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信威：安史之乱带来的通货贬值

盛唐钱币的购买力

唐代二百八十九年，货币经济比较衰退，特别是在开元、天宝以前的百年间，实物经济的成分很大。从货币购买力来看，安史乱前是一个低物价时期。国内太平，连年丰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盛世。安史乱后，出现了一个高物价时期，贞元以后，虽有一次回缩，但比起盛唐来，物价还是高。

李唐在建国改元以后的第四年，就废止用了七八百年的五铢钱，改用新的开元通宝，以统一魏晋南北朝以来混乱的币制，并稳定隋末以来波动的币值。这一措施，很为成功。虽然最初几年间，粮食还是贵，那是因为战争，农人少，土地荒，米谷不够，以绢计算的米价很高。后来恢复和平和生产，就出现所谓贞观之治：马牛被野，民物蕃息。这种盛况也许是大乱后的正常现象，因为经过了隋末的战乱，人口已大为减少，和平生产恢复后，谋生就比较容易了。

当时币值很高，米价在贞观三、四年（公元629、630年）的时候，是每石三四十钱，而且连年丰稔。八、九年的时候，每石四五十钱。十五年每石二十钱，十六年全国平均每斗五钱，最便宜的地方是每斗三钱。至于绢帛，在唐初多用作计算标准，太宗刚即位的时候，因米价尚贵，一匹绢只换得一斗米，后来因米价跌，在贞观五、六年以后的几年间，每匹绢能换得十几石粟。

太宗晚年，对外渐多用兵，到高宗时更频繁了。不停的战争，使人民的负担加重，结果私铸盛行。私铸必然会减重，否则无利可图。因此有大批的恶钱在民间流通。不过一般地说来，直到高宗麟德年间，铜钱的购买力还是高。每遇丰年，米价还能跌到五十钱一石。例如永徽五年洛州粟米每石二十五钱，秔米一百一十钱。麟德二年和三年，米价都跌到五十钱一石。

恶钱是高宗到玄宗之间的一个麻烦问题。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九月政府命令各地方当局收买恶钱，用一个好钱收买五个恶钱。但因恶钱作价太低，人民反而加以收藏。当局乃于十月改变比率，以一好钱收兑两个恶钱。然而恶钱问题并没有解决。

高宗年间，国内曾引起一次小小的通货贬值。这就是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所发行的当十钱乾封泉宝。这钱发行后的第二年，旧钱都不见了，物价大涨，商贾不通。结果只好废止当十钱，再用开元钱。但当十钱虽废，私铸还是不停；加以水旱成灾，连年战争，所以到仪凤四年（公元679年），物价还是很高，人民负担自然不会很轻。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京师大雨，饥荒，米价涨到每斗四百钱。

高宗几次想禁用恶钱。仪凤四年曾用米来收钱，一斗糙米附收恶钱一百文。收进的恶钱由少府司农加以销镕，分量合格的仍令流通。当时米粟价格渐贵，大家说是铸钱增加的缘故。武则天曾在长安市中陈列样钱，以为钱货流通的标准。但中国制钱，大小本不一律，好恶也没有严格的区别，所以后来只禁铁锡铜荡穿穴，其余都许流通。于是盗铸更加厉害了。到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首都还在闹恶钱问题，物价高涨。开元初稍微好一点，物价下跌，但后来又恶化了。除官炉钱外，有几十种所谓偏炉钱，多是江淮一带的私铸，据说要七八文才抵得官炉钱一文。

盗铸的弊害：第一是减重，第二是使通货数量增加；两者都有引起物价上涨的作用，尤其是在战时。不过钱币的减重，程度有限；标准开元钱每千文是六斤四两重，减重最厉害的鹅眼、铁锡、古文、环之类，每贯仍有三四斤重。流通时不会纯用恶钱，而是混合使用，物价不会涨到五倍。若以好钱计算，物价应当不致上涨。实际上，一场天灾，比多年的恶钱还更能影响物价。譬如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夏天因为下了十天大雨，洛水大涨，那一带的米价就涨到两三百钱一斗，但布价每端不过百钱。至于通货数量的增加，在唐朝无疑有这需要。自战事停止后，国内生产增加，人民租税负担减轻，私铸的事情也会减少。开元间便是这种情形。

史书载开元初米价低到每斗三钱。十三年（公元725年）前后，因累年丰稔，东都米斗十三钱，青齐间谷每斗五钱，以后两京米价每斗总不到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十六年和二十五年当局还怕谷贱伤农。二十八年又因“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乂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天宝四载（公元745年）也怕麦贱伤农。这是李唐第二个盛世。正是杜甫所谓“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的时代。天宝初，私铸减少，钱形完好。海内富实，米价每斗十三钱，青齐之间，每斗只三钱，绢价每匹不过两百。十一载政府曾用几十万贯好钱来收回私钱，商旅反觉得不便，可见当时生产和交易之盛与通货数量需要之多。当时铸钱数目也大有增加，开元以前，官炉所铸，每年平均恐怕不过十万贯，开元年间有增加，但到天宝年间才大兴铸炉，甚至征调农民来铸钱。当时全国共有九十九炉，每年共铸三十二万七千缗。

盛唐的米价记录，差不多全是特殊丰收时的报告，所以正常米价每石多少，不得而知。书中所载，每石自三十文到一百多文，而且《通典》明言开元于三年以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则以两百文一石为开元、天宝间的正常米价，大概相差不远，每公石为三百三十六文，比西汉宣帝时要高，但比元帝时要低。当时金价以十万钱一斤计算，每公石米约值黄金两公分，不到西汉宣帝时的二分之一。金银比价如果以一比五计算，则每公石米约值白银十公分。当时（7、8世纪）欧洲的小麦价格每公石约值白银十五公分八九，比中国米价稍高。折合金价每公石约值一公分零六，只合中国米价的一半。但中国的正常米价，每石可能不到二百文。

又如绢帛价格，盛唐的两百钱一匹，是汉以来的最低价格，以后千年间再也没有到过这种低价。不过两百钱一匹的绢，虽在盛唐，也并不是正常价格，不能用作标准。当时的绢价，各地不尽相同：山南的价格低，两三百钱一匹；河南的价格高，要七百多钱一匹，因此当局于开元十六年以五百五十钱一匹的价格为定赃的标准，这可以说是盛唐的标准绢价。

盛唐物价之所以低，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是国内太平，生产增加；第二是钱币数量不够。武德四年废用五铢，其他许多杂色钱币自然都不许流通，流通主要靠开元钱，如何来得及供应？这种情况在中国货币史上是少有的。只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废止过去的钱币，专用半两。但那时可用大型的刀布来改铸比较轻小的半两，在钱币的供应上，问题还不大。而且当时的生产和商品流通，也还不怎样发达。到了唐代，生产和商品流通应有进一步的发展，而钱币却靠用一些轻小的私钱如线环等来改铸比较大的开元钱。当时汉五铢早被销镕改铸，或经过剪凿，完整的多被埋藏，所以要用几枚旧钱才能改铸一枚开元钱，在钱币的供应上，自然感到紧张。唐代实物经济所占成分之大正由于此，物价之低，也同这点有关系。

安史之乱与通货贬值

玄宗晚年，渐趋奢侈，每年租钱虽收得二百多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绢七百四十万匹，另有绵和布；但岁出常超过岁入。只因多年的积聚，所以仍是府库盈溢。天宝八载还邀引百官到左藏库去参观，以炫耀他的钱币之多。有人说安禄山之反，就是垂涎明皇的财富。

范阳的战鼓声，惊破了长生殿的美梦，把明皇那个欢乐的朝廷，吓得手忙脚乱。因为太平日久，没有人会打仗，正是“一朝渔阳动鼙鼓，大江以北无坚城”。可是杨国忠还想度僧尼道士来弄钱，他不知道就是左藏库的钱帛，也是支持不了很久的。

打了两年之后，卖官爵和度僧尼都无济于事，于是在第五琦主持之下，实行通货贬值。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七月铸造当十的乾元重宝，以供几十万大军作战，但尽管有什么斩首十万级、横尸三十里，仍无法消灭叛乱。有时郭子仪也要吃败仗。安禄山死后，史思明正式称帝。于是又发行当五十的重轮乾元重宝。史思明且在东都发行当百的得壹元宝。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三月，米价涨到每斗七千，这比战前两百钱一石的米价高了三四百倍。私铸猖獗，京兆一地犯罪致死的有八百人。几种乾元钱文字相同，大小也差不多，流通上自然很不方便。乃令在畿内把重轮钱减作当三十，旧开元钱则增为一当十，这样还是贬值，七月下令：全国重轮钱都作当三十。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代宗即位后，把乾元小钱改为一当二，重轮大钱改为一当三，后来元载做宰相，大小钱平价流通。当时私铸乾元钱比开元钱要轻小得多。遗留下来的乾元重宝，有轻到二公分四的，甚至有轻到半公分的。可以想见：旧日的开元钱一定被人收藏，而以小钱流通，所以物价并没有恢复。据说史思明所据的洛阳物价更高。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京师米价每斗还是一千，宫厨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百姓挼穗以供。又如盐价在天宝、至德间每斗只十钱，即两个铜钱一斤，战乱发生后，第五琦变盐法，每斗增加到一百一十文，也就是二十二文一斤，涨成十一倍。

通货贬值的结果，发生许多应有特有的现象，第一是官吏货币所得的增加。依据开元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敕令，一品官月俸等项收入只有六七十贯，大历中权臣月俸有到九千贯的，各郡刺史，都是千贯，郭子仪每年的官俸二十四万贯，私利还不在内。第二是税收增加：例如盐利收入，肃宗初年每年仅六十万贯，晚年超过十倍，据说人民无厌苦。史家多归功于刘晏的转运政策。其实是因为通货贬值。货币价值减低了，数量必须增加。

然而一般情况，通货贬值时，待遇的提高，总是赶不上物价上涨的程度。因为战时生产减少，物资缺乏，加剧了货币购买力减低的程度。可是劳动人民和职员等不得不出卖其劳力，所以一般人民的生计艰难。奸人则乘机取巧，增加贪污贿赂的事。意志薄弱的人有时难免屈服于金钱的诱惑。有些官吏为生活所迫，要求调到乡下去不准，甚至故意犯过，以求外贬。这样使整个吏治都受到很坏的影响。

至于物价上涨的程度，却没有详细确实的记载。文献中的记录，多是特殊的物价，例如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南阳被围的时候，米一斗卖到四五十贯。乾元元年和二年邺城的安庆绪被围，一斗米卖到七十多贯。这些都是同货币没有关系的。乾元大钱发行后的反响便是米价涨到七千文一斗，不过这也是指人心最动摇的时候，后来大概慢慢平复了些。上元初京师旱灾，斗米也不过数千。乾元三年米价在饥旱之下，也不过八百文到一千五百文一斗。在取消大钱之后，物价大概更有回跌，因为代宗初年（公元763—764年），即在灾荒之下，一斗米也不过涨到一千钱，最高到过一千四百。至于当时的正常价格，当然还要更低。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政府考进士，元结出一个题目问：为什么往年粟一斛估钱四百还算贵，近年估钱五百还算贱？往年帛一匹估钱五百算贵，近年估钱二千还算便宜？可见粟价在永泰二年前后比战前只上涨约一倍，而帛价则涨成四倍以上。杜甫《忆昔》诗中的“岂闻一绢直万钱？”大概是指绢价最高的时候。

大历二年，安史的余党已渐剿平，但币值仍旧没有恢复。郭子仪自河中来朝，代宗只赐罗锦二百匹，不赐钱，大概因为铜钱的购买力很低。元载、王缙等四人欢宴，每人出钱至三十万。田神功一宴花费了一亿。这种宴会显然有庆祝胜利的意味，其实前面困难还很多：第一吐蕃还是不断地向唐朝找麻烦，第二回纥因为帮助唐室收回西京，唐室答应每年向他们购买十万匹马，每匹价格是四十匹绢，这是一种很重的负担，也是以后绢价所以贵的原因。当时绢价要四千钱一匹，这比万钱一匹的价格已低得多，但比起战前来，还是要高许多倍。在大历年间稍有灾荒，米价便要涨到八百钱千钱一斗。

当时事态没有恶化，是因为当局不再以通货贬值来应付，而用开源节流的办法。所谓开源就是增税，例如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税青苗地头钱和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秋税等。向人民募捐也是一种开源的方法。所谓节流，例如减低京官职田和裁员。这些办法都有收缩通货的作用。

然而通货的稳定，单靠收缩通货数量或增加国库收入还是不够。必须同时增加生产。当时除当兵的人太多以外，还有大批的和尚尼姑，不但不事生产，而且不纳税，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这一点当时也有人注意到。譬如大历末（公元779年）李叔明曾上书请淘汰东川寺观，僧尼中只留有道行的，其余的还俗。彭偃更提出他的充分就业的理论来，主张僧道未满五十岁的每年输绢四匹，尼姑和女道士两匹，其他杂役和普通人同样待遇，这样就让他们做和尚也好，道士也好。他这种建议为朝臣所反对，没有实行。

自实行开源节流的政策以后，几年之内，形势似乎有点好转。永泰二年粟价只要五百多钱一斛。大历五年户税减轻，八年又减青苗地头钱。因岁丰谷贱，粟价每斗只要二十，政府还拿出一百二十万贯钱来维持谷价。但这些事例只能表示膨胀之势已停止，实际上物价还是很高。因为大历十二年还要根据新的币值来调整百官俸给。而李翱说在建中初年（公元780年）米价要两百钱一斗，比战前起码贵了四五倍。又贞元四年（公元788年）盐价从每斗一百一十文加到三百一十文，河中两池加到每斗三百七十文，这是官价；有些奸商，甚至把市价提高到官价的一倍。由此可知当局对于恢复以前的币值是没有把握的。币值低自然使政府感觉通货数量不够，而设法多铸钱。大历四年增炉铸钱，七年禁止国内铸铜器。建中初又铸钱，铸钱一千，成本就要九百，那大概就是轻小的建中通宝钱，每枚重量不过两公分四左右。江淮多用铅锡钱，使绢价腾贵，取巧的人将好钱销镕，每千钱得铜六斤，铸成器每斤可以卖六百文。正在这时，李希烈叛，赵赞因常赋不足，提议铸当十的白铜大钱，似乎没有实行。因而铜钱渐少，使币值慢慢提高了。但一直到德宗贞元时采行两税法以后，币值才向另外一个方向波动，而安史乱后的物价上涨阶段才真正告一个结束。

（本文摘自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