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的英国：配给制、圣公会与渴望秩序的时代精神

40年代英国人的衣与食

观察了足够多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英国人的照片或影像后，你很可能注意到，在外表上，他们与我们有着显著差异：身材笨重，衣服满是皱褶，面容疲惫，牙齿糟糕。从微笑时会露出缝隙大开、参差不齐牙齿的工人阶级女性，到龇着牙假笑的拥有大片土地的政客，当时的人们并不会像现代人这样打理自己的形象。出于实用考虑，几乎所有男性都留着“马桶盖式”发型。很少有女性打扮得像模像样。“二战”期间，美军在来到英国后受到了这样的警告：英国女孩有点邋遢，“手上和头发上经常都是油”。对女性的建议是，如果弄不到洗发水，那么就用干毛巾擦头发，或是用沸水的蒸汽熏头发。数百万人不常洗澡，只是用温水擦拭身体。坦白说，按照我们的苛刻标准，40年代许多英国人的体味都有些刺鼻。同样，很少有人使用化妆品。从烹调用脂肪和鞋油，到煤烟和婴儿爽身粉，女性用尽了一切东西来装点自己的容貌，但在许多老年人看来，购买化妆品仍然是有些不雅的行为。还有些人忍受着斜视、半盲之苦，或是不得不佩戴丑陋的厚框眼镜，而且这些眼镜并不是免费的。龇着牙、斜视、不洁净——40年代的我们距离当代那些体味芳香、衣着得体，有时甚至通过整形手术来改善外形的自恋者相去甚远。与当下的同龄人相比，当时的人更显老，只有儿童是例外：身着短裤、童装和扣带鞋的他们显得更加幼小。

在以煤炭为燃料的城市里，空气更加污浊。关乎体面的悠久传统意味着人们比现在更经常地身着大衣、手持雨伞。在伦敦金融城上班的人、足球场看台上的观众，以及购物的女性，几乎全都戴着帽子。照片清楚地提醒着我们，就连相当富裕的人所穿的衣服也满是皱褶。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不仅是战争。当时，便捷的干洗技术尚未出现，洗衣机也尚未普及。在一个劳动力的绝大多数都由男性构成的国度，男人的服装能够再明确不过地表明其阶级及职业：多数人都身着沉重的夹克、厚毛裤和皮靴；中产阶级身穿带有活领的三件套装，按照今天的标准，它们同样很沉重。多数人都不会穿专门的休闲服，而只是套上一件旧衬衫，或是用呢子外套换掉西装外套。一件衣服必须穿很长时间，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补丁，或是更频繁地进行缝补。战争期间，平民身着的服装大多都是所谓的“实用装”，有着专门的标签，为了节省布料还进行了特殊设计：口袋、扣子和针脚的数量都减少了，男裤的外卷边这一潮流款式遭到了禁止。直到50年代，在英国的每条街道上仍能看到此类“实用设计”。较为富有的人们还保有战前的精良服装，但对于工人阶级而言，1941年开始实行的服装配给制意味着他们很难穿得暖和、体面。

由于配给制限制的是衣服的数量，而非质量，因此穷人遭受的打击更加严重。政府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人们修补或改制旧衣物，出于好心建议人们加固“腋下部位”，或是拆掉旧毛衣重新织成其他东西。但这些做法并未使人们的心情好转。女性正面临着替换抽了丝的丝袜或内衣这一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对她们而言，战时时尚，如军装风格的帽子或平顶女帽，配以短裙及所谓“照男士风格剪裁的”男性化夹克，是方方正正、毫无吸引力的。主流色彩是沉闷的灰色、深蓝色及深棕色。女性脚上穿着鞋底很厚、绑得结结实实的“楔状鞋”，或是绑得很紧的黑色皮鞋，这些鞋都经历过不知多少次修补。怀孕的女性会被鼓励将普通服装改制成孕妇服，这也体现了“修修补补、将就着用”的社会风气。母亲们抱怨称，孩子总是长得太快，配给券很快就不够用了。在那个年代，裤腿常常过短，遮不住脚踝；夹克很少扣得起来；毛衣总是太小，满是斑点的手腕从过短的袖口伸出。战后年代的英国人并非不知道如何才能显得精神：美国电影中的偶像总是穿戴得干净利落，报纸上那些最富有、最奢华的英国人——从艾登到国王，也总是穿着精美的服装。但是，普通英国人没钱让自己显得精神。有些男人为自己没有体面的衣服感到羞耻，甚至拒绝到派对上去喝一杯。当没有丝袜可穿，只能用茶渍“画”出丝袜的样子时，女性也会躲开灯火通明的饭店。

在帽子和雨伞之下、大衣和西装之内，40年代的英国人比现在还要精瘦许多。事实上，战时配给制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增强了他们的体质。在此之前，他们的伙食十分糟糕。到了1945年，儿童明显长得更高了。公平且有效地分配食物与衣服，是战时政府在国内政策方面取得的一大成就。这项任务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不亚于在全世界范围内调动军队，建造人工港，并进军欧陆。尽管“一战”结束时的某些经验可供借鉴，但整个工程仍可谓几乎从零起步：排队与配给供应本取代了市场；无论是山间的农场，北方的工业区，还是伦敦周边各郡的村庄，所有家庭都会获得同等分量的蛋白质与淀粉。如果战时民调数据可信的话，那么在最初几年这一政策甚至颇受欢迎。政府共发放了约4400万份浅黄色、绿色或蓝色的配给供应本，在全国各地都设立了地方办事处，还组建了1400个食品管理委员会。每人都必须在当地的一位店主处登记，店主会从新成立的粮食部那里获得配给食物，包括肉、火腿、糖、黄油、人造黄油等。一个家庭中在外地工作的人越多，下馆子吃饭的机会也就越多——不过，这依旧是朴素的、经过严格控制的。校餐变得丰盛了许多，孩子们能够分到免费的橙汁与鳕鱼肝油。在城市的各处都开设了工作食堂和“不列颠餐厅”，供应简单、有限但颇具营养的食物。当罐装食物、水果干及其他额外食品有货时，人们还可以通过“积分制”来获取，这一制度被证明是战时配给制的杰出成就之一。

当然，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这并非仅仅是形势所迫之举，还表明了在建设更加公正的国家方面，人们能够取得何种成就。然而，如果工党真的认为配给制能够为和平时期提供一些正面经验的话，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配给制固然公正，却单调、乏味、费时且令人恼怒。爱吃牛肉的英国人可无法永远忍受每周只能分得比iPod稍大一些的一块牛肉。战争期间，人们为了满足胃口，不得不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混合物：以杏仁为扁豆调味，权作杏仁蛋白糖；将防风草根捣碎，当作香蕉；用土豆、苹果和奶酪烹成“素鹅”；用胡萝卜制作果酱。富人，尤其是生活在伦敦或是拥有乡间房产的富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开配给制。例如伦敦的布德尔俱乐部成员就能够通过狩猎不断获得定量配给以外的物资：鹿肉、兔肉、鲑鱼、山鹬和松鸡。不过有一次，他们未能卖掉一只吃完之后仍剩许多的填塞烤河狸。对大多数人而言，战争时期那段枯燥、乏味岁月的最典型代表就是配给制。令人无法忍受的是，战争结束后，配给制仍然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严格执行到40年代末，肉类的配给则一直持续到1954年才结束。尽管穷人的饮食有所改善，但多数人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亏待。对这一看法，许多医生都表示赞同。在1947年的严寒之后不久，《英国医学学报》（British Medical Press）刊载了富兰克林·比克内尔（Franklin Bicknell）的一篇翔实文章。文章指出，人们每日实际摄入的食物比女性所需少400卡路里，比男性所需少900卡路里：“换句话说，英国所有人都受困于长期的慢性营养不良。”工党政客愤怒地驳斥了这一结论，强调免费果汁、鳕鱼肝油和牛奶令儿童受益匪浅。然而，人们大多站在比克内尔一边。

40年代英国人的精神生活

那么，20世纪40年代英国人的内心深处是否也与今日有着本质不同呢？尽管虔诚程度不及此前，但当时的英国仍是个笃信宗教的社会。在填写调查问卷时，人们几乎都将自己称为基督徒，但集体礼拜和对《圣经》的了解都在减少。从1935年到战争结束的这10年，是英格兰圣公会成员数量下降最为迅速的一段时期，领圣餐者人数减少了50万，仅剩不足300万（到1970年，领圣餐者人数还将减少50万；1990年则将再减少超过100万）。也许是由于波兰人、爱尔兰人及其他欧洲国家移民的涌入，罗马天主教信徒的数量在战后有所上升。长老会及其他小型教会的成员数量同样有所下降。尽管早在1889年，在萨里郡的沃金市就建起了英国第一座清真寺，但穆斯林或印度教徒的数量一直很少。在英格兰与苏格兰边界以北，直到1921年才彻底独立的苏格兰教会要比英格兰的诸教会更受欢迎，其增长势头一直延续到60年代初。在尚不存在苏格兰议会的当时，苏格兰教会全体大会上进行的辩论不仅具有权威性，报纸对其的关注程度也是今日无法想象的。苏格兰人更加虔诚，天主教同样颇具影响力，但这也有着阴暗的一面：奥兰治联盟游行持续存在，不同教派之间促狭的偏见以及相互疑惧之情几乎与北爱尔兰不相上下。在游客看来，这些元素使得英国显而易见像是一个基督教国度：国家庆典与王室庆典，知名且常常引发争议的主教，宗教广播机构以及遍布城郊和乡村的尖顶与塔楼。在婚姻、丧葬以及圣诞节与复活节等特殊场合，教徒会聚集在尖顶之下。参加过童子军的男孩与女孩数量比现在更多，学校晨会时还会进行祷告，主日学校十分繁忙，军队会进行主日游行。

从考文垂座堂的重建，到本杰明·布里滕（Benjamin Britten）在战时创作的合唱作品《圣诞颂歌》（A Ceremony of Carols）的广为流传，战后英国许多最动人的文化时刻都有着宗教主题。英国最受人爱戴的严肃画家或许是斯坦利·斯潘塞（Stanley Spencer），基于对《圣经》事件的独特理解，他于40年代和50年代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耶稣复活，耶稣召唤使徒，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约翰·派珀（John Piper）因以中世纪教堂为主题的水彩画和蚀刻版画而闻名，贝奇曼所赞颂的则是较晚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教堂。战后英国的大诗人、生于美国的艾略特（T.S.Eliot）是一名坦诚的圣公信徒。他的最后一部杰作《四部四重奏》（Four Quartets）弥漫着英格兰的宗教气氛；在诗剧《大教堂谋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中，他则刻画了英格兰宗教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他于1948年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战争期间，凭借着《魔鬼书简》（Screwtape Letters），刘易斯（C.S.Lewis）成了一位闻名全国的基督教播音员；后来他还为孩子们创作了《纳尼亚传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这一宗教寓言，该系列的第一部《狮子、女巫与衣橱》（The Lion,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出版于1950年。可以这么说：这一时期存在着一种英国圣公会的情结，这种独特的英式基督教时而阴郁，时而有活力，拥有自己的艺术形式与思想流派。它的分量并不重，或许还有些自卑，但与今日不同的是，它也是生气勃勃、喜好辩论的。当然，这只不过是一场范围有限的精英运动。此时，当想起伤风败俗之事时，人们已经会选择翻阅周日小报所刊登的那些不雅秘闻，而不是聆听布道。

与今日相比，40年代的英国人是否道德水平更高，或者更加守法呢？这个问题十分难以回答，因为习俗与诱惑都已截然不同。表面来看，当时的英国社会无疑更加审慎、正经、遵守规则。离婚正变得越来越常见，但仍然会令人难堪，甚至令人感到羞耻。30年代初，平均每年提交的离婚申请为4800例。在战争期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6万。到了1951年，随着相关法律的放宽，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3.8万。在40年代和50年代，对于包括最高阶级在内的所有阶级而言，离婚仍会令人深感耻辱。甚至直到1955年，当玛格丽特公主想要嫁给空军上校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时，保守党内阁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仍警告称，如果英国圣公会的原则遭到公然违反，他就不得不从政府中辞职。因为彼得·汤森是一桩离婚案件中无责任的一方，而离异男女在宫廷里是不受欢迎的。同性恋是非法的，遭到了大力迫害。多数人几乎不知道色情书刊为何物，只有少数几家书店出售“小黄书”，人们仍然认为只有外国人才能读到“淫秽小说”。

可以追溯至沃波尔（Robert Walpole）那个年代的戏剧审查，执行得十分严格。剧作家必须将剧本提交给位于圣詹姆斯宫的宫务大臣办公室，该机构会删掉不当的双关语或是粗话。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还保有一份1957年3月关于他的戏剧《艺人》（The Entertainer）的信件，其中共含有16处改动，例如：“第6页，改掉‘粪球’一词；第9页，改掉‘娘娘腔’一词；‘今夜，教堂的古老钟声不会响起，因为牧师拿走了钟铃，和荡妇混在了一起’，改成‘牧师犯了错’。”然而有种种迹象表明，尽管存在着审查与法律，但当时的英国人就和现在一样对性感到痴迷——或许从来如此吧。私人信件与日记中充斥着与粪便相关的词语，这与公开场合的审慎形成了鲜明对照。“二战”这段岁月中断了家庭生活，使得情侣关系破碎，导致了不少隐秘的通奸行为，还催生了许多同性恋行为：成千上万欲求不满的年轻人在黑夜的城市里肆意放纵。如果当代英国人能够穿越回那个年代，在曼彻斯特市中心周围、伯明翰的埃奇巴斯顿地区、爱丁堡的利斯大街等红灯区公然招揽生意的大批妓女一定会令他们大吃一惊。在伦敦，所谓“海德公园女子军”和“皮卡迪利突击队”等妓女团伙从好色的士兵处赚得一笔小钱时，几乎不会受到警察的打扰。

伦敦的街头犯罪格外猖獗。据一位研究首都的历史学家所言，到了1945年：“整个国家都枪支泛滥。美国大兵以25英镑一支的价格非法出售手枪，英国军人也从海外带回了许多枪支。”在战争期间，尽管伦敦人口数量减少了约200万，但人均严重犯罪数量却翻了一番。战争刚刚结束的那几年，问题尤为严重，部分原因正在于庞大的黑市、配有武器的敲诈勒索者，以及包括约1.9万名美国士兵在内的大量逃兵，他们之中有数千人躲藏了起来。在战争结束后，由于对复员的速度过慢感到沮丧，逃兵的数量增加了。在当时的影像中，轰炸过后的家园和城市里的荒地不时呈现出几乎无法无天的样子，受到黑帮团伙的主宰。回忆录也确认了这一点：由于缺乏父母管教，或是由于城市在重获生机的过程中管理仍显薄弱，许多儿童和青少年或多或少都有些“野蛮生长”的意味。

然而，要想正确地认识那个时代，需要注意的是，除了配给制和官方的无能所催生的叛逆心理外，英国人总体而言还是遵纪守法的。几乎所有数据都表明，在这个充斥着廉价枪支、人们对物资短缺普遍心怀怨气、黑市猖獗、存在许多隐匿逃兵的国度，严重犯罪率不久便下降了。枪支泛滥并未导致枪击案频发，克罗伊登也并未沦为芝加哥。伦敦的持枪犯罪数量从1947年的46起这一高点，下降到了1954年的仅仅4起。从1948年到1950年，被判处徒刑者的人数减少了3000人，谋杀率也下降了。事实上，在战后5年间，人均严重犯罪数量下降了近5%。研究英国犯罪状况的一名历史学家总结道：“也许最安宁的一年是1951年。战后，不良行为数量曾短暂地增多。但在这一年，犯罪率很低，尤其是暴力犯罪率。”所有统计数据都具有欺骗性，也有人认为这一年的犯罪率达到了峰值。不过，普遍结论依旧能够成立：人们尊敬警察，并且很少遭遇严重犯罪。伦敦那些敲诈勒索的暴徒或目无法纪的青年所引发的恐慌往往仅局限于文献中，外国观察家则认为英国社会的有序、平静和守法等特征是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罕见的。对于今日英国的自我想象而言，这样的看法至关重要，因为评论者和政客往往将战后岁月描述为人们安享和平与秩序的伊甸园一般的年代，与警察荷枪实弹、贩毒团伙肆虐的世界大不相同。

那么，英国人为何会如此行为得体、遵守法纪呢？有人认为，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刑罚更加严厉。的确，从1946年到绞刑被停止使用的1964年（正式废除是在两年之后），约有200名谋杀犯被处决。鞭刑等其他酷刑也执行得越来越少，到了50年代已很少出现。保守党内政大臣巴特勒于1962年最后一次批准了鞭刑。不过，这样的刑罚在马恩岛仍然存在，在苏格兰虽极为少见，但并未彻底消失。然而，在绞刑被废除之前很久，暴力犯罪率已经再度上升了。因此，刑罚严厉绝非人们遵纪守法的唯一原因。

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是，犯罪者往往是年轻男性，但当时许多年轻男性都在军队中服役，这不仅减少了在街头晃荡的年轻男性数量，还让他们变得遵守纪律，学会了服从和发布命令。整整两代男孩都在曾当过兵的父亲教导下，养成了剪短头发、擦亮皮鞋的习惯。此外，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犯罪的机会。与青少年人手一部昂贵的智能手机、城市的每条街道都停满了轿车的社会相比，人们食不果腹、家徒四壁的社会自然较少受困于街头犯罪。

最后，虽无法量化但不可低估的因素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战争击碎了所有人的安全感，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服役的士兵，还包括受到轰炸的人、被撤离的人，以及丧失亲友的人；冷战更是进一步使得人们深感生命脆弱无比。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纷纷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家庭上，渴望获得安全感、秩序与确定性，这一点并不意外。如果说在更广阔的世界中难以实现心愿，那么至少在街道和邻里，这一目标还是力所能及的。

（本文摘自安德鲁·玛尔著《现代英国史》，李岩译，东方出版社，2020年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