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殃及、招聘冻结，留美中国博士们该何去何从

不过就在一个月前，笔者的同学圈里还流传着一张留美中国博士们相互打趣的拼图。拼图由四张一模一样的油画组成，油画的内容是趴在桌上奋笔疾书的使徒保罗。让大家会心一笑的是油画边的配文：研究生(grad student)、保持社交距离的研究生 (grad student social distancing)、隔离的研究生 (grad student in quarantine)、解除隔离的研究生 (grad student after quarantine)。图片轻微恶搞，但是内涵丰富，一来，这无非是博士的自嘲群像：生活单调、缺乏社交，整天浸泡在自己的世界里与博士课题作斗争；二则，这一类贴图是留美博士生们窘迫生活的真实写照：即使被隔离了，还是要硬着头皮干活。连疫情这种洪水猛兽，似乎都影响不到与世隔绝的博士生们。3月初的美国高校即将迎来春假，想来大家心情不错，都对学期中长达十天的修整充满期待。放在当时，谁能想到一个月以后，很多人已经笑不出来，只能无奈的歪一歪嘴角了呢。

疫情如何在北美肆虐，当然无需赘述。媒体与网络上充斥着真真假假的信息，引人热议。但是关于疫情对于北美高等教育界的冲击，报道不算太多。上一波热议，还停留在对大学慌乱之中清理学生宿舍的讨论，近十余天来，则是对留学生归国正当性的你来我往。但是这些讨论，主角多是本科生、甚至年龄更小的未成年留学生们，至于因为各种原因选择留在北美的博士生与博士后群体，似乎并没有吸引太多关注。本文作者在美东地区费城的一所大学研学中国历史，在即将踏入职场的当口遭遇了新冠疫情的狙击。这里便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谈一谈留美博士们不知于何处安放的未来与前景。

“Money talks”与“Hiring freeze”

在号称追求真理、放眼人类文明的美国高等教育界，即使不能说钱是万能的（money talks），没钱也是相当麻烦的事情。作为新冠伊始便早早关闭的社会单元，美国数以千计的大学和文理学院很快陷入了财政紧张。虽然3月末美国国会已经允诺，拟拨款140亿美元帮助那些不得不关闭校园的高校挺过危机，大量高校仍感捉襟见肘。来自学生们的钱首先便指望不上了。不少学生或主动、或被动的搬离宿舍，那么他们便没有了继续支付住宿费的理由。与此同时，学校不得不对 “膳食计划” (meal plan)进行退款：这是一笔针对不少本科生，尤其是低年级本科生的强制收费，要求他们必须在校内餐厅解决伙食问题。眼看着疫情好转遥遥无期，有的调查问卷甚至显示有高达百分之二十的学生在考虑是否回到学校继续秋季学期。如果他们选择延缓回校，那么高校预算中这一部分学费的收入也就泡汤了。在全社会经济停摆的情况下，甚至会有不少学生因为家庭经济状况的考虑，不再回到课堂。

高校财政收入的另外两大部分，国家财政拨款及私人捐款，同样不容乐观，原因无需多言。不少高校视作创收项目的暑期夏令营，在现下看来，也是基本无望。但与此同时，高校仍需定额支付教职员工的薪酬，保障学校基本设施的运转，以及购买大量电子书及线上教学软件使用权限。源不能开，流无法节，高校财政压力陡增，难怪普遍认为国会的拨款是杯水车薪。在这样的危机之中，不少高校的人文精神值得肯定。有的高校继续承认临时工程合约的有效性，即使停了工，仍然愿意支付工人直到六月的相应薪酬；亦有高校深切体察博士生们的生活不易，愿意为此前并不享受医疗保险的博士生家属承担特定时期的医疗保险。不少教职员工也表达意愿，提出自降薪水，或是放弃加班津贴，以协力共克时艰。

Hiring freeze 是近来见诸纸端的一个高频词，直接翻译过来，大概可以称作“招聘冻结”。大量高校都发出或公开、或半公开（校内）的声明，宣布各院系、各行政部门的延缓或暂停正在进行和计划的招聘程序。疫情爆发伊始，布朗大学便由教务长理查德·洛克宣布，停止两个财政年度中的所有招聘。作为常春藤联盟的一员，布朗大学绝对算得上美国高校中有钱的少数，全美高校财政紧张程度可见一斑。自三月中旬开始，美国博士求职指南The Professor is in的作者凯伦·凯尔斯基在线上发起征询，号召全美各个高校的博士分享各自学校的相关政策。笔者在3月26日上线查看时，共有56个高校发出了与“招聘冻结”有关的通知；二周以后的4月12日，已经有291间高校榜上有名。这些高校遍布全美各个区域，所冻结的职位也并不限于某些专业。当然可以推测的是，医学、生命科学等专业所受影响较小，毕竟这些学科对延缓疫情“贡献较大”，而人文学科，比如笔者就读的历史学，则无疑属于那些并不用急着扩招的专业了。由凯伦·凯尔斯基主持的线上共享编辑文件可见，大量学校的措词是“无限期停止/暂停/取消招聘”，至于那些给出具体日程的学校，则多数将重新开放的日子定在了2021年。即使是为数不多、受灾不算严重地区的高校，也将冻结日期至少设置到了今年秋天。每一个新员工背后都是一笔可观的支出，美国高校在经济受到重创的情形下如此应对，也不能说让人意外。毕竟在这样的特别时期，以不变应万变是合乎逻辑的做法。

美国的高校招聘往往是一个长达数月的过程，以博士生求职为例，通常在前一年秋季提交申请材料，冬季进行第一轮电话或视频面试，春季进行校内第二轮面试及试讲，最终在3月中下旬到4月期间陆续收到录用通，知及完成聘用程序。但是在很多高校发出的“招聘冻结”通知中，往往都会出现“立即执行”的字眼。这就意味着，只要求职者在通知发出之前没有收到正式录用通知，那么便一夜回到解放前：不论程序走到了哪一步，此前数月的心血就算白费了。疫情肆虐之际，正是北美高教界招聘新人、续签合约的时节，此时的“一刀切”无疑对成千上万的青年学者造成了巨大影响，这其中，当然包括大量的中国留美博士生、博士后们。笔者身边最为极端的例子，是一位朋友在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已经得到了录用的口头承诺。然而短短几天以后，便就被告知职位取消，何时再次开放时间不明。朋友感叹人生无常，时代的一粒灰，对他来说，真的是一座山。除却求职的青年学者们，连即将开始博士生涯的学生也受到了影响。亚利桑那大学便发出通知，对于那些已经发出的博士录取，只要还没有被接受，那么这些录取便将被收回。这一举措背后的逻辑被学校发言人如是包装：“新冠疫情给我们造成了没有预料到的财政压力，我们希望给那些还没有接受录取的学生们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可以想见，接下来两年间的高校博士录取，同样会经历不同程度的比例收缩。

新冠疫情期间的哥伦比亚大学。新华社 图

如何自洽与何处安放

除却不甚明朗的前景，留美博士还需面对认同与立场的取舍。新冠疫情犹如地震，破坏了学术界努力维持的政治正确。在政治与媒体的舆论裹挟下，理性、客观、中立日渐成为一种奢望。这些天来，围绕着大家已经有些耳熟能详的政治碰撞、外交摩擦、舆论指责，社交网络上的阵营分明的相互攻伐随处可见。有的留美博士加入论战，群情激愤，鲜明的表达态度；有的尝试维持中间立场，却挡不住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标签，被逼着选择阵营；谨言慎行希冀独善其身者，也很难置身事外，默默关注的同时，多少会沾染上一些情绪。随着疫情在欧美地区的大规模爆发， 欧美社会的集体心态已经从隔岸观火发展到了城门失火，手忙脚乱之余，中国便成了很多谩骂之下的替罪羔羊。而多数以学业为重的留美博士们，大概便是顺带遭殃的池鱼。

留美博士何去何从？相信这是很多人不得不认真审视的问题。美国的高教职场原本便竞争激烈，以笔者熟悉的中国历史专业而言，每年开放的职位本就不多，数百人争夺一份工作的情况并不夸张。在每年新近毕业的博士以外，还有大量的博士后及兼课讲师等待市场消化。此番疫情席卷，情形当然愈加严峻。美国经济究竟被影响到何种程度，现在言之尚早，但若说高教界即将遭遇降温，大概没有人会反对。纵使疫情得到控制，求职市场在二年以后逐渐复苏，这期间挤压的更多待业博士，只会让重新开放的职场异常拥挤。事实上，美国高教界的“终身教职”（tenure-track）系统已经摇摇欲坠了。《福布斯》杂志新近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终身教职系统正在死去》（Tenure is Dying）。文章作者理查德·万德，俄亥俄大学经济系的荣休教授，为大家算了一笔账。他提到，在一所还不错的大学，一个终身教职体系的正教授如果每年承担六门课的教学任务的话，那么杂七杂八、来自学校的收入大约是10万美元，这其中还不算各类的医疗、教育和生活福利。如果没有重大过失，这些教授和校方的合约其实是没有期限、直到教授退休的。而在美国的高教界，并没有法定的退休年龄，因此在财政危机中，高校有时甚至要“贿赂”终身教职系统下的老教授们，让他们提前考虑退休，以减轻学校的财政压力。因为这一个体系下的教职是“终身制”的铁饭碗，学校每签下一位教授，便意味着之后的数十年间，每年会多出十数万的开销，因此越来越多的大学对聘任“终身教职”体系的科研人员愈发谨慎。相反，很多学校在“基本盘”不动的情况下，倾向于招聘“非终身教职”体系的青年学者。新近毕业的博士和博士后们苦于找不到工作，也都愿意先在这种体系下过渡。当然，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另一方面又要面临生活的不安定感：下一年自己会在何处漂泊从来都是未知数。很多青年教师已经成家，拖家带口四处奔波、或是夫妻双方长久异地的情况实在是稀松平常。这许许多多的不便，都在无形中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学者造成许多压力。

如果美国早已接近饱和的高教市场无法消化大量的待业博士，大量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在所难免。事实上，笔者身边的不少朋友已经开始做起了打算。近些年来，国内高教界的求职市场亦不算友好，水涨船高，竞争激烈。可以预见的是，作为新冠疫情的余波，大量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必将对国内学界、业界造成不小的震动。不过若是国内高教界能够消化这一大批海归的话，相信从长远来看，还是利大于弊的。留美博士与本土博士在训练方式、问题意识、学术理路上面都有不同，如果能够促成这两个群体的良性互动，相信对中国高教界的蓬勃发展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