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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萨特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西蒙娜·德·波伏瓦

2020-04-15 11:33

文化课 >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

1980年4月15日，让-保罗·萨特在法国巴黎去世。萨特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主要作品有：《恶心》（1938）、《存在与虚无》（1943）、《苍蝇》（194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等。

在上海译文2019年出版的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对谈录《告别的仪式》中，波伏瓦记录了萨特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与大家分享。

《告别的仪式》

“就这样吧，我已无能为力。所以，也没什么好难过的。”

三月十九日，星期三，我们和博斯特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谁都没有提这件事。只是在上床睡觉前萨特问我：“上午有人在《现代》说到这个谈话吗？”我说没有——这是实情。他看来有点儿失望。他本希望能找到一些同盟呢！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去喊他起床——一般在这个时候进房间都会见他在睡觉，那天却坐在床边，气喘吁吁，几乎不能说话。早些时候阿莱特在这儿时，他发作过一次所谓的“吞气症”，但为时极短。这一次却是从早晨五点一直持续下来，他连挪蹭到我的门口敲门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吓坏了，想打电话，不料电话已被切断——普依格没有支付电话费。我匆匆穿上衣服，到门房给住在附近的一位医生打了电话。医生很快赶来，他看了一下萨特就马上到隔壁房间打电话给急救服务站。五分钟后他们来了，为萨特放血、打针，治疗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他被放置在一个带轮子的担架上，推过长长的走廊。一个医生在他上方举着氧气袋供氧。他们把他推进电梯，一直送到一辆等候在门口的救护车上。大家还不知道应把他往哪家医院送，只好再去门房打电话，我趁机回他的房间梳洗一番。我想，既然已有人接手，他的病症应该很快就可以终止。我并未取消与迪恩和让·普庸一起吃午饭的约会。我动身去见他们，在关上房门的一刻，我绝未想到这扇门从此再也不会为我而开。

饭后，我还是坐出租车去了布鲁塞医院——当时我知道萨特住在那儿——我请普庸和我一起去，并在那儿等着我。我对他说：“我有点儿怕。”萨特在重症监护室，呼吸正常，对我说他感觉很好。我没有待太久，因为萨特昏昏欲睡，我也不想让普庸久等。

第二天下午，医生告诉我说，萨特是肺水肿引起的高烧，很快就能退去。他住的病房宽敞明亮，萨特以为自己住在郊区。他发烧时说起胡话来。那天上午，他对阿莱特说：“小东西，您也死了。被火化时您的感觉怎么样？现在我们俩终于死了。（阿莱特是犹太人。朗茨曼经常跟我们讲他关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电影，由此谈到焚尸炉。我们也谈到福里逊的观点，他否认种族灭绝的存在。另外，萨特是希望死后被火化的。）”他跟我说刚刚在巴黎附近的秘书（哪个秘书？）家吃了午饭。事实上，他以前从未称维克多或普依格为“秘书”，而总是叫他们的名字。看到我惊讶的样子，他解释说，医生人很好，为他提供了一辆车以便接送。他经过的郊区妙不可言、令人愉快。我问：是不是在梦中看到的？他说不是，神情中带着愤怒，我没再坚持问下去。

后来的几天，他的烧退了，也不再说胡话。医生对我说，肺部供血不足导致动脉运行不畅，所以才有这次发作。现在，肺循环已经恢复。我们打算马上去“美丽岛”，萨特十分开心，说：“是的，在那儿真好，可以忘掉所有眼前的事。”（他指的是跟维克多的谈话和后来的持续发酵。）医院规定萨特一次只能见一个人，上午阿莱特去，下午我去。我常在十点钟打电话问他昨晚睡得怎样，得到的回答总是“非常好”。他晚上睡眠极好，午饭后也会睡一会儿。我们谈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我去看他时，他一般是坐在扶手椅上吃饭，其他时间都是躺着。他瘦了，看起来很虚弱，但情绪还好。他心里盼望出院，但身体异常疲倦，也就心甘情愿地忍受目前的境况。阿莱特大约六点钟回来，看着他吃晚饭。有时，她会离开一会儿，好让维克多进来。

不久，我去问乌塞医生，萨特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他嚅嚅嗫嗫地答道：“我也说不准……他很虚弱，非常虚弱。”过了两三天，他说萨特必须要回到重症监护室去：病人只有在那儿才能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得到检查护理，避免任何意外的危险。萨特很不乐意。西尔薇来看他时，他好像在谈论一个度假旅馆似的对她说：“这儿不好。幸好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了。一想到要去那个小岛，我就高兴。”

去“美丽岛”的事，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我退掉了已经预定好的房间。医生希望把萨特留在眼前以免病情复发。不过，萨特换了一间房，比第一间更加明亮宽敞。萨特对我说：“这不错，现在我离家很近了。”他仍然糊里糊涂地以为自己在巴黎周边住院。他看起来越来越疲乏，开始长褥疮，膀胱功能也很糟糕。医生给他上了导尿管，下床时——其实已经很少下床了，后面要拖着一个装满尿的小塑料袋。我时不时离开他的房间，好让别的客人进来——博斯特或朗茨曼。这时，我便去候诊室坐着。在那儿，我无意中听到乌塞和另一个医生交谈时说到了“尿毒症”这个词。我明白了——萨特已经没有希望。我知道尿毒症常带来可怕的疼痛。我抽泣起来，扎到乌塞的怀里：“请您答应我，别让他知道自己要死了，别让他焦虑，别让他有痛苦！”医生沉重地说：“夫人，我答应您。”过了一会，我回到萨特的房间，他又把我喊了回去。在走廊里，他对我说：“我希望您知道，我答应的事不是随便说说，我说到做到。”

后来医生对我说，他的肾因为没有供血，已经不能运作了。萨特仍能排尿，但无法排除毒素。要挽救肾，本来可以动一次手术，但萨特已无力承受，而且那样的话大脑里的血液循环也会受影响，导致大小便失禁。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让他平静地死去。

以后的几天，他没有遭受很大的痛苦。他对我说：“早上护士处理褥疮时，我有点儿不舒服。别的都好。”“褥疮”看起来真可怕：一片片大红大紫的创面（幸好他看不见）。实际上，由于缺乏血液循环，坏疽已经侵蚀了他的肉体。

他睡得很多，但跟我说起话来仍然神志清晰。有时，人们会觉得他仍然希望痊愈。在最后的时日里，普庸来看他；萨特跟他要了一杯水，愉快地说：“下次咱们一块儿喝酒，在我家，喝威士忌！（乔治·米歇尔的话大体准确，但他认为这是萨特最后的话，却弄错了。）”但第二天他问我：“葬礼的费用怎么办呢？”我当然竭力反对，把话岔到住院的花销上，向他保证社会保险机构会出这笔钱。然而，我明白他知道自己大限已到，并不为此而慌乱。他唯一的担忧就是最后这些年让他烦恼的事情：没有钱。他没再坚持，也没问我关于他健康的问题。第二天，他闭着眼握住我的手腕说：“我非常爱您，我亲爱的海狸。”四月十四日，我来时他还睡着。醒来后，他没有睁眼，却对我说了几句话。然后，他把自己的嘴唇给我。我吻了他的嘴、他的脸颊。他又睡了。这样的话语和举动在他身上是极为少见的——显然，他已预见到死亡的来临。

几个月后，我日夜盼望的乌塞医生告诉我，萨特会问他一些问题：“最后会怎么样？我身上会发生什么？”然而，让他担心的不是死亡，而是他的脑子。他当然已经预感到死之将至，但并不如何焦虑。乌塞说，他“忍了”；或者，就像乌塞自己纠正的那样，他“认了”。医生给的欣快药也许起了镇静作用，但更重要的是，除了半瞎状态刚开始的时候，他总是隐忍以行，从容承受着发生的一切。他不愿意用自己的烦恼去烦别人。命运面前无计可施，任何抗争看起来都毫无意义。他对孔塔说过：“就这样吧，我已无能为力。所以，也没什么好难过的。（《七十岁自画像》。）”他仍然热爱生活，但死亡他也不陌生，即使活到八十岁也是这样。他平静地迎接死亡，一点儿也不大惊小怪；他对周围的友谊和感情心怀感激，对自己的过去感到满意：“该做的，我都做了。”

乌塞跟我明确道：萨特经受的苦难不可能影响病况，但强烈的情感刺激却会随时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不过，思虑和不快，如果能及时稀释，不会使万恶之源的脉管系统产生什么问题。他又说，脉管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越来越糟，最多两年，大脑就会受到严重侵蚀，到时候萨特将不再是萨特。

四月十五日（星期二）早晨，我像往常那样问萨特睡得好不好，护士答道：“是的。但是……”我立刻赶了过去。他好像睡着了，但呼吸得很用力，显然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从前一天晚上到现在，他一直是这样。我守了几个小时，看着他。六点左右，我让位给阿莱特，要她一旦情况有变就打电话给我。九点钟，电话铃响了。她说：“完了。”我和西尔薇来了。他看上去还是那个样子，但已不再呼吸。

西尔薇通知了朗茨曼、博斯特、普庸和豪斯特。他们立即赶来。医院允许我们在房间里待到第二天早晨五点。我让西尔薇去拿些威士忌，一边喝一边谈着萨特最后的时日、从前的往事，以及有待处理的后事。萨特常对我说，他不想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他母亲和继父之间，他希望火化。

我们决定暂时将他葬在蒙巴纳斯公墓，再送到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他的骨灰将放置在蒙巴纳斯公墓的一个永久性的坟墓中。我们守在他身边时，记者们已将医院小楼包围起来。博斯特和朗茨曼出去要求他们离开。记者藏了起来。不过，他们没能走进来。萨特住院期间，他们也尝试过拍他的照片。有两个记者还伪装成护士想混进房间，但被赶了出去。护士很有心地拉上窗帘、放下门帘，以保护我们的隐私。然而，还是有一张萨特睡觉时的照片被拍了下来，可能是从邻近的屋顶上偷拍的；这张照片发表在《竞赛》上。

有一刻，我要求留下来和萨特单独待一会儿；我想钻进被单，挨着他躺下。一位护士阻止了我：“不行。小心……有坏疽。”这时，我才明白所谓褥疮的真正性质。我在被单上躺下，小睡了一会儿。五点，护士们进来了。他们在萨特的遗体上又铺了一条被单和一块罩布，带他走了。

后半夜我是在朗茨曼家过的，周三也在他家。后来的几天，我在西尔薇家住，这使我免于电话和记者的骚扰。这天，我见到了从阿尔萨斯赶来的妹妹，还有一些朋友。我翻看报纸，还有纷至沓来的电报。朗茨曼、博斯特和西尔薇操办了一切事宜。葬礼先是定在周五，后来改为周六，以便更多的人参加。吉斯卡尔·德斯坦派人告知，他了解萨特不希望为自己举行国葬，但他愿意提供安葬费。我们拒绝了。他坚持要向萨特的遗体告别。

周五，我和博斯特一起吃午饭，想在安葬之前再看一眼萨特。我们来到医院的大厅。萨特已被放进了棺材，身上穿的是西尔薇买给他看歌剧的衣服，这是我住所里他唯一的一套衣服。西尔薇不愿意上他家找别的衣服。他神态安详，和所有死人一样；他面无表情，和大部分死人一样。

周六上午，我们重聚在医院大厅。萨特全身袒露在那儿，脸上没有遮盖，衣冠楚楚，面部僵硬而冰冷。在我的要求下，平高给他拍了几张照片。过了很长时间，有人用布单盖住萨特的脸，关上灵柩，带走了它。

我同西尔薇、妹妹和阿莱特进了柩车。一辆满载着各色花束和花圈的小汽车走在前面，还有一种迷你巴士，里面坐着上了年纪和不能走远路的朋友。一股巨大的人流跟在后面，大约五万，以年轻人为主。有人敲柩车的窗户——他们大多是一些拍照的人，把家伙事儿顶在窗玻璃上，希望抓拍到我。《现代》的朋友在灵车周围形成一面屏障，一些陌生人自发地手拉手筑起一道围墙。总的来说，一路上人们井然有序，群情激昂。朗茨曼说：“这是一九六八年运动的最后一次游行。”而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吃了安定，多少有点儿麻木僵硬，一心想着千万别瘫倒。我对自己说，这正是萨特一心向往的葬礼，但他已经无从知晓了。我从柩车里出来时，灵柩已经安放在墓底。我要了把椅子，在坟坑边呆呆地坐着，脑中一片空白。我看到有人栖在墙上，有人栖在墓上，影影绰绰的一片。我站起来要回到车里去，只有十米远，但过于密集的人群让我觉得自己要闷死了。我与从墓地三三两两返回的朋友一起再次来到朗茨曼的家。我休息了一会。后来，因为不想彼此分开，我们一起去泽耶尔家独立的厅房吃了晚饭。当时的情况我都不记得了。我好像喝了很多酒，下楼梯几乎要人抬着。乔治·米歇尔把我送回住处。

以后的三天，我住在西尔薇家。周三上午，萨特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我心力交瘁，已然没法前往。我睡着了，而且——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从床上掉下来，在地毯上坐了很久。西尔薇和朗茨曼从火化场回来，发现我已满嘴胡话。他们把我送进医院。我得了肺炎，两周后痊愈。

萨特的骨灰移送到蒙巴纳斯公墓。每天都有一些不知名的手将几束鲜花放在他的墓上。

有一个问题，事实上我从未问过自己，但读者也许会问：死亡迫近时，是否应该向萨特预告一下？住院期间，他极其虚弱，没精打采，我当时一心考虑的就是对他隐瞒病情的严重性。但在那之前呢？过去，他总对我说，如果得了癌症或是其他什么不治之症，他都希望“知情”。不过，他的情况是模棱两可的。他“处于危险之中”，但他会像自己希望的那样挺到十年之后，或者，一切都将在一两年内完结？没有人知道。任何预设都无从谈起，他也没有可能更好地照顾自己。他热爱生活。承受失明和极度虚弱的状态，已经让他不堪负荷。确切地意识到威胁已经迫在眉睫，这只会给他最后的岁月罩上一层无谓的阴影。毕竟，我也和他一样，在害怕和希望之间摇摆。我的沉默没有把我们分开。

他的死却把我们分开了。我死了，我们也不会重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曾经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久，这已经很美好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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