的教学材料，这是交大的管理学院无法做到的。但从长远看，这样一个师资队伍流动性很大，不够稳定，我们觉得要办好这个商学院，必须要逐步培养起自己的教师队伍，而且这支队伍必须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第四个问题是在课程设置、教学标准等教育理念方面。本来我以为双方在教育理念方面可能会有很大矛盾，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之外。学院的第一任执行院长Frohn（冯勇明），他来自德国，非常务实，办学上兢兢业业。他把在教研上的一些安排和想法跟我一谈，结果我们两个人非常合拍。可能是因为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办学是有共性的，所以我们没有太大的冲突。如果预计开董事会时会产生什么矛盾，他也会悄悄地跟我说，让我有个准备。因为董事会就应该讨论怎么解决问题，如果争论不休，这解决不了问题。学院外方的董事基本上来自企业界，就办学来说，中方董事更有经验。所以总体上大家沟通起来还是比较容易，对于如何办学没有很大争议。

最后一个难题就是办学的场所。1994年11月8日，上海交大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签署了《办学合同》，同时正式宣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上海成立。但这时我们面临一系列难题，如教学大楼在哪里？学生和老师住什么地方？特别是外国来的教师怎么安排？等等。后来经过努力，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最基本的教室、宿舍也没有，到运作起一个完整的办学实体，并在社会上打出了形象，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在学院宣布成立的当年年底，我们的第一个高层经理培训课程就开始了。第二年5月份，首届MBA和EMBA班开学。我们把交大闵行新校区由莫若愚先生捐资、江泽民总书记题名的学术活动中心拿出来作为办学和生活用房。学术活动中心有报告厅，有教室，有餐厅，边上有标准房，可以作为宿舍，还有一个小花园，可以用来室外活动，配套全部解决。包玉刚图书馆也拨出一部分给学院。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交大最好的建筑。这样就解决了办学场所的问题，大家都很满意。

一开始，外方认为自己都是来自世界著名的商学院，对我们并不十分信任。经历了中欧建院的过程，他们认识到我们办事有能力，工作效率高，遇到问题也容易沟通，就从不太信任到后来慢慢相互尊重。

1994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上海成立，并推出中国大陆首个高层经理培训课程。本文图片均由口述人提供

中国管理教育的特区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整个办学体系为我们国家的管理教育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分析的样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要求中欧“办一所不出国也能留学的学校”。学院从成立之初就充分利用“教育特区”的政策支持，积极探索办学体制机制的创新。“特区”到底特在什么地方？我的体会有三点。

第一点，学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我在交大做校长，和在中欧做董事长，感觉是不一样的。中欧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在董事会领导下开展各种各样的教学实践、教学活动，这一点从全国范围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点，中欧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崭新的教育基地。所谓崭新，就是教育内容崭新、教育模式崭新。当时国内还只有MBA，没有EMBA，中欧的EMBA是中国第一家，很受企业家、企业界的欢迎。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企业家在这里进修EMBA是最合适的，所以尽管当时费用很高，EMBA仍旧非常热门，大家都抢着进。教学上我们进行案例教育，使用大量国际上有名的案例，这种教育模式也是崭新的。中欧为我们国家管理教育革新所提供的参照，是系统的、完整的、有价值的。并且，中欧带来的国际化的办学理念与方法对我们国家培养自己的人才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必须头脑清晰，不是为外国培养人，是为中国培养人。尽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但我们董事会，特别是中方的董事们，始终紧盯为中国培养管理人才这一目标，没有迷失方向。

第三点，中欧学院的国际化发展得非常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与国际上十几家著名的商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了学生交流项目。像英国伦敦商学院，西班牙IESE商学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美国沃顿商学院等等，都是世界一流的。这一点跟我们的合作办学形式有关系，跟我们的教师来自四面八方有关系，所以学院国际化程度提升迅速。

大力争取引凤金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初期在闵行交大办学，中外双方对教学条件都很满意。但我们与欧方那时已经开始研究新校区选址问题。当时徐匡迪同志向我建议，新校区选址最好要考虑学院的相对独立性，以利于它进一步的发展和广泛的国际国内影响。参照市里面的意见并经过讨论，我们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新校址选定在浦东新区，且金桥开发区是首选。第二，校园的建设委托贝聿铭设计。

为什么首选金桥？这里有一小段故事。当时浦东一片农田中唯一的一栋高楼，叫由由宾馆，是农民办的。农民种田出头了，就是“由”，所以宾馆取名由由。我们跟外方开会一般都在那里。一次会上讨论学院的选址，金桥开发公司总经理朱晓明带着人“冲”进我们的会场。我说你要做什么？他就说，我要介绍金桥的条件，很坚决，一定要把中欧拉到金桥，而且开出的条件都是比较优惠的。当时交大还在金桥办了一家公司，也是朱晓明同志提供的条件。那家公司我专门请了清华和北大加入进来，一共是三所大学，所以公司名称取了“三大”的谐音“杉达”。有了这三所大学的引入，金桥开发区的地位就不一样了，如果再加上中欧，社会影响就更不得了了。朱晓明同志是交大的博士生，后来还成为了中欧的中方院长。我认为他很有眼光，当时外方也被他的闯劲打动了，最后将学院落户金桥了。

为什么请贝聿铭设计呢？当时我还是有点意见的，我觉得请贝聿铭太贵了。但是，外方非常坚持要请贝聿铭。他们认为学校将来一定需要募款，如果校园是由贝律铭设计的，募款就会容易，我也理解了，最终就确定由贝聿铭先生领衔创办的P.C.F建筑师事务所设计中欧浦东校园。他们的设计确实出彩。我们开始的50亩土地经过布局，一点也不局促，反而让人感觉内容非常丰富。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位于上海浦东金桥的校区，由著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领衔创办的P.C.F建筑师事务所设计。

再出发

1994年建立以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在中国管理教育界屡创第一。中欧在2019年美国CEOWORLD杂志全球最佳商学院排名中位列23，并且是亚洲唯一一所MBA和EMBA同时进入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行榜五强的商学院。

对中欧未来发展我有如下建议：

第一，要建设一支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这支教师队伍中可以有中国人，也可以有外国人，他们需要在学校长期任职。我们再聘请国外著名的学者，他们可以有一定的流动性。两者相结合的模式应该是我们师资设置的发展方向。我们要大力提高学院自身教师队伍的水平、知名度、社会影响力等，师资建设不能全部依靠流动性的教师。

第二，现在的教学内容，要大量收集中国发展的案例。国内过去没有案例教育，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使用的案例多数是从外国来的。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大的发展，管理方面一定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如此丰富的中国案例，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应当下功夫把它们组织好、利用好。

第三，学院要结合我们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开展研究工作。中欧的研究工作要聚焦发展的重点热点问题，向国家献计献策，从而扩大学院的社会影响力，提高知名度。作为国际一流的商学院，中欧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国内的各类咨询事务中去，发表自己的看法，为国家提出宝贵的意见。我希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能够逐渐发展成为服务上海、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智库之一，为国家的科学决策助力。

（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