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链｜芮明杰：中国受益于供应链全球分布，不应过度解读外迁

【编者按】

3月26日，工信部组织开展产业链固链行动，聚焦重点产业链，以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增强协同复工复产动能。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推出“固链”系列专栏，在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下，关注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疫情中许多企业对于供应链自主可控有了切肤感受，由此产生了很多供应链迁出中国、迁回母国的话题。供应链会怎么移动，听谁指挥，对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芮明杰。

芮明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官网 图

澎湃新闻：疫后全球产业供应链要从中国转走，有没有这个可能？

芮明杰：从中国转走一些产业的供应链其实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去年，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后，许多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关税被提高，导致企业出口产品销售困难，生产困难，于是一些厂商只能把工厂从中国转移出去，转移到出口关税低的地区与国家。从宏观角度看，这就是贸易战导致的一些产业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

只是本次新冠疫情中产生了一个过去重视不够的问题，即所谓产业供应链的安全问题。中国的疫情暴发得早，2月份有很多工厂因抗疫停工了，与我们同处一个产业供应链上下游国外企业也不得不停工，于是就有了损失。目前欧美疫情暴发，欧美许多企业也只能停工，这样中国企业也不得不停下来，损失很大。这样的状况使产业供应链全球分布安全的问题成为一个显性问题。聪明人不能在同一地方摔两跤，为了防范未来风险，把企业全球供应链变得更安全一些，必然是企业要考虑的问题，不光国外的企业会考虑此问题，中国的企业也会考虑此问题，因为这是一项合理的企业经济行为。

澎湃新闻：从上面的解释看，供应链的安全只是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

芮明杰：严格意义上来讲，供应链的全球分布和安全是经济与商业问题。跨国公司要利润最大化，当然要寻找最有效率、最安全的产业供应商，安排自己的产业供应链，因为什么都自己做既不现实也无效率，且不经济。当环境发生变化，生产要素资源状况发生变化，不同地区和国家营商环境发生变化，合作供应商有了很大变化等都可能导致企业进行现有产业供应链的调整。产业供应链全球转移就是企业在商业利益驱使下的经济行为，这些行为在特定条件下会受到一些国家政府政策影响，而不是个别人的言论。即便那些政府出台了直接政策，企业也未必都改变自己的产业供应链，因为将有效率的供应链迁移改变，成本是极其大的，而且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济发展迅速，产业体系逐步完善，技术进步也很快，这些成果取得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国策的正确，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产业价值链、供应链全球分布变化。改革开放国策使国外企业可以进来，我们的企业可以出去，我们加入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不断发展，这也就是我们主张全球经济一体化，而不是逆全球化的重要道理。

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许多企业已经成为优秀的全球产业供应商，是全球产业供应链上的不可缺少者，中国的营商环境已大幅度改善，在全球排位提高很快。尽管如此，也应该看到，这些年由于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与福利要求的提高，使劳动力成本、生产成本有了比较大的增长，使一些企业继续一些低附加价值产品生产与分销的话，经营压力增加，再加上关税提高出口变得困难，企业关门或转移十分正常。

企业从产业供应链安全的角度考虑进行跨国转移，极大部分还是从自身经济利益、生产安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疫情之后，估计会有一些企业的产业供应链或供应商会搬出中国，但也不见得会搬出很多。毕竟中国作为全球产业供应链上的成员已经多年，效率高、产品质量可靠，作为供应商的中国企业有很多优势，我们要有自信心。

我不主张过多从政治角度来看这种经济行为。如果对产业供应链迁移有担心，那么正确策略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继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全球合作创新，提高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澎湃新闻：什么样的供应链会转走，什么样的会留下？

芮明杰：首先从产业供应链安全的角度考虑，一些关键的零部件或者关键性技术产品的供应链，可能会搬走一些。其次从经济利益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各种费用、关税状况的变化，有些对成本、关税等足够敏感的产业也会搬走一些。譬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纺织服装、电子加工、低端制造，可能会搬到劳动力更便宜、技术要求不特别高、关税门槛低的东南亚国家去生产。其实疫情前，这些行业的供应链已经在转移，也有一些跨国公司在离开中国。另外一些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供应链也可能会转回欧美，劳动密集型的供应商要转到欧美不太现实的。除非政府给补贴，否则劳动力成本这么高，企业是很难活下去。

澎湃新闻：中国巨大市场的锚定作用对全球供应链分布能起到多大的影响？

芮明杰：市场大是有很大吸引力，但企业不一定非要在这里设点生产。就近生产，在经济上更节约。例如，靠近顾客可以更节约，更好为客户服务，节约运费，直接降低了成本，但是还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在中国生产，产品与货物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卖给中国。有一些跨国公司离开中国市场，并不意味着他不想把东西卖给中国了。比如三星的一些工厂搬走了，但三星还是愿意把产品卖给中国的消费者，因为中国的消费者量大且消费实力相当大。

澎湃新闻：如果企业搬出中国，会不会影响他们的产品在中国销售。会不会受到反制？

芮明杰：我觉得不会，如果动不动就开展所谓制裁反制，那么全球经济一体化与自由贸易就不可能了。我们是主张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基础上展开的。不能因为人家要搬走产业供应链，就不让其产品卖进来。关键是我们的消费者需要不需要这种产品，国内企业能不能够生产出质量好，价格又合适的类似产品。如果自己不能生产，又不让消费者使用别人的产品，就会降低消费者的福利。所以我们不会这样做的。除非在极端情况下，发生短期的贸易争端，贸易冲突只是提高关税等进入门槛，企业的产品还是可以进来，只是卖得贵一点，影响销量而已。

澎湃新闻：有人说疫情后产业供应链要按照市场规则和意识形态进行划分，这会成为现实吗？

芮明杰：存在这种可能，那就要把企业的经济行为当作政治争端来安排，但是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深入到每个国家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美国对某些国家进行严格制裁与封锁，但还是有企业与它做生意，进行经济交往，当然所谓制裁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产业还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澎湃新闻：全球产业供应链中的一些中国供应商会不会搬出中国？

芮明杰：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其实疫情前已经开始了一些迁移。有些低端制造，因为产品的问题，其产品的附加价值不高，无法承受高劳动力成本，只得转移。如果想要让这些企业也留下来，关键要推动这些企业不断改进产品品质、改进服务，让它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这样才能够承受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导致的生产经营压力。

澎湃新闻：这次疫情的教训是供应链不能太集中，以后企业会不会有备份的考量，同样的生产部门在不同区域分散布置？或者那些大公司会不会为了在中美之间搞平衡，同样的部门在中国放一个，在美国也放一个？

芮明杰：产业链的地区或国别分布也要考虑成本的，实在有必要企业当然会这样做，比如欧洲放一个亚洲放一个。跨国公司是有自己发展战略的，但是也要考虑成本与收益的，不能总是做赔本的买卖。

澎湃新闻：产业供应链的变化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还是疫情之后马上开动，迁走的第一步是什么？

芮明杰：我不认为会有大规模迁移。即便要走，也需要考虑成本和时间。迁走的第一步很简单，就是停工停产，然后是出清资产。

澎湃新闻：主要工业国家是不是又要重新组建完整的工业体系？

芮明杰：小国是做不成的，规模不经济。只有类似中国、美国这些大国才行，欧盟各国分工合作也可以做到。但如此就回到过去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是封闭的，特别是大国基本上是可以自给自足，至于是否最有效就不一定了。

澎湃新闻：随着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产业供应链中技术含量占比越来越多，劳动力成本在供应链转移中还很重要吗？

芮明杰：自动化与智能化程度提高加大了设备投入成本，虽然对劳动力的数量要求降低，但对劳动力素质技能有了更高的要求，此时劳动力的数量要求转变为质量要求，劳动力质量不行产业供应链也会有问题，所以劳动力状况始终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从时下的形势看，引发全球产业供应链、价值链变动有两个最重要因素，一是经济因素，包括劳动力、技术变化、合作氛围、营商环境等。第二个是供应链安全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产业供应链的地域空间和国别的分布状况，与空间地理、交通运输、经济安全、金融条件、政商关系等都有关系。

产业供应链从经济考虑空间分布时，企业可以把供应商放在中国和东南亚这种低成本地区。从安全角度出发，如果企业的母国与有些国家关系比较友好，或与有些国家关系一般时，企业当然愿意去选择比较友好、营商环境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企业作为合作者。以上这两个因素都有可能受到政治上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一般条件下不起主导作用，只是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政治才会主导企业全球产业供应链的转移与重新安排，譬如发生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