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知到昆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谈判中的民间力量

三江源的精灵——成群的岩羊在觅食 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每个季度第一个月的头几天，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我会收到来自三江源澜沧江边的毛庄乡藏族牧民阿宝发送来的一些数据，这包括当地四条溪流的pH值、总悬浮物和氨氮等。是他和40多个牧民志愿者在例行监测中获得的。

这样的交流已经持续了6年。遇到异常数据我们会一同追根溯源，讨论可能的污染及防治办法。比如有次监测发现毛庄河多处总悬浮物含量偏高，第二天，巡护队按专家意见沿河核查，发现有人在上游河道偷偷采砂，他们立即汇报当地政府，制止了后续污染。

他们40多人分成野生动物巡护、水源监测和垃圾清理小组，对毛庄乡800平方千米的雪豹、棕熊和白唇鹿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开展例行保护行动。

毛庄社区

青海玉树毛庄乡是三江源澜沧江源头汇水区，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下游提供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但也面临盗猎和水源垃圾等问题。而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发展都面临困境。

从2014年起，我所供职的机构全球环境研究所（GEI）与三江源国家公园、毛庄乡牧民社区和合作社签署“社区协议保护”。三江源国家公园授权牧民保护并指导，牧民组织巡护志愿者在当地开展巡护和环境监测，GEI提供科学和能力建设支持，同时发动外部资源支持社区发展生态文化为基础的藏传手工艺和生态体验旅行，替代生计的收入所得，按照合同约定，拿出5%支持社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

三江源牧民开展野外生态巡护与监测

现在，这些合作获得了“多赢”。毛庄已很难看到盗猎分子游荡，巡护员和当地村民时常与雪豹、白唇鹿、狼等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监测的4条溪流不再有牧民随意扔垃圾，每条溪流源头还立了刻着经文的玛尼石，时时提醒孩子、僧侣、过客和普通牧民呵护这里圣洁的源头活水和生灵；寺庙讲经会涉及保护野生动物；毛庄人也经常会骄傲地向外界介绍自己的环保行动。另外，他们合作社的手工艺品在一些商业机构的帮助下销到了北京、上海甚至海外， 户均家庭年收入增长了3倍，还有每年有近万元的收入支持环保活动。

类似于毛庄这样民间社会尤其是环境组织和原住民社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早已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丰富的青海、四川、云南、广西和内蒙古等地广泛开展。

和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环保治理不同，非国家主体的当地社区、环境组织和商业机构的保护计划和行动，替代了单一角色“堡垒保护”的理念，建立起保护与社区获益之间的直接联系，使生物多样性和生计的直接连接变成了当地社区长期保护的动力，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新的生命。

2017年，桃花源基金会与GEI、阿拉善SEE基金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26家国内国际环境机构成立了“社会公益保护地联盟”，承诺到2030年为国家保护1%的土地——约10万平方千米。现在，联盟认证的公益保护地已达到8000多平方千米，约为承诺的0.08%。2019年，在生态环境部的支持下，GEI又和7家环境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公民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如今已经发展到50多家成员。其主要任务就是推动1%的承诺以及来自各国民间类似贡献，能够纳入昆明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非国家主体的全球影响

非国家主体的环境公益组织和原住民社区日渐成为中坚力量，在提高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率和填补保护空缺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过去30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生态退化和可持续发展等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在联合国相关环境公约和国际深度合作背景之下，非国家主体的研究机构、民间组织、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商业企业等已经全面深入环境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个领域。这包括贡献保护目标、促进多利益相关方对话、建立伙伴关系和行动联盟、促进创新和知识分享、提升公众意识等，其作用和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

截止到2018年3月，在全球统计的242423个保护地中，有5.4%（13103个）由公益组织治理，0.51%（1237个）由土著居民和社区治理，3.2%（7747个）共同治理，非国家主体直接参与治理的保护地占比超过13%。在美国，公益机构、私营部门和个人等管理的私有保护地达国土面积的2.3%。

全球土地面积的至少四分之一传统上由土著人民管理、拥有、使用或占有，面积大于3800万平方千米，分布于87国家，这些地区约40%与保护区交叉重叠。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地方社区管理和拥有的保护地，高达全国保护地面积的一半。全球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IPBES） 的评估认为，以社区为基础的保护体制和地方治理制度在避免生境损失方面与正式设立的保护区同样有效，有时甚至效果更好。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在缓冲毁林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并且有关环境保护的各种倡议，均体现出社区治理机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

此外，企业等私有部门的绿色供应链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推动了全球绿色投资和消费转型。基于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ESG）标准进行投资的共同基金，其规模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的里程碑；私有基金会仅在中国，每年直接投入超过7亿元，带动数亿公众参加生物多样性活动。

基于过往的实践经验和充足证据，非国家主体的生物多样性参与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的落地实施，并引领公民社会在知识创造、分享以及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方面成为不可或缺的正面力量。

2020后框架中非国家主体的角色

《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预稿（零案文）》指出，实现2050年愿景需要进行广泛的变革，“而广泛变革需要前所未有的协作和全社会的参与”。一个基本的认识是，框架的执行将与全球、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许多组织合作进行，利用各种办法成功创造势头。因此，有必要加强民间社会对于2020年后进程的参与，包括参与该框架的制定和执行。为此，2020后框架应该基于“变革理论”，考虑增加或强化创新机制，使非国家主体为执行新框架而采取的行动，能够成为其关联机制的最具活力的部分，保障并激励其自主贡献和承诺纳入框架目标。

我认为，新框架应该做出至少但不限于如下改变：

1.将非国家主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和承诺纳入全球雄心目标。尤其是承认民间社会、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以及私营部门的单独或集体保护承诺，使其与2030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保持一致性。非国家主体的目标贡献并不试图替代或削弱国家主体应当承担的承诺和责任，相反，是要强化国家主体为不同力量参与保护做出更多承诺和机制保障，这包括为非国家主体在栖息地保护和物种保护的贡献制定标准、监测指标和核证程序等，确保其贡献纳入国际社会和国家战略及行动计划，以填补国家主体在物种和栖息地保护的关键空缺和不足，使地球更多生态系统被纳入保护的雄心成为可能。

2. 设定非国家主体全过程参与框架的协同治理机制。从框架的制定、谈判到行动、再从审查评估、监督等，确立非国家主体的利益相关方全程参与的透明机制，使生物多样性框架运转实现从单纯“政府”（government）管理到协同多元“治理”（governance）的高效率转变。

3. 促进完善非国家主体参与和治理权利的法律保障。引导和促进完善各国保护法律，保障非国家主体公平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权利和地位，并通过政府和法律认可公益治理和社区治理的保护地成为国家保护地体系的组成部分。当前全球已有超过40%的国家将民间公益保护地纳入国家保护体系或立法。框架应该鼓励所有缔约方均采取认可行动，促进公益保护地，尤其是社区保护地主流化，提升广大公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和参与热情。

4. 为非国家主体保护行动提供资金保障和政策激励。制定有利于自然保护的土地交易、特许保护权、税收减免、生态补偿、购买服务等激励措施和政策，激发更广泛的民间社会及公民投入保护行动，支持全球生物多样性协议；国家和公司之间还可能创造新的市场机会，进一步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的收益。如海产品、林业、农业和保险等关键部门的企业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财务利益，因此也应该加入全球协议。激励措施可以撬动庞大的社会资源，弥补每年至少高达700亿美元保护资金缺口，也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主流化目标。

5. 将社区可持续发展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进程和目标。生活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地区的土著居民和社区大多数也是最贫困的区域。在创新机制中应该将社区发展指标作为评价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目标的一部分，并将其纳入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整体进程和2050愿景。发展新的生态经济模式，使广大社区居民因保护而获得发展机遇，从而使可持续管理的社区土地进入全球自然保护洪流，地球30%甚至50%的土地受到保护的宏伟蓝图才有可能实现。

在中国，以公民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为代表的环境机构，已经与生态环境部及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秘书处就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开展了紧密协作，在框架谈判、民间外交、会议组织和公众参与等方面架设了政府与民间、国内和国际、商业与公益的数道桥梁，引领中国非国家主体全面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

我们期待十月的昆明给地球生命共同体带来一个温暖而活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