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 × 田松丨新冠病毒：一种生态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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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  田松（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

北京时间3月31日，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人数765 069人。4月2日，累计924 967人。4月3日，累计1 002 159人，即已经过百万……

丨 2020.03.31  北京航天中心医院

刘华杰：现代性的危机早就存在、潜伏着，当你写“让我们停下来，唱一支歌儿吧”时，一切似乎正常，盖娅[1]系统勉强维系着。但显然，现代性的车轮不会轻易自愿刹车。到了2020年3月中旬，世界各国及部分地区因新冠肺炎疫情先后被迫采取紧急措施，整个地球村的人类社会运行进入减速状态，民航、旅游基本停滞，新冠病毒危机事态还在不断恶化。主动减速与被动减速，有很大区别，如果有天理的话，按天理，此时人类让出了越权占据的一点点资源。

如果换一种思路，情况可能很不一样。人类可以从生态学的角度考虑这次灾难。

The Revenge of Gaia: Earth's Climate Crisis & The Fate of Humanity
James E. Lovelock
Basic Books, 2006-07

从演化论、生态学角度看，人只是一个物种、一个成员，不管内部如何折腾，还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内部任凭如何相互甩锅，只是种内斗争。不可争辩的事实是，人这个整体在生态上犯了大错，侵害了其他物种的利益，而导致自己的整体生存环境变得艰难、人与自然矛盾加剧，演化论上称为“不适应”。这样看，此次疫情的暴发，就不是无缘由的、偶然的，而是具有某种不可避免性，不是A病毒、B病毒就是C病毒，还有无数种病毒等着呢，并且除了病毒还有别的多种可能性。就算新冠病毒来源于自然界，人类同样难逃被指责，病毒不会自动贴上来，还不是人类自己破坏自然、导致某种特异的相遇吗！战乱、旅行、吃蝙蝠、吃穿山甲、吃蛇、吃果子狸、开荒、修大坝、凿隧道等等，都提供了某一种可能性。于是，无论怎样，都是人类自己的错，内部如何分割错误，那是另一回事。从生态学上看，人类应反思我们这个物种做了什么缺德事，并想办法集体应对。

丨 2020.04.03

田松：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在《自然的经济体系》（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的序言中说，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生态学的指导。我赞同你的看法，从生态学的立场去看这场疫情，会有不一样的结论。

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
唐纳德・沃斯特 / 著
侯文蕙 / 译
商务印书馆，1999-12

在疫情暴发之后，2011年的好莱坞大片《传染病》又一次在网络上如病毒般传播，有很多人觉得它像是一个预言，因为电影中病毒的源头就是蝙蝠——由于栖息地被破坏，蝙蝠惊散，一只蝙蝠跑到猪圈上空的树枝上，拉下粪便，落到猪的食槽里；紧跟着，猪被人宰杀，杀猪的厨师与一位要求见面的美国食客握手，这位美国人乘机回国，然后，疫情在美国暴发。丝丝入扣的情节，也让观众颇感信服。

不过，动物保护人士刘小龙从生态学的立场指出，电影的情节是不成立的。首先是蝙蝠的习性，蝙蝠不会像鸟一样随地大便；其次是猪的习性，猪对气味敏感，不会轻易吃下粪便；然后是病毒，蝙蝠携带的病毒即使能感染猪，如果要感染人，也必然要在猪的体内繁殖，并经过很多代的变异才有可能。

电影《传染病》海报。（图片来自网络）

刘小龙还写过另一篇文章——《人之过，莫迁怒于动物》，发表在微信公众号“科学的历程”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相信你会有共鸣：“以野生动物作为实验动物的各类科研，都应尽量避免采用试验地以外分布的物种。比如，武汉病毒所实验用蝙蝠应采用自然分布于武汉（或湖北）本地的，不应该采用云南的菊头蝠。因为，云南自然生态系统中有约束云南菊头蝠及其所携带的病毒发生异变的机制，单独拿来云南菊头蝠失去了一整套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约束机制，一旦异变，后果或许是无法控制的。这就类似‘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的道理。”

我又想到科幻作家王晋康写过的一部小说，其中有这样的观点：天花病毒消灭了，对人类未必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大自然中的各种生命形态是相互依存的，天花病毒消失了，它的位置就会被另一种陌生的病毒所占据。这体现了生态学的思维方式——大自然有其自身的秩序，人类的行为导致了盖娅（或者说地球生物圈）的系统紊乱，它会表现为各种异常现象。在我看来，雾霾就是这样的现象，这次的新冠病毒，也是这样的现象。

丨 2020.04.04  北京西三旗

刘华杰：昨天下午终于回到家中，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超过百万。今天10时，全国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这场全球性重大灾难事先有哪些征兆？是否有人预感、预言到了？文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博物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对此事先说了什么相关的话？2003年非典（SARS）过后，我引用过一句歌词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意在说明总体而言，我们无法精确预测未来。2003年我还写过：

“SARS病毒也是一种生命，它也要传播自己的基因，这与我们繁衍后代是一样的。严格说并不是SARS主动找上门，非与人类或者中国人过不去，而是因为我们人类无视其他生命的存在，任意破坏环境，过着‘非分’的生活方式，导致SARS与人类密切接触。这也许就是恩格斯讲的‘报复’。没事把脚伸到鳄鱼嘴中耍，挨咬还有什么奇怪吗？”

“在SARS肆虐之际，我们是靠高技术（挺过来的）吗？是有媒体这样宣传过，但那是骗人的（渗透着各方的利益和无知），对抗SARS最有效的办法是一项用了几千年的传统技术，甚至在现代（已）不好意思称它为技术，因为它就是‘隔离’。隔离对传染病显然有效，只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不敢果断地采用它，因为还要考虑政治、经济和伦理等其他因素。我们生活在高技术的时代，高技术被鼓吹得无所不能。但是一年前，高技术可曾预测到了今年春天北京竟然没有一场沙尘暴，却来了一场SARS？没有。”

17年过去了，把其中的SARS换成新冠病毒，句子依然成立。

不过，《世事难料》的歌词并不否定人们对未来的某种预感。正是基于若干预感，文学家，特别是科幻作家，创作了许多有启发性的作品，其中一部分还被搬上了银屏；神学家也描述了他们的预感，不过很笼统；历史学家，特别是你提到的以沃斯特为代表的环境史学家，其作品也给出了重要暗示，虽然历史研究并不是直接为了感受未来；而博物学家中的一部分人（如梭罗、利奥波德、劳伦茨）早就发现了现代性的症结，他们知行合一，倡导顺应大自然的新的生活、生存方式。非常遗憾的是，哲学家似乎并没有贡献什么，这是我们行业的耻辱！

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
[美]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著
杨通进/译
青岛出版社，1999-09

生态哲学本来是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但在哲学界却没有足够的地位。哲学家本应当从玛雅文明的衰落、复活节岛文明的消失中受到启发，针对现代性的疯狂，构造出新时代的《道德经》。

关于玛雅文明、复活节岛文明的灭亡，有许多种解释，其中“传染病说”最具有说服力。在那样的时代，病菌横行的范围还十分有限，只限于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岛屿，而此次的新冠病毒随人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病毒的行走根本不需要护照、签证。可以这样说，新冠病毒成了今日的王者，它不像外交官们、“特朗普”们整天说个不停，它什么也没说，但在这几个月内不停地行动，看不见摸不着，处处却都彰显着它的存在。

如果SARS、新冠与生态问题有关，那么全人类就要彻底反思现在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理性协商而建立新的全球规则，明确人类整体、集体、个体在此生态系统中的角色、行为规范。我不完全是悲观派，相信人类（特别是年轻一代及其后代）有足够的理性、智慧延迟盖娅系统的崩溃。没有什么比新冠病毒给人的直观冲击更大了，如果它都不能令我们反思现代的教育、科技、贸易、军工之弊端，还有什么能够做到？

2003年5月22日在新华社的一份专电末尾，我写道：“明天，明年，或者100年以后，还可能有比SARS更厉害的东西，人类做好准备了吗？”现在看来，根本没有做好准备，灾难持续三个月了，许多国家还在争论要不要戴口罩，人真是有个性！

丨 2020.04.08  深圳塘朗山下

田松：今天零点，武汉结束封城。武汉人，或者现在住在武汉的人，可以自由地离开武汉了。只是能去哪里，还不是很清楚。无论如何，中国的新冠抗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此时，新冠正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蔓延。昨天，英国首相鲍里斯住进了ICU，没有上呼吸机，就算是好消息了。如果新冠病毒真的像流感一样，不可消灭，那么群体免疫，恐怕就如某些人所说，不是一种行政策略，而是一个演化事实。

几天前我在线上讲座时说，2020年应该被定义为“科罗娜（Corona）元年”——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科罗娜时代”。这个说法也不完全是我个人发明的。我最近常看到有人提出类似的说法。我非常喜欢的网络写手六神磊磊4月4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文章——《历史的断龙石已经放下来了》。我刚刚检索了一下发现，3月17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悍然是：Our New Historical Divide: B.C. and A.C. — the World Before Corona and the World After。我现在有点儿恍惚，我应该是先看到了他的文章。所以“科罗娜元年”，应该是弗里德曼的发明。中国学者对此人并不陌生，因为他有一部著作的名字是《世界是平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3月17日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Our New Historical Divide: B.C. and A.C. — the World Before Corona and the World After”的文章。（网页截图）

我也介绍了孙立平的两个假设，面对新冠，是该把它看作SARS，还是把它看作流感？经历过SARS的中国，很自然地把它视为新的SARS，所以采取了SARS时的策略——隔离。其实，这是应对传染病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最古老的办法。如你所说，根本不是什么高科技。一个威力更大的SARS，我们就用威力更大的隔离来应对。这一次隔离，我们用上了大数据、手机定位、人脸识别，高效、精准，威力无比。

然而，时代变了。2003年，当中国结束了对SARS的“战疫”之后，全世界的SARS“战疫”也结束了。那一茬SARS病毒灭绝了，我们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继续生活。甚至很快人们就忘记了SARS时的禁忌，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又重新吃了起来。

而这一次新冠疫情则不然。武汉解封了，中国的“战疫”似乎进入了尾声，但是全球的新冠“战疫”，还在白热化的状态，此起彼伏。

更加值得担忧的，其实不是欧美，而是南亚、中东和非洲。美国、日本和欧洲有着良好的社会治理，国民也有着充分的自组织能力。新冠很快就能得到控制，即使控制不住，至少信息是透明的，人们能知道有还是没有，可以据此作出应对。而在像伊朗、印度、印尼和非洲的很多国家，社会治理本身就弱，信息也很难透明，会成为一块灰色地带。在残酷的自然选择之后，剩下的将会是终身携带新冠病毒的新人类。

上图中蓝色线为中国境内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橙色线为境外感染人数。（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图表来自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five powerful charts,Nature,2020-03-18）

全球化时代，地球结结实实地就是一个小村子。任何一个地方的疫情都是全球疫情的一部分。只要地球上有一个角落还存在疫情，全球疫情就没有结束。这样一来，隔离就不是一个临时措施而是常态了，除非实现了全球性的群体免疫。

而无论是哪一种，世界都变了。以前我经常说，我们再也回不到没有滴滴涕[2]的自然环境了，我们将永远生活在有滴滴涕的世界中。新冠也是这样的，把两个时代切开。

人类需要超出自身的物种界限去看世界、去看盖娅，再看自己。中国知识分子需要超越中国的视角，不仅要从全人类的视角去看问题，还要从盖娅的视角、从整个地球生物圈的视角去看问题。海啸袭来，船上的人如果步调一致一起划向岸边，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如果还在忙于内斗，争夺领导权，计较工作量的算法，用不了多久船就翻了。

（图片来自网络）

前几天，朋友圈里传了一张图片，一只熊趴在落地窗上向室内张望，图片说明是：“加拿大的朋友发的：最近人们都宅在家里不出门，动物们很担心，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人们不会出啥事了吧。”

前天，微信公众号“风景图片库”推送了一篇文章——《地球在自我拯救？科学家统计发现：新冠正在阻止全球变暖！》，文章中引用了《每日邮报》（Daily Mail）4月3日的报道，说今年将是二战以来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最大的一年。文章还说，威尼斯河道变清，天鹅回归。在很多国家的很多城市，人类禁闭在家，都发现野生动物来到城里的街道上。

我在转发的时候说：如此说来，新冠是盖娅派来的。

在电影《阿凡达》里，人类携工业文明的力量向潘多拉发起了进攻，最后伊娃（潘多拉的盖娅）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发动全体动物向人类军队发起攻击。

新冠给整个工业文明按下了暂停键，盖娅获得了自我修复的宝贵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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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盖娅（Gaia）是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的名字。20世纪60年代，英国大气物理学家拉夫洛克（James E.Lovelock）根据地球表面远离平衡态的大气结构及其超强的稳定性，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地球本身是一个活的生物体，并把它命名为盖娅。盖娅假说经过了美国生物学家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的补充，在科学的意义上更加完善，成为盖娅学说。——编者注

[2] 有机氯类杀虫剂，化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英文简称DDT。——编者注

（题图为1972年阿波罗17号宇航员前往月球途中拍摄到的地球，来自Unsplash @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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