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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生:我在上海出版改革中的往事
1983年秋,我从中央党校培训学习回来,担任上海科技出版社社长,有5位同志共同担起科技出版社的改革及综合管理任务,一起进行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当时,我社是一个拥有350余名在编职工,近百名聘用职工,社内有30个部门的大社,但是各自为政、相互扯皮的积弊使生产运行不畅通。而当时国内科技图书市场正处于萎缩,出版学术著作、科技专著艰难之时。
要改变这个局面,我们从改革找出路。首先,在推行全员岗位责任制的基础上,将传统的“集权式”模式改造成以部门为依托的“联社式”经营管理体制。即将15个编辑室和出版、校对部门组成科学、工业、农业和医学卫生等4个编辑部;其次,把出版社所承担的各项包括社会效益管理目标,按一定的方案全面分解给各部门。此外,社里还充分发挥编辑的聪明才智,组织编辑沙龙,请他们为优化选题出点子。
在全社推行“联社式”的经营管理体制的3年多酝酿、设计和磨合过程中,我们努力实施社长负责制,理顺管理,出好各类科技书刊,努力使我社的改革工作做到出版规律、经济规律和政治思想工作规律三者统一。全社从社长到每个职工,从管理部门到编辑部门,从品种到质量,从选题到发行“人人挑担子,心中有指标”。
由于改变了经营管理体制,编辑部的中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直接管理书刊生产,实行编、印、发“一条龙”,证明“联社式”的管理体现出了大社的综合性优势。而出版社管理机构职能重点转为重点制订生产和事业发展的战略、计划、方针和政策,部署重点工程特别是教材、大型丛书和重点书计划的落实,尤其是各部具有人事组阁、选题、生产指挥和奖励惩罚等权利后,出版物能按质、按时地出版,不失信于书店,不失信于读者成了新的常态。
为了使更多的出版物走向世界,我们于1985年成立国际部。从1984年起,我们陆续选派优秀的年轻编辑到国外著名出版社进行版权和出版业务培训,这些同志回来后都充实到国际部,后来个个走上了上海各个出版社及世纪出版集团领导岗位。
那时,我社国际部业绩显著,与英、美、德、日等7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版权贸易协定。在对等的条件下,将上海科技版《计算几何》《建筑裂缝与控制》等版权也相继对外转让。国际部促进了各编辑部编辑出版优质科技图书的积极性。
1987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史无前例地出版了621 种图书,有34种获得全国和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奖;《大众医学》《人体解剖图谱》《科学画报》获得1988年上海市十佳期刊称号。年利润达500多万元,1988年出书增加到750种,把承包指标远远甩在后面,使出版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上海科技出版社不断深化改革的经验引起了同行的关注,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社长、总编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都邀请我们介绍经验。
30多年过去了,如今中国出版界已经出现繁荣似锦的局面,上海出版界也必将在新的岁月中创造出更多的奇迹。
徐福生口述 李禾禾整理
原标题:《徐福生:我在上海出版改革中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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