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思想家评新冠与中国：脱敏、难题与全球化

随着中国的新冠疫情渐渐平息，终于可以让我们较为冷静的思考一下欧陆思想家们对新冠的各种思考了。因为地缘关系和文化传统以及思想方式的差异，欧陆思想家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有着和英美思想家以及亚洲的思想家们不同的思考路径和关注的焦点，而且因为身份的原因，他们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代表着欧洲的看法。可能是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比较早的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欧陆的思想家也是世界思想家中较早对新冠作出反应的学者。这其中代表性的有意大利的阿甘本，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法国的南希和巴迪欧，拉图尔以及德国的斯罗德戴克，韩裔学者韩炳哲和哈贝马斯等，可以说大都为当下欧陆思想界的一时之选。

在这些思想家中，除了个别人如喜欢捏着自己的酒糟鼻狂蹭热点的齐泽克之外，他们在谈论新冠疫情时，也基本上都是立足于自己国家的新冠见闻，对其进行批评。不过，因为疫情最早出现在中国，所以在他们谈论新冠时，中国总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存在。但是，他们在谈到中国时，大都把中国作为一个背景或者参照的对象，有的甚至只有三言两语，语焉不详。那么，在他们眼中，“新冠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或者更具体的说，他们在谈论新冠时，从哪几个方面涉及到了中国呢？而综观他们对新冠的批评，或可试着从他们对新冠的态度，对国家应对新冠的制度性措施以及对全球化的影响三个角度出发，来简单考察一下从西洋的“新冠欧洲”那里看到的“新冠中国”的“东洋景”是什么。

一、新冠“脱敏”：不仅是中国灾难，更是世界灾难

与普通人和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不同，这些思想家对于新冠“定性”或者“发生学”的看法具有很大的一致性，那就是他们并不把新冠的爆发归之于哪一个单独的国家，比如中国，以互相“甩锅”，推卸责任，而是更多的把新冠看成是一种早已有之的具有很强毁灭性的流行病的又一次“流行”，以及全球化的不可避免的“产品”。巴迪欧对此的观点就颇具典型性。他在《论疫情》（3月26日）中认为新冠并非特例，本质上和之前的艾滋病，禽流感，埃博拉还有非典病毒没什么两样，他还简明的将新冠命名为SARS2，也即非典2来看待，而之所以这些现代的流行病会这么快传染世界，就是因为全球化导致的“世界市场”的高流动性所致。而且他更是指出，之前的流行病的可怕程度未必会比新冠低，如艾滋病就使得数百万人死亡。所以巴迪欧认为，新冠的全球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对中国的依赖及其具有的高速的流动性所致。

南希的观点则更为深刻，他在《一个太过人性的病毒》（3月17日）中将新冠看成是一种“内生”的疾病，而不是“外来”的瘟疫，新冠是由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所食用的食物等产生的，是现代社会的自身产生的毒性的挥发。而这种中毒的状态又与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密不可分，现代性使得人们身不由己的试图超越自身，而且这种超越只有过程，没有终点。他特地引用尼采所唠叨过的帕斯卡《思想录》中的“人无限的超越了人”的话来描述这种现代性带给每个人和全世界的无法逃避的永恒之“命运”，而这种命运所导致的却是一种人的异化，使得人在自己所生产出来的各种事物中日渐“沉沦”，不可自拨，因而变得像尼采所说的“人性，太人性了”，完全淹没和沉陷在人造的事物与世界之中。也就是说，现代性虽然有超越性的运动趋势，但是其结果却是南辕北辙，它不仅没有让人们真正的超越自身，反而像飞去来器一样抛得越“远”，回得越“深”。新冠就是一个人们在现代性的高速公路上走得太远太快的却又“回”得太猛太深的象征。

而其他的思想家也持有大致相同的观点，这种对新冠的“脱敏”或者“去地方化”是比较现实和客观的一种观点。因为新冠由于其本质的“新”，使得人们很难对其进行甄别和判断，也很难予以及时控制，所以欧陆思想家们并不纠缠于新冠的名称以及在何处爆发等看似很“重要”的问题。这也显现了他们的超越一般人的襟怀。

二、新冠“难题”：既是社会主义的，也是资本主义的

与欧陆思想家对新冠的“脱敏”相关联的，就是他们如何看待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各个国家对于新冠的应急处理问题，而他们对此的看法也是非常坦率和明确的。他们同样对新冠的治理进行了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脱敏”，认为欧洲的民主制度也好，中国及另外一些国家的威权制度也好，在面对新冠的挑战时，所运用的措施更多的是一种医疗手段与支持其紧急运行的相关的社会管理方面的力量，而非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性质的权力。因为欧洲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如美国等，在新冠中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如何尽快救治病人和控制疫情，这就迫使不同政体的国家充分动员自己的医疗资源予以投入。而由此产生的“难题”也是一样的，首先是如何看待国家所采取的紧急状态或意外状态的“难题”，其次是国家采取抗疫时所不得不面对的伦理的“难题”。

而在欧陆思想家对于这两个“难题”的思考中，第一个“难题”产生的争议最多，也即如何看待很多国家在新冠时采取的只有在战争这种“紧急状态”或“例外状态”下的“禁令”，如“禁足”及“封城”等对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予以控制和缩小的非常态做法。对这个问题，阿甘本在意大利疫情初起时就最早予以关注，在《无动机的紧急情况让意大利陷入例外状态》（2月25日）一文中，他认为新冠导致了一种“例外状态”的产生，而在和平时期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是政府在小题大做，刻意借此加强权力的影响力。因此，他指责意大利动用法令对某些地方实行军事化管理，这是借安全之名对人的自由的限制。应该说，对于有着长期自由主义传统的欧洲来说，他的这个提醒是正常的，也是自然的，可是他的这个批评却在无意中模糊了为应对新冠不得不采取的医学隔离和政治性的禁制的区别，因此掀起轩然大波。他的老友南希率先发难，批评他的“右派幼稚病”，甚至怒而曝光了将多年前阿甘本曾劝阻自己进行心脏置换手术的旧事，他庆幸自己幸而当初没有听从阿的话，不然自己很可能此生再也无缘见到“新冠君”了。而他的这一批评也暴露了阿甘本一向的对医学的不信任，这次阿甘本不过是“故伎重演”而已。南希直言阿甘本他有点被自己喜欢的“例外状态”理论搞的走火入魔了，不能事事都用“例外状态”的有色眼镜看，新冠这种病毒其实并不是针对哪个政府爆发的，而是针对的整个文明；并且，也完全没有必要谈“例外状态”而色变，其实所谓的“例外状态”早已经是一种世界的常态或者是一种新的“规则”，而且这种例外就像病毒一样一直在爆发，那些在生物，信息和文化上的发生的“例外”和新冠病毒没什么两样。

第二个新冠所面对的伦理“难题”。斯洛特戴克在3月18日文中认为，欧洲的民主和中国的制度此次都不得不面对共同的困境，那就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的安全，而对处于危险中的人们的重视不够，这也使得其最终的效果很有可能适得其反，那就是这个社会会因为恐惧失去更多人的生命却因此失去了更多人的生命。哈贝马斯在《我们知道最多的就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4月8号）中也谈到了这点，即国家是不计代价的挽救所有人的生命还是采用所谓的群体免疫，任由病毒蔓延，从而使得人们获得抗体，但是这样做或者引发医疗系统的崩溃，或者死亡人数太高，而无论哪种都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所以，他们的看法似乎可以简单的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少谈些主义，多处理点问题”。而因此，他们对中国在抗击新冠中所表现出来的处置“紧急状态”的“决断”能力也予以某种程度的赞同，也并不完全认同这是在政治的意义上对人的自由的剥夺，而只是医疗意义上的紧急处置。南希就认为，在新冠君临天下之际，“决断”显然是权力最重要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欧洲是缺乏的，中国和更为强势的美国却拥有这种必要的“决断”能力，也即应付“紧急状态”或“例外状态”的能力，而这也是使得中国可以很快摆脱因新冠产生的“失序”的“例外状态”并得以回归到常态的原因。

巴迪欧基本持与南希一样的观点，他认为例外状态其实是一种正常状态，而对这种状态下的集权模式，不应过分解读，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法国，这种“战争状态”中的应急手段其实是正常状态，而此时国家也必须出场，显示为我曾经说的“赤裸国家”，也即霍布斯所说的国家最为基本的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功能，而此刻的国家权力其实是“中立的”，因为不这样，国家就会产生更大的灾难。

三、新冠“全球化”：中国只是“暂停”，而世界也只是“减速”

对于欧陆思想家来说，新冠的全球化是否会导致中国“出局”及世界全球化的终结同样也是他们思考的重要问题。但是，让人感到较为欣慰的是，他们的看法大都比较乐观，认为新冠的全球化只是全球化进程的插曲或者“暂停”，不仅不会影响中国的持续运转，也不会因此终止世界的进一步深入的全球化。首先，他们认为新冠的全球化只是世界全球化一个“表征”，中国的在场也是其在世界全球化市场中的在场的体现。其次，这次新冠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一种“减速”，继之而来的则是一种世界全球化的继续和更快的“加速”。

巴迪欧认为新冠是全球化的“症候”，不能被种族主义挟持而谴责中国，而之所以会爆发于中国，只能说中国是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由此可见中国在全球化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南希也认为新冠其实是全球化的产物，甚至是全球化的象征，其本质是全球化精神的一种展开，它的身上有一种全球化的精神，是个活跃的“自由贸易者”，它的踪迹就是全球化的踪迹。拉图尔《想象对抗返回前危机时代的生产的防护姿态》（3月29日）虽然认为这次新冠的爆发说明了全球化的脆弱，但是他同时也承认新冠只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斯洛特戴克则认为这次新冠只是近年来世界全球化的加速中的减速，而减速是为了更好的加速。所以，中国不仅不会从全球化的列车上被甩出，反而可以借此机会调整一下，然后再次随着全球化这辆高铁加速前进。他特地引用了在法国高速公路上的标语开几小时车后必须休息一下来说明这个看法，他甚至希望在这次由新冠引起的世界性的“减速”之后，会有一些积极的效果产生。而且，他也不相信这次新冠会阻止中国的兴起，因为14世纪那么可怕的黑死病也并没有阻挡住欧洲的兴起。

总的来说，在他们看来，这次新冠对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只是一次“暂停”而已，对世界的已经长时间处于“加速”状态的全球化来说，也只是一次“减速”罢了，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全球化的脚步不仅不会因此终止，反而有可能更快，融合的也更深。而从这些欧陆思想家对新冠和中国的思考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的超越性以及对中国的善意，虽然他们也谈到中国的制度与欧洲制度的不同之处，但更多也是一种技术性的或者“中性”的描述而非有意的批评与攻击，这种思想的宽容和尊重也是值得中国的学者和更多的人们深思。而他们的思想对我们也不无启发和提醒，那就是，对于新冠这样的人类的共同灾难，要有敬畏之心，不能因为中国率先摆脱严重的疫情，就忘乎所以，更不能因为世界仍处于疫情之中就幸灾乐祸，因为大家都处于一个人类共同体中，也依然处于“新冠状态”，理应相互理解和相互协助。同时，也不能将各个国家抗击疫情的不同的方式与所谓制度优势予以更多的关联，因为这是每个现代国家最为基本的“赤裸”的功能，只有方式的不同，并无本质的差异。并且，也要努力继续融入世界全球化的轨道之中，以免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导致“脱轨”。因为在全球化已经日渐深入的今天，中国已经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而独存。齐泽克在《我们现在都在同一条船上》（2月8日）的文末，告诫美国应该放弃“美国第一”或哪个国家第一的念头了，特地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我们也许来自不同的船，可我们现在在同一条船上。而这条船就是前是前段时间漂泊在海上无助的钻石公主号。虽然齐泽克谈新冠时不无夸张之处，但这句话说得却非常好。

当然，他们的这些思考只是基于现状的判断，中国未来是否会按照他们所设想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新冠后世界局势的变化，也更取决于中国自己的选择。

2020年4月11日匆草于五角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