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高晞：全球化不会因病毒而止步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进入“Pandemic”，即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出现了。疫情发展到这样的趋势，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4月10日，“君子知道”复旦大学EMBA人文商道讲堂请到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高晞，从历史上的疫情与相关的一些经济变革入手，讲述疾病是如何与人类文明共生共存、相伴同行的。以下为根据讲座整理的主要内容。

疫病的全球化前，警惕人类的傲慢

“传染病”这个词最早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的古希腊时期就已出现了。“epidemic”就是从希腊语演化而来的。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中有两个章节是讲流行病的，他把流行病定义为“短时间内在人群中传播的疾病”，有些病例会发热持续不退，也有的会突然转好，之后又恶化甚至导致死亡。听起来似乎有和新冠病毒相近的地方，也有好像恢复但突然走向终结的危险状态。另外他也指出不同疾病和季节的关联性。

公元前4世纪的古埃及木乃伊身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疤痕，考古学家推断这是天花痕迹（上图）。在古埃及的壁画中，已经出现了罹患脊髓灰质炎的人物形象（下图）。

在甲骨文当中，已经有“疫”字出现。中国古人已经对不同季节的流行病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如在春天容易头晕头痛，夏天易得皮肤病，秋天的疟疾和冬季的上呼吸道感染等，可见早期的人类对疾病的很多理论以及观察方法都是相通的，对疾病的某些特性都有所认识，只不过东西方发展不同，到今天有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到清末明初，西方医学的术语和概念进入中国，才有流行病和传染病这样的术语出现。

“Pandemic”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666年一位英国医生的著作中。在20世纪当中，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Pandemic”的大流行病有3次。

第一次：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

当时确诊人数将近5亿，死亡人数比较难以统计，约在1.7-5千万。

第二次：1957-1968年两次暴发的亚洲流感

史学家和公共卫生学家认为这次流感和西班牙流感在病毒上有延续性。

第三次：2009年的H1N1

在西方达到了流行高潮，但是在中国没有很大影响。中国在抗H1N1的时候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使得我们对这次新冠疫情暴发放松了警惕，以为可以像对付H1N1或者2003年的SARS一样比较有把握。

事实上在2009年H1N1暴发以后，世界卫生组织根据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学家的研究及他们排列的卫生流行病模型，推测接下来会有一次大的流行病暴发。2009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就宣布要启动大瘟疫警示，但直到2019年大瘟疫一直没有暴发。因此很多媒体包括西方的科学家就开始批评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样一个预警其实不存在，而是和经济利益融合在一起，为疫苗公司输送了子弹。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科学家、媒体包括公共知识分子的某种傲慢，以为科学已经发达到对任何疾病都可以阻挡、战无不胜，这是一个巨大的教训。

与黑死病斗争的数百年证明，疾病本身就是全球性的

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问题是，武汉得到控制、中国的疫情慢慢消亡了，但是全球情况不容乐观，第二次疫情是不是会来？

一场让欧洲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从14世纪中叶开始持续近300年。此起彼伏的疫情暴发，使欧洲大陆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有些地区甚至更多。对于它的消亡，史学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有两种不同的老鼠，黑家鼠会传播黑死病，而褐鼠不会，当传播黑死病的黑家鼠全部死掉后，留下来的是不传播黑死病的褐鼠，所以黑死病就在欧洲消亡了。今天所谓群体免疫的概念，就是由这个例子得出来的，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认为得益于当时的地区隔离制度，使疫情没有向更多的地区扩散；还有人认为是得益于封城制度，即阻止航运船只进入，当时所有从疫区过来的船只必须在阳光明媚的公海上停留40天，40天内没有病人出现，商船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国家，这样就把疾病挡在了外面。黑死病暴发以后，欧洲才开始出现焚烧尸体的做法，并对整个地区的房屋进行消毒。可见今天所有对付疫病的措施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依据。

黑死病断送了全欧洲近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 图源：新浪网

黑死病消失了300年以后，1877年，鼠疫在中国又一次出现，首先在云南暴发，到了1894年香港再次暴发，当时的香港总督呼吁全世界一起来帮助解决问题，后来法国和日本的两位科学家在患者身上找到了鼠疫杆菌。1900年和1910年，旧金山和哈尔滨都有过鼠疫的暴发。

就鼠疫作为一个例子来看，疾病本身就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因为交通便利而广泛传播的。有一本研究1900年旧金山鼠疫的著作，名为《鼠疫的全球城市影响》，在当时就已经考虑到疾病的全球性问题。疾病存在无国界传播和跨文明的特性，哪怕是今天，我们用任何封闭、阻断的方式，其实从一开始就无法阻止疾病的传播，这种传播跟国家、民族、文明都没有关系，它是和文明同生同长，和人类如影相伴的。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冠状病毒，1965年最早在英国出现。英国病毒学家David Tyrrell于1965年在《柳叶刀》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讲述了他们发现的一个特殊的呼吸道感染的病例。此后十年间，Tyrrell带着他的病毒团队一直从事相关的病毒研究，1975年5月，在国际病毒学杂志上介绍了他新的研究成果，讲述了这种主要暴发在温带地区、多发于冬季和春季的流行病，并第一次把这种表面呈冠状形态的病毒命名为“冠状病毒”。

这份资料出来，很快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梅在1999年编过一本教科书叫做《现代微生物学》，里面就已经记载了冠状病毒。所以到2003年SARS出现的时候，中国的科学家已经比较清晰地知道冠状病毒的属性和特征。至2005年，病毒学家已经在全世界发现了五种新的人类冠状病毒，可见冠状病毒伴随人类已经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污名化：病毒在他处

特朗普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其实在人类历史上这个已经不新鲜，病毒不在我们国家而在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惯常的方法，即所谓污名化。

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他带去了殖民者，也把欧洲的天花、黄热病、麻风病、鼠疫等带到了新大陆，在墨西哥暴发的一次天花几乎杀死了90%的美洲人。我们可能以为新大陆被所谓的旧世界征服，是因为枪炮武器还有文明，其实是因为旧大陆带过去的这些疾病把当地人都毁灭了。

哥伦布从美洲回来不久，欧洲暴发了一场大瘟疫：梅毒。上到国王、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被传染了。通常不道德的生活方式才会感染梅毒，因为这种强烈的道德性，谁也不愿意说梅毒是自己国家的。在梅毒这个单词出现以前，它在欧洲被叫作“法国疮”，因为第一次开始暴发是法国跟意大利打仗期间，在法国人中首先出现。法国人当然不愿意，说是意大利人传给我们的，是“那不勒斯病”。这个病在波兰叫“西班牙疮”，在西班牙又叫“波兰疮”，全部是用外国的名字，都是把污名划到其他国家去。

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其实最初是在美国的一个兵营暴发的，跟西班牙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会被冠以西班牙流感？因为当时美国军营想把这个事隐瞒下来，传到欧洲之后同样也是隐瞒。最后只有西班牙保留了完整的疫情报告，所以一直称之为“西班牙流感”。到了1993年的时候，法国最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一专家指出，这个病不是从美国开始的，而是从中国开始的，在波士顿发生了突变再传到了欧洲、传到了全世界。他给出的依据是在中国死亡人数最少，这是因为中国已经暴发过流感，在全世界流行了一圈再传到中国，中国人已经有抵抗力了，所以这个疾病应该最早是从中国开始。2006年两位香港的学者研究了这场流感中中国人死亡率低的问题，认为是中药在治疗和预防当中发生了作用。2014年又有历史学家说，是华工把这个疾病带到了欧洲，因为当时有9.6万的华工在英法边境流动。2018年，一个生物学家研究发现，中国的工人是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到欧洲的，他们不可能是这场流感最初的宿主。围绕这场流感的起源争论了整整100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疾病的污名化可以延续很长时间。对新冠病毒到底是起源于哪里，要花很长时间去了解。但也要有信心，通过实践和科学最终可以检验出这个疾病的机理。

疫情会让经济发展和全球化从此止步吗？

对于黑死病的研究大多围绕疫情在文化、思想和文学上的影响，很少有人讨论过黑死病对欧洲经济格局的影响。强调个人的价值是西方文艺复兴和欧洲人文主义兴起的一个原因，而疫病恰恰是打碎宗教信仰的一个过程。中世纪欧洲人觉得生命是上帝给的，生病是上帝对人的惩罚。然而疫病面前，人人平等，先是信教的人死了，后来主教也死了，所谓神对人的惩罚这样的认识也就破产了。

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主要的生产模式一直是庄园主经济。黑死病的肆虐，使穷人、农民相继死亡，土地无人耕种，之后庄园主也死了，留下来的是大量无人继承的庄园、教堂、土地。活下来的人占据了这些财产，他们发现如果按照原有的方式招工人，因人口大量减少导致工资变得很高，于是就想办法通过发展科技寻找可减少劳动力的生产方式，从而推动了科技发展。

英国学者做过一个统计，1359年之前英国工农的工资曾有一个阶段性的暴发，之后则下降了。因为技术改变了劳动力市场。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生活状态，活下来的一小部分人突然继承了大批的财产，使得享乐主义兴起，手工业、奢侈品、超前服务的模式就出现了，都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

根据宽街霍乱传播事件所绘制的漫画

再看一个和房地产相关的例子。1854年时伦敦暴发了一次霍乱，疫情主要发生在一条名为宽街的街上，一个月内死亡人数达到660人。按当时的医学知识，医生认为是空气中弥漫着毒气导致了这种恶性传染病，而一个严谨的律师斯诺做了调查，他把死亡人数分布最多的地方画成一个圈，发现这里共用一个供水系统，他得出结论霍乱是通过水源传播的，他要求伦敦政府把这个地区的水泵关掉后，疫情便逐渐得到了控制。2020年，英国经济学家对此地区的房地产走势进行数据化研究后发现，哪怕是疫情结束以后，这个红线区的房地产走势和外面的比较起来，价格始终上不去。

科学家对于疫情的国际间合作

科学家对于疾病的这个国际间的合作大约是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形成的。形成科学家的国际间的合作，有一个基本的生物学的或者医学的背景，基于西方的医学家和科学家对疾病病因的探索和认知，当时科学家已经意识到疫病的传染性，但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导致传染，一直秉持17世纪末形成的“瘴气说”，即污秽的空气和环境是致病也传染疫病的原因。但科学家们发现，全世界有着各种不同的疾病，有些在西方世界已消失的疾病在东亚地区重新出现，在非洲大地还有诸多不为人知的疾病。因此科学家开始在全世界去寻找不同的疾病，去了解各种疾病不同的特性。

在1860－1864年间，德国医生赫兹(August Hirsch 1817-1894）在科学家全球寻找疾病的前提下，编制了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叫《历史地理病理学手册》，首次按年代和区域描述历史和地理上有影响的疾病分布。该书从宏观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地理学的角度开创了疾病史的研究。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单靠个人是没有办法来完成的。那么，他依靠的所有的资料从哪里来呢？他的资料来源是活跃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博物学家、医生、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旅行者、传教士和军医。当他们的足迹遍布全世界的时候，他们把收集的资料汇总过来给赫兹，供他编辑这本《历史地理病理学手册》。从而使一这部书从时间上，要上溯到古代，从空间上甚至要扩展到整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就比如说麻风病学，他就谈到在古代和中世纪的麻风病的情况，然后他的空间的分布也包括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的这个情况。

中国在这个世界科学家协作共同体中是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的，当时中国拥有大量的传教士、医生。历年来他们在中国遭遇了诸多他们并不常见的病，当时在上海一位叫哲马森的医生向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提出，应该充分利用遍布在中国沿海各个港口中传教士和医生的有利条件，布置他们收集当时暴发流行病的信息，由海关组织编辑一部定期的医学报告——《海关医学报告》，搭建一个疾病交流的信息平台，借此把一些疾病的资料给全世界共享。

这张地图是1870年代，在中国的医生绘制的地图。这个地图讲了当时在亚洲地区暴发的疾病，当时帝国海关资助了这项研究。再通过这些流行病的资讯画出一个亚洲地区包括中国流行病的表格以及以上的图，再汇总起来传到欧洲科学家手中。这是一个全球科学家的合作，后面一定要有funding或者trust，没有资助和信任，这样的工作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从19世纪开始，就形成了全球科学家的共同体，共同来研究疾病。洛克菲勒基金会就资助过很多的疾病研究。20世纪初期，在煤矿工人中发现了一种钩虫病。洛克菲勒基金会便拿出一笔基金，宣布全世界的科学家可以去申请钩虫病研究，所以在1930-1040年代，世界的科学杂志当中突然出现很多钩虫病的相关论文，这就是得益于这笔最早的全球基金的支持。世界科学家的合作，并不是说只靠呼吁一下就可以完成，而是需要资金投入。

针对刚才提到的疑问因为新冠疫情暴发，会导致全球化的终结，可能吗？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疫病的研究，必须要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合作才能完成。我们现在看到，最近所有关于疫病的研究都已经通过视频联系，像今天通过视频就可以跟大家沟通，这是在隔离当中都可以进行的。尤其从疫病的全球化来看，只有通过世界科学家的通力合作才能对付疾病。如同法国当代哲学家南希说的：“作为瘟疫，冠状病毒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全球化的产物，它是一位活跃、好斗且高效的自由交易者，能够清晰地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和趋势。”

作者简介：高晞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学大百科全书 医学史卷》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