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病毒相比，日本的政治本身就像一场自然灾害

从“钻石公主号”到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日本的疫情形势逐渐恶化。截至13日，首都东京的确诊人数已突破1300人，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7404例，其中137人死亡。

在防疫封锁，恶劣的天气状况和接连不断的讣闻下，正实施“外出自肃”的城市街头也似乎也被低气压笼罩着。

3月29日的东京街头，恶劣的天气也让街上人潮大量减少。 图／美联社

尽管4月7日傍晚安倍政府正式发表了“紧急事态宣言”，呼吁国民进行配合，避免不必要的外出，但网友纷纷对此提出质疑，“对于人身自由、交通运输没有强制力的紧急事态措施，能发挥多少作用？”，不断攀升的单日确诊人数也引发了人们对政府防疫能力的争议。

日本紧急事态将为期一个月，涵盖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大坂府、兵库县和福冈县7个生效区域，实施时间为4月8日零点至5月6日。图／美联社

种种情况，不禁让人想起9年前的日本。2011年3月11日这一天，当一场史无前例的强震摧毁了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后，幸存者依靠社会的集体意识和坚忍意志渡过眼前的难关，他们似乎一开始就对官方的救援不抱希望。今天的日本民众看着屏幕另一头的安倍，似乎也抱持着同样的心理。

12日安倍在网上分享的一段居家视频引发争议，日本网友：“看了只叫人生气，明明什么问题都还没解决。”

（下文选自《巨浪下的小学》卫报书评：除了地震海啸，日本的政治也是一场自然灾难  原文/堀田江理）

《巨浪下的小学》
作者: [英]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出品方: 新经典文化

在日本，糟糕的政治也被看作一种“自然灾难”，一种“普通人无法干预的集体的不幸”，只能“无助地接受它、容忍它”。

日本东北部气候恶劣又远离日本中心，一直被看作整个国家的落后地区。伴随这一看法，人们对东北部人民普遍带有贬义的刻板印象——沉默寡言、冥顽不化，还有点神秘莫测。他们很少表达自己的心声，往往咬紧牙关、压抑情感，在阴郁的沉默中做着自己的事情。2011年3月，灾难袭击东北部沿海社区，伴随9.0级大地震而来的，是海啸和福岛核电站反应堆的泄漏。即使灾难发生，东北部人民仍十分隐忍、咬紧牙关坚持到底的品质令人尊敬。

有关灾区的新闻报道称赞东北人民的坚韧。许多幸存者失去了一切，却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克制。他们毫无怨言，在临时疏散中心有序地安顿下来，排队领取发放的食物，照顾体弱者和受伤者。旁观者都认为东北地区在应对灾难方面非常成功。

排队领取救灾物资

然而，理查德·劳埃德·帕里的书提醒我们，我们对这个地区及其人民先入为主的印象并不准确。在灾后生活的有序表象之下，还隐藏着现实的其他方面。劳埃德·帕里是《泰晤士报》驻东京记者，他多次前往日本东北地区，只为了解那里正在发生什么。最终，他向海啸受灾地区投去充满同情又发人深省的一瞥。这场海啸造成的伤亡人数占当天总伤亡人数（18500）的99%，是长崎核爆炸以来日本人员伤亡最严重的一次灾难。书中一个接受采访的女人表示，他们不仅是生活发生了变化：“我是指我们脑子里有东西不一样了。那天以后，每个人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劳埃德·帕里试图走入这些人的内心世界，但相比于“出现问题”，他发现了许多不同层次的悲恸。他看到“每个人的悲伤都不一样，由于每个人的损失不尽相同，悲伤也存在细微的差别”。能否尽快找到并安葬家人的尸体，也决定了人们悲伤的程度。而那些一直没有找到家人尸体的幸存者，则开始寻求灵媒的帮助，希望能确定尸体所在的位置。

灾后的东北地区满是幽灵，许多报道称有人看见了幽灵。一些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场海啸带走了许多人的生命，他们还没准备好放弃尘世的羁绊。到处都流传着灵异故事：一个死去的女人去老朋友的临时住所拜访，并坐下来喝茶，离开后，她坐过的那张垫子都被浸湿了。一个出租车司机载了一位乘客，但他要去的地方早已不存在，而且在半路，司机便发现坐在后座的乘客不见了。

人们是否相信这些超自然现象并非重点。一个佛教僧侣驱散了许多死于海啸的幽灵，他认为，重点不是这些幽灵到底是真是假，而在于人们确实相信他们真的看到了幽灵。东北地区的“幽灵问题”变得十分普遍，大学的学者开始为这些故事编目，基督教牧师、日本神道教和佛教的僧侣也“不断地被叫去驱赶怨灵”，这些幽灵在极端情况下会附上生者的肉身。

在劳埃德·帕里的书中，还有另外一类游荡在灾区的幽灵——日本社会各个层次的政治失败。从村子里的社区和当地官员，到县政府、中央政府，都没能对灾难做出充分的反应。大川小学就是这种政治失败的最佳象征。如果将这本书看作一部构思精巧的犯罪小说或心理剧，那大川小学的故事就是它的核心推动力之一。

我不想过多透露这个令人着迷的悲剧故事，只想说在灾难发生当天，有9所学校被海啸袭击，共75个孩子在学校丧生，其中的有74个就来自大川小学。这个丧生率令人困惑，家长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毕竟在警报发布和海啸来临之间，其他学校的孩子都有充足的时间撤到更高的地方。官方一直没有给出统一的解释，似乎也不愿彻查此事。在悲伤愤怒之下，一部分家长决定反击，对市、县政府提起诉讼。

家长的问责只换来冷冰冰的鞠躬与道歉

但这些家长还要面对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幽灵——一个强大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幽灵。在19世纪日本追赶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这一意识形态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它将人民看作国家的公仆，那些批评官方的人或被看作制造麻烦的人，或被看作应该受到排挤的自私的闹事者。尽管在二战中推行这一意识形态的官僚给日本带来灾难，但这一幽灵却仍然在饱受破坏的日本存活下来。劳埃德·帕里称，在这样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糟糕的政治也被看作一种“自然灾难”，一种“普通人无法干预的集体的不幸”，只能“无助地接受它、容忍它”。最显而易见的危险在于人们不再发挥个人判断的力量，这便造成了致命的盲从。书中的老人在海啸警报发布后将车停在山上，之后又顺从地走到山下的疏散中心集合，结果被海水吞没，就是这种盲从的最好证明。有人会说，那些使东北人民成为模范疏散者的品质，如遵守秩序、宽容度高、不发牢骚等，也妨碍他们成为积极的民主公民。

然而，困难也可以激起一个人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的欲望。如今已鲜有人记得，历史上的东北地区曾奋力争取过民主。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刚刚起步的日本公民社会正在考虑采用何种宪法， 经历了60年代内战在东北地区造成的贫穷、滞后和血腥战败的东北思想家进行了一场草根辩论，他们讨论了诸多社会话题，从是否应该立女王，到新闻自由，再到如何让东北这样的落后地区融入日本社会。他们当时辩论的许多话题与当今社会仍然息息相关。

在所有由东北地区激发的民主运动中，《五日市宪法》仍然值得注意。这是一份1881年由东北人千叶卓三郎起草的宪法提案。一半内容都与人民的权利相关。千叶在31岁时去世，而他的提案直到90年后才在一个无人留意的档案中被发现。如今，东北地区以及整个日本都应该在千叶这样的改革者身上寻找变革的灵感。

堀田江理（Eri Hotta），生于日本东京，先后在日本、美国和英国接受教育，并先后执教于牛津、东京和耶路撒冷，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著有《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Japan 1941:Countdown to Infamy）、《泛亚洲主义与日本的战争：1931-1945》(Pan-Asianism and Japan’s War 1931-1945)等。现居美国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