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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北京的道路:青年赫德在中国的冒险
原创 庄秋水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庄秋水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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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岁的爱尔兰青年来到了香港。他的第一篇日记写于1854年8月27日,这份日记一直记到他离开中国为止。他每晚检查记录一天是如何度过的,反思过错,然后找到改正的方法。年轻的赫德日益展现出影响他一生的品质:高度的自制力。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让人倦怠的热带酷暑中,抓紧时间学习汉语。
他的下一站是宁波。赫德被任命为宁波领事馆见习翻译。从香港到上海的航程很艰难,由于风暴肆虐,原本只需要一周的路线,赫德乘坐的商船走了三个星期。这个年轻人更加犹豫不决。“今晚我可以说已下定决心,决定明年回爱尔兰去,到家乡做一名律师。如果我每月省下40元——我将会有520元或180镑5先令。这足够我乘二等舱回家,还可剩下5先令。”他在日记中倾诉内心的煎熬,相信自己将很快离开这里。满怀乡愁的赫德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不再适应家乡的生活。
赫德(右)在上海,他和自己未来的命运擦肩而过。在这里,他结识了阿礼国、李泰国和威妥玛。未来这些人会在他的事业上升期影响深巨。一年多之前,这个通商口岸爆发了一次暴动,由此催生了一个在近代影响力巨大的机构。小刀会占领上海之后,上海的海关瘫痪了,而外国人必须要交税,货物才能上岸。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领事们提议,成立一个三方组成的税务监督委员会,各自出一名税务司,先代收税款。李泰国被委任为代理人。
十天后,赫德离开上海,到达宁波。
位于浙江北部的宁波,在1843年成为通商口岸。这里与香港、上海这些口岸城市完全不同,是财富和保守主义的中心。虽然已经是通商口岸,但和贝尔法斯特那样一个工业和资本有所积累的城市,差距还很大,还处于和世界隔绝的状态。从爱尔兰寄到宁波的信件,往往要在路上走上三四个月。赫德1854年8月3日从香港写给家里一封信,第二年2月15日才收到回信。
他想念爱尔兰。“几天前我看见一只知更鸟,胸脯上有一点红; 不过在别的方面——在跳跃方式上,在长着独特的眼睛方面,在地上站立的姿势上——它与我们爱尔兰鸟相似。”“晚上都花在想家上—— ‘家,甜蜜的家’:想到我在这里的寂寞和没有朋友的滋味,我常常很悲哀。” “我的用人端着一个小小的中国木盘进来,盘内是一个极小的茶壶、糖罐、奶油罐、茶杯和两片饼干。他把盘子放在茶几上,一句话也没说。他为什么要说呢?他得用中国话,那我不懂,而我得用英语,他同样也不懂。于是他走了,我又是孤身一人。”
他计划着攒钱回家,重新规划人生:“如果像密妥士先生暗示的, 管理邮政能得四十镑或五十镑,我至少可有一百镑,这就够我绕过好望角回家的了。我要是在1856年3月底到家的话,我就能在那年的7月会议上被提名,转到英国学校学一年,在1856年攻读文学硕士, 在1857年二十二岁又五个月时,成为正规的传教士出去旅行,或者如果我想成为法律事务所代理人,在1859年二十四岁时就能开始执行业务了。”
赫德来到宁波时,这里只有二十二个外国居民。传教士们占了这个外国小团体的大多数。他们愿意接触中国人,为上帝收获灵魂。他 们抚慰了这个孤独的年轻人。
“晚上和丁韪良先生一起喝茶,柯宝德夫妇和夸特曼先生都在那里。丁韪良给我一本官话本的《马太福音》。”比赫德早四年来到宁波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住在宁波旧城的一间老房子里。他是赫德了解中国的老师。赫德和他一起喝茶、散步、做礼拜。从他那里,赫德借阅了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和中国传统典籍。
赫德在日记中写道:“掌提汉语和中国文学比什么都困难,但是, 我决心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每当从领事馆附近乘船渡河,和中国人相遇时,他总是微笑致意。人们开始认识这位“赫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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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阿姚的中国姑娘闯人了赫德的生活。这段恋情让他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日后,赫德毁掉了记录两人交往年份的日记。但这段亲密关系和三个混血子女,或许让他与中国的命运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纽带。
后来,当他决定娶英国姑娘赫丝特•布雷登时,他向她交待自己的感情经历:“1856年,我和所有未婚男人一样,到了该结婿的时候,差点结了婚……但那位年轻女士的父亲认为我不够富有——这件事如同当头一棒三个月后,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我也很快从打击中恢复过来……终又沉沦放荡生活,每每想起此事,我都会自我鄙视……”但是他隐瞒了和阿姚的这段感情经历。
几十年后,由于私生子风波,赫德曾写过一则声明,对自己这段感情做了总结,他说:“她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年轻姑娘,举止得体, 但我们没有结婚,她也不是我的妻子,她的孩子为非婚生子女。”他和赫丝特所生的儿子,是他唯一合法的儿子和爵位继承人。
私生子幼年和阿姚同居的那段岁月,可能是赫德一生中在两性关系上最惬意的时光。限于当时的现实和观念,他不可能娶中国女人为妻。他的一位上司视中国情人为妻子,在外国人群体中备受嘲笑,影响了仕途升迁。
无论是在两人分手十年后,还是四十年之后,他对阿姚的评价都让人觉得当年这段感情一定非常浓烈。“安娜(赫德和阿姚的女儿) 非常像我1857年第一次见到的她母亲的样子,只是她母亲没有雀斑。……她母亲是人们能想象得出的最可爱、最有理智的人。”
这段浪漫关系从1857年一直持续到1866年。三个私生子女被带回英国,由金登干托付给一个英国家庭抚养长大。后来,赫德只在照片里见过这三个“被监护人”。
私生女和阿姚的这段感情,缓解了赫德精神上的孤独和生理上的压抑。在此之前,他的日记里面满是摇摆不定、孤独难耐,经常打定主意要返回爱尔兰。是阿姚让这个年轻的男人变得成熟,安定下来。贝尔法斯特渐渐成为了一个背景,赫德成为一个能干的领事馆工作人员,和各方面都相处得不错。他的情感天平倾向了中国。“我是站在中国人一边的,我一定尽最大可能帮助他们。”他在日记里吐露心声。
后来,当他成为总税务司住在北京后,他的中国上司和同僚一度希望他娶个中国妻子,这样这个外国人就彻底在中国扎下了根。赫德的邻居是一位退休的中国官员,他有两个年轻的、能够读书写字的女儿。有一阵,赫德似乎对这两位小姐兴趣浓厚,经常和她们隔墙聊天。
“昨晚跨过围墙同李姐姐(拼音书写)在月下闲谈,我向女孩子们问候致意。”“今晚同自己又有一次‘令人愉快’的战斗:我知道女孩子们出来在院子里,我要到她们那里,但是终于没有这样做。”他抵御住了这种本能的激情。最后还是遵循常规,在1866年回国娶了一位英国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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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每天花六七个小时学习汉语。他一边熟悉中国,一边旁观中国人对外国人慢慢集聚的对抗情绪。令赫德吃惊的是,那些善良和顺的中国人,一旦被愤怒和仇恨驱使,便会变得激进暴烈。
1857年夏天,作为通商口岸的宁波,发生了一场当地人针对葡萄牙歹徒的风波。在宁波的外国人,都面临着被冲击的危险。赫德躲在房间里,枕头下放了一把手枪。窗户整晚开着,赫德准备一旦情况紧急,就跳窗户逃走,然后步行去上海。还好,结果是虚惊一场。
1858年,赫德被调去广州领事馆做翻译,他的年薪涨到了1500英镑。那时,广州被英法联军攻占,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掳去了印度。两年后,赫德被任命为粤海关税务司,薪水涨到了2500英镑。
“现在,1863年7月,我的年薪为3300英镑都不止。真是可观呀!过去四年中,我寄回家给父亲的礼金达到3094英镑15先令10便士,给妹妹和表兄弟姐妹的数额也有461英镑12先令3便士,总共是3556英镑8先令1便士。”当年离家的年轻人,成了能够支持家庭的骄子,他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赫德平步青云,完全超出了他自己的期待。这个精明的年轻人抓住了每一个机会。
1861年6月15日,在如今北京东城区的一条小胡同里,赫德首次见到了恭亲王奕䜣。
“亲王就海关事务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而且说,他(赫德先生)一定会因这看来是非常简单的问题而觉得他近乎幼稚了;但实际情况是直到后来,他不仅完全不了解这些专门事务,而且也完全不了解一般商业事务。当时的事态发展迫使他担任了目前的职务。但除了消遣以外,他很少真正过问。”英国使馆的一位医生芮尼,颇有历史学家的敏感,他记下了当天赫德在餐桌上的聊天内容。
总理衙门是清政府这一年刚设立的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二十八岁的奕圻被兄长咸丰皇帝任命为主管的王大臣。几个月后,8月22日,咸丰皇帝死在热河行宫,奕圻和兄长的遗孀、新皇帝的生母慈禧,联合发动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铲除了已故皇帝安排的八位顾命大臣。奕沂由此成为帝国最有权力的大臣,他的合作者慈禧太后则成为最大受益者,此后掌提清帝国最高统治权力近五十年。
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年轻人谈得颇为投机。赫德准备了翔实的文件和统计资料,以备接管总理衙门不久的年轻亲王垂询。许多人认为这一天标志着赫德作为一个主要角色登上了中国的舞台。这时候,赫德只有二十六岁。从离开北爱尔兰到走进中国的政治心脏,他只用了七年。
赫德站立工作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赫德差不多每天到总理衙门,和大清官员开会、闲谈。奕诉谈论了一系列敏感问题,赫德感觉到帝国高层对他的信任。有一天早上,他在大臣们上班之前就到了总理衙门,发现恭亲王已经到了,正在准备呈送给皇帝的奏折。在等候文祥和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时候,两人开始闲聊,谈到吃同类的动物,烈性的大洋马。恭亲王对赫德穿的西装很有兴趣,觉得那些口袋太实用了。
6月30日,赫德辞行时,奕沂称呼他为“我们的赫德”。原本陌生的外国青年得到了大臣们的认可。“赫德先生有准备地提出了用以支持开明见解的文件和数字。他通过书面形式和往往长达一整天的谈话使文祥掌握这些材料……恭亲王本人变得极为友好和殷勤。赫德先生的诚实和率直所留下的印象如此良好,以至他被敦促留在北京,以便协助清政府处理这些问题。但是他不得不出发照料各口岸事宜,待巡视各口岸后再回北京。”英国公使在报告里盛赞赫德的成就,“给予一个三年前还可能被北京看作是‘蛮夷’的人如此的地位,这样异常的变化,其全部意义在远离北京的地方是很难理解的。” 夷夏之防一旦撤去,在帝国亲王眼里,他就是一位“驯顺”的外国人。如果有一百个赫德就好了,就可以去放手改革!
事实上,六个月前,英国公使馆建议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进京,恭亲王之前觉得海关总税务司级别太低,不愿意见李泰国。如今,他对赫德却印象极佳,很信任他,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他被任命为署理总税务司。
两人都是大英帝国的翻译官,不过李泰国学习汉语比赫德更早。李泰国的父亲是广州前领事,他也比赫德更早地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国官员。但是两人的性格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在中国的命运迥异。李泰国是典型的英格兰人,他虽然创立了海关的基本制度,但为人傲慢又自负,做事一板一眼,也不能发自内心认可自己大清雇员的身份。用赫德的话说,“他缺乏机智,他办事独断独行,这些都使人感到不安全和不稳定。”而赫德是一个爱尔兰人,爱尔兰是大英帝国的边陲,他没有那种普遍的傲慢和自大。
在中国的七年时间里,赫德观察、学习权力运作的机制;和包括阿姚在内的中国人的交往,也让他可以去体会中国人的情感模式,了解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尊严和忠诚。他这种努力并不被所有外国人认可。1868年,北京的《北华捷报》饥讽赫德:“他的感情已完全是中国式的, 和中国人一模一样了。”他的一位下属后来也评价他善用中国方法:“由于长期在中国,与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关系密切,大家都指出总税务司有意无意地倾向于运用中国方法。”
1863年夏天,有两个月的时间,赫德泡在总理衙门,和大清帝国的高级官员们讨论如何征税,如何管理对外贸易。这些讨论会让这个年轻人深人到帝国的统治肌理。同时,他和李泰国也要跟总理衙门商议阿思本舰队的相关事宜。清政府委托李泰国组建一支舰队,来对付正在叛乱的太平军。李泰国和舰队司令阿思本的合同遭到了完全否定,大清无法接受一支李泰国控制下的舰队。夹在任性的上司和大清雇主之间,赫德左右为难。
“把所讲的话告诉了李泰国,看来他认为满意,但是他的忧虑和猜疑不断地占上风,他的命令式的口气又来了,这是我非常憎恶的。啊!这可真是艰难的工作,但愿我知道怎么办。”“他们所关心的是体制,这是一个相当难译的词语,意思是国家的尊严。他们担心李泰国的计划会有损于中国的尊严。”“李泰国今天说,他再也不能容忍他所受的待遇了,他要辞职,或者参加领事馆工作,或者回国,我劝他更加平心静气地思考一下这件事情,还劝他考虑到这样一点,那就是他现在提出的所有要求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我说,只有双方都让步,事情才能有进展。”“事实上,是李泰国使他们警惕起来了!我敢说,今后他提出的任何事情,没有一件不会引起很多猜疑。英国人的直截了当的方式不是用来对付中国人的方式。你得用他们自己的手段去对付他们。”
赫德比他的上司李泰国更了解中国,更懂得这个国家的官方意识和当权者关心的问题。1863年的11月15日,总理衙门正式宣布解除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并解散阿思本舰队,用金钱打发了李泰国和阿思本。就在同一天,恭亲王命令由赫德出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
今晨我正坐着吃早餐,忽接道台的名刺,他给我转来了总理衙门的公函,信封上写着致“总税务司”。我照常吃早餐,然后按常例念《圣经》做早祷。
11月29日这天,赫德在日记里这样记述。这位热衷于名位的爱尔兰人,此时倒有点装模作样,表现得似乎极为轻松,一直等到吃完早饭,做完祷告才打开公函。那是因为他一点也不惊奇,文祥早就已经告诉他,署理的官员可以成为正式官员,他也接到了李泰国的信,提到自己被免除职务,由赫德接替。
夹心人赫德从前任那里吸取了教训。“我为李泰国感到十分惋惜,因为他长期为中国人服务,而且我认为他办事始终非常认真,在他所办的一切事务中都努力工作,他相信他是在为所有有关人员的最大利益而工作。但是认真的行动需要辨别力和实地判断能力,以及机智和对掌权人的理解。他缺乏机智;他不替中国人考虑的时候;他以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断送了日后经营规模的扩大。”
在12月24日这天的日记里,赫德给自己定下了七项任务。
我必须迅速使新关更趋完善,配备好的税务司,好的办事人员,让他们全都工作得宜……
我必须知道有关中国人、沿海省份、租税和关税的更多情况——因为这一切对我很有好处,使我自己免得落入“圈套”。
我必须努力尽我所能,影响中国人,唤起他们对待外国人更为友好的情感,处事正确;以这样的方式,辨明是非,并且使和平获得保证。
我必须尽力弄清我们西方文明的成果中,哪些将对中国最为有利,通过什么方法最有希望使这些变革得到引进。
此后,他在总税务司这个职位上,确实一直在努力达成这些目标。
《通往北京的道路》1864年1月19日,应淮军领袖李鸿章的请求,赫德离开上海, 去昆山和苏州寻找戈登。这位帮着大清剿灭太平天国的外国常胜军首领,不满淮军领袖李鸿章诛杀投降的太平军首领,将其视作对自身荣誉的莫大侮辱(他担保了投降的太平天国诸王),不愿意重返战场。赫德不得不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他们穿行于迷宫似的水道,途经战火席卷过的村庄。
在赫德的斡旋下,李鸿章愿意独自承担处决投降者的责任,让戈登回去作战,戈登则保住了他的荣誉——他对此一无所知。在以后的很多年里,赫德一直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担当调停者的角色。而这次和李鸿章打交道,也让他发现了这位官员和其他人不一样。日后,他们俩将成为推动大清进步自强的同盟。
本文收入《通往北京的道路》(万卷出版公司,2020年4月版),同名纪录片正在爱奇艺同步播出。
原标题:《通往北京的道路:青年赫德在中国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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