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连线①全球化会有调整，但产业回迁没那么容易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4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一文指出，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疫情冲击将会给国内外社会带来什么变化？全球经济会不会陷入深度衰退？逆全球化会不会发生？

4月7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铭心而论”微信公众号联合举办的“新冠疫情之后，世界将如何变化？”圆桌讨论在线直播。本次直播讨论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主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胡永泰、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教授潘英丽共同参与讨论。

新冠疫情之下的华尔街。  新华社 图

问题一：全球经济会陷入大萧条吗

姚洋：“全球经济现在是处在深度衰退之中。”这个判断大体不错。现在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按下了暂停键。印度、非洲也需要按下暂停键。除了南美洲，基本上全世界都处于暂停状态。

世界经济3月份恐怕是负增长，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具体数据。目前很多城市把防疫级别降下来了，武汉也解封了。

但是，要看到我们国家经济重启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复工不等于复产。制造业复工大概已经接近100%，但是复产率比较低，恐怕是70%-80%。服务业复工率只有80%左右，复产率就更低了。美团最新数据显示，餐饮业店面的开工率是80%，但销售额不到平常年景的40%。

商场卖场现在人流量还是非常少。虽然网购越来越多，但其实网购占全国零售额的比例不会超过20%。我们还是得靠线下的零售来拉动内需。线下零售起不来，那么整个经济就会缺少动力。

要想把经济从衰退中拉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加有效需求。在供给方面发力是没用的，减税也没有效果。这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重启消费。但是，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消费重启的速度还是比较慢。

尽管餐馆、商场都开门了，但是大家不太敢出门去消费。这一方面跟中国人的避险心理有关，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疫情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所以，中国要想重启消费，恐怕还要等一等，也需要政府做一些大动作。期待五一长假我们消费能够起来一些。

其他国家也是，一旦按下暂停键再想重启实际上是有难度的，也许会比中国稍好一点，但估计不会好很多。

深度衰退要持续多长时间恐怕要取决于疫苗研发的速度。现在全世界几十个研究所、企业在研发疫苗，也许会加速。这是全人类的事情。一旦研发出来，那么很快其他厂商都能取得疫苗的使用权，开始量产，这样就可以回归正常。

有种说法认为，这次世界的深度衰退可以和1929年之后的大萧条（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相比。我认为，大概率不会产生大萧条那样的极深度衰退。

首先，两次危机的原因不一样。1929年之后的大萧条是整个经济在经历了比较长的扩张后进行的一个重新调整。这一次经济衰退，尽管也有调整方面的原因，如美国经济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期，但更加重要地原因还是疫情。所以，两次危机的原因不一样。

其次，持续时间也不一样。大萧条持续了至少10年，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可能还要持续下去，所以大萧条是非常深度的衰退。这次的衰退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大调整。

潘英丽： 这次疫情对经济影响将会是一两年的带有趋势性的影响。

围绕全球经济萧条主要有两种观点：1、目前全球经济的调整的深度已经超过了2008年。跟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类似，这是一种比较悲观的观点。2、假如疫情延续到明年，暂停键继续按下去，经济大概率衰退。

经济衰退大家已经认同：欧洲已经陷入长期停滞状态，这种停滞的常态化，国际上又称为“日本化”。

美国、中国，上半年将会负增长，衰退已成定局。未来会不会进入萧条？萧条是经济进入长期衰退。我的观点是萧条正在到来，全球将会进入慢性萧条。

问题二：未来逆全球化将会成为主流吗？

姚洋：有些人说这次已经永久性改变了全球化态势，逆全球化将是未来世界的一个主流。这一判断我不赞同。

首先，逆全球化已经发生了。我其实不愿意称之为逆全球化，实际上它就是过去20多年深度全球化的调整。特别是发达国家，需要时间去调整。

这样的调整，说是逆全球化也可以。但是我认为这是自然的过程。这次疫情是不是加速了这个过程？我觉得应该分短期和长期来看。短期内我们的确看到全球产业链发生了断裂。但断裂是疫情造成的，不是大家主动去逆全球化造成的。

比如，英国生产零配件但现在停工了，那么中国的产品要用到的零配件，就得在本地寻找零配件供应。所以，短期内产业链断裂可能发生。

但这样未必对中国不利。因为中国率先走出了疫情，目前企业有序复工。我有个学生在苏州产业园区，就发现，苏州产业园区以前一些失去的行业又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以前这些配件是别的国家在生产，现在不得不自己生产。这轮疫情后，我们有些产业又开始回归，自己制造产品，这是短期情况。

长期来看，这种产业链的断裂是不太可能的。原因如下：第一，整个商界有极强烈的动机要求维持现有的深度融合状态。过去这20多年形成的深度融合状态，有它的道理。每个厂家甚至每个国家都在专业化做一样东西，越做越精深，那么竞争力就会越强。现在让大家再回头去做，特别是让发达国家去做一些事情，是做不来的。比如iPhone有一段时间响应奥巴马号召，想把一部分组装搬回美国去，结果被小小的螺丝钉给难住了。手机上要用的一种小螺丝钉，美国根本就不生产，只有中国生产，最后回迁的事就搁置了。

所以，从这些公司角度来说，不太可能去有意做这种逆全球化的事情。现在情况是，美国政府里有些人有这种表态，如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说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生产能力等。但是美国政府调控经济能力很弱的。这种观点想要形成立法，极端困难。因为还是理性的人多，很多企业、其他议员也会反对。

第二，想把这些企业完全迁回去，美国已经没有这些条件了。比如高通的芯片1/3以上是卖给中国的，如果美国政府不让高通把芯片卖给中国，基本上对高通来说就是自杀性的。芯片行业是一种高举高打的行业，没有销售量就没有资金去跟人家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相信逆全球化会发生。

我们也要学会换位思考。如果美国真正能够做到让部分制造业回流，这不仅对美国有好处，对全世界，对中美关系也有好处。

目前美国的收入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没有中间层次的就业。如果一部分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可以提供比较好的就业，这样对全世界都有好处。

胡永泰： 经济开始恢复后，两方面会比较糟糕：第一，世界金融市场一定会混乱，会有很多坏账出现。问题在于，怎么来消化这些坏账，怎么来救金融市场。

第二，很多国家财政状况会非常紧张。因为金融市场混乱，很多政府财政不正常，会造成汇率市场不稳定。我们需要世界重要国家的央行一起合作来干预外汇市场。

另外，中美贸易摩擦将加剧。我之前认为美中会合作来干预外汇市场，也会加强公共卫生方面的合作。美国防疫上的工作做得很差，尽管美国CDC1月份已经收到了中国CDC提供的疫情信息，白宫也收到了情报部门的信息，但是特朗普政府没有及时反应。现在美国感染率很高。此外，国际组织的信任度也会下降。这次新冠疫情全世界大流行，联合国无法把会员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这导致了成员国对国际组织的信任度下降 。

潘英丽： 就全球化趋势来讲，我2018年发表论文提出了美国的“全球化陷阱”概念。探讨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导致本土产业空心化，给政府施加了全球安全服务与贫困家庭资助的额外负担，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收益却不给政府纳税，形成了跨国公司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西方世界这种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并且与贫富极度分化一样几乎无解。之前政府通过财政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当财政资源枯竭、负债快速增长时，社会分裂就不可避免。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的兴起以及政治分裂和社会冲突频发皆源于此，并施加了去全球化的压力。发达国家在全球消费中比重持续下滑。全球范围内，G7国家消费份额处于下滑过程中，目前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会引起社会冲突。全球化的退潮不是这一次才发生的。2008年以来，全球化出现了过度的全球分工趋势，现在的调整是一种协调。在这种趋势中，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强调本土化，这也是去全球化的一部分。

从发达国家角度，如果全球化过度，分工链条过长的话，会增加风险。这次全球产业链突然断裂也表现了全球分工中产业链过分集中在部分地区带来了不稳定。

总体上，有两方面的情况会造成去全球化趋势增强：

一方面，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中国高端产业的本土化。

另一方面，由于疫情的冲击，在发达国家会产生两个趋势：第一，有一些跨国公司宁愿牺牲部分效率和利润，来换取生产的稳定和安全。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到，产业过于集中在少数地区，一旦受到冲击就会导致生产链不稳定。第二，从社会安全角度讲，会出现发达国家让一些中低端产业本土化的趋势。这个趋势会来得相对容易些。

问题三：疫情会改变世界秩序吗？美国会衰落吗？

姚洋：最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发了一篇文章，说是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很多人依此认为，是不是美国要衰落了，中国起来了。这个解读方向是错误的。疫情不会改变实力的对比。中美之间，中国跟欧洲，欧洲跟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不会因为这次疫情而改变。疫情是短期的，不是长期的。

对西方来说，更大的是心态的改变。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会发生很微妙改变。回顾一下疫情期间西方对中国的心态变化。 第一阶段，看热闹阶段，幸灾乐祸。代表是《华尔街日报》的文章“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第二阶段，不得不学阶段。疫情大暴发，国外开始抄作业。第三阶段，拿中国出气阶段。国外不得不学中国的方法，心里别扭要找个替罪羊，拿中国出气。甚至要去告我们，这些我们都不必在意。这是西方心态的变化。

福山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表达的观点比较可取。防疫考验的是政府能力，不是体制问题。中国防控做得比美国好，不是因为中国体制比美国制度好，而是中国政府能力更强大。我同意这个观点。只要政府重视起来，即使美国、意大利的体制下，都可以做到有效防控。

其实西方可能会发生一些微妙变化。武汉封城后，中国的防疫做得非常好。西方有可能会重估中国体制。我们也要对自己的体制有更清醒的认识。

西方自身也需要反思：第一是和平时间太久，疫情会给西方带来一些心态的变化。西方很多年轻人以为这个世界就跟童话故事一样美好。他们生活太优渥，不知道危险，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这次疫情会让他们重新审视世界。

第二个关于自由的讨论。疫情面前，要不要作出妥协。过去两个月，有欧洲哲学家为这个话题争论了好几轮。有人认为自由就是不能做任何妥协，宁愿去染病，也不应该放弃自由。西方的哲学界会重新去思考：自由的边界在哪？

此外，西方可能要思考的是种族主义。疫情中，西方流露出的傲慢，将矛头对准亚洲人。甚至纽约州州长都无意间说他们本以为白人有免疫系统，病毒只是针对亚洲人的。

我觉得西方是需要反思的。在种族主义问题上，中国人绝对不能沉默，我觉得整个亚洲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应该发出最强烈的声音。

问题四：疫情会给国内社会带来什么变化？

姚洋：国内会形成一个排斥吃野味的文化。非典之后，我们对吃野味有了一些改变，但没有完全改掉。这次我们立法了，那么大家对吃野味，恐怕会有更多排斥，这是好事。

第二个变化，防疫在一定范围内会变得常态化，至少在未来几年里。因为这种无症状感染有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我们要警惕，过度反应的问题，比方“绿码”是不是会变成一个常态的东西，给大家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种为了防止百万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付出极高的成本。检验人员、设备成本、长时间排队，我们要有所警惕。

陆铭：因为这次疫情非常特殊，需要协调各个地方、行业以及民众，要阻断人流、物流等，需要强政府干预。但是，有一些学者提出这样的疑问和担心：这次对抗疫情会把很多来自于民间和市场的权力交还给政府。等到疫情结束后，政府的一些人不大会愿意放弃这种权力。姚洋教授，您怎么看这种担心？

姚洋：这里面有一个惯性。比如我们的地铁安检，其实就是从2008年北京办奥运会开始的，奥运会举办期间安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来就变成了常态化。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政府治理问题，我们要把成本收益账算清楚。地铁安检就过不了成本收益账。目前还有人在讨论，地铁安检要用人脸识别，地铁人流那么密集，识别错了怎么办？成本收益账还是要算的。

陆铭：我觉得有成本收益分析概念的民众和政府官员实在是太少了，包括对于机会成本的概念，基本上了解比较少。

令人担忧的是，政府中的部分人一旦拥有权力以后，撤回来非常难。可能会去想怎么能够让这些权力合法化。很多人完全没有成本收益的概念，认为一定要确诊病例清零才可以复工，但是他们不知道，如果不复工的话，很可能死的人更多，没有成本收益概念，所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长期去关注。

姚洋：其实这是我们经济学家的工作，要不停地给政府官员、给民众去灌输这样一个成本收益分析，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一起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