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研讨｜宋元明的碰撞：货币史与财政史的新思考

4月10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宋元明清制度、文化传承与融合研讨班”主办的第二次在线讨论会通过“腾讯会议”顺利召开。本次讨论会侧重经济史，以“宋至明：货币形态与国家财政”为主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经济史在近年逐渐回归学术热点，而货币与财政是其中重要的研究领域。尽管这些“老议题”的学术史积累颇为深厚，学者们还是利用新材料和新视角拓展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许多年轻人的成果也十分引人注目。有鉴于此，讨论会的报告人和与谈人均以青年学者为主，他们围绕主题展开了两方面的对话：一、如何跨越断代，以通贯的视角来理解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二、如何更好地融合货币史与财政史研究。

本次讨论会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乌云高娃主持。

一、报告：宋、明货币的发展脉络

在主旨报告阶段，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王申以宋代为例，分析了货币与国家财政的互动关系。他认为发挥不同功能、拥有不同材质形态的货币长期同时流通，呈现竞争、互补的关系。这使我们既不能用看待现代货币的方式来考察古代货币，也不能满足于“实物—贱金属货币—贵金属货币—不足值的贵金属货币—银行券、纸币”等线性的进化式框架。就历史学研究而言，从具体的场景中解释某种货币的兴起、发展、消亡可能意义更大。至少在宋以前，民间自发的全国性市场尚未形成，跨地域的大规模物资流通和大宗商品贸易多受国家财政主导，因此有必要从财政史视角研究货币问题。

以北宋为例，铜钱大规模流动是国家财政强制推行的结果，熙宁变法是重要节点。铜钱被国家大量铸造并通过财政途径投放，却又通过财政途径回笼，流入民间自发交易的不多。财政途径不仅包括税收，还包括和籴等购买活动。国家是大宗商品的主要买家，且拥有相当充分的定价权。铜钱在财政途径和民间自发交易中发挥的功能可能并不一致。在铜钱铸造量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南宋朝廷以印发纸币弥补财政开支的缺口，故纸币被设置为较大的面额且主要被视作财政票据，并未成为适用于民间日常交易的一般流通货币。直到财政途径无法容纳数量日趋增加的纸币，超额部分才涌出至民间交易中并将部分铜钱挤出流通领域，最终成为一般流通货币。宋代例证或可提供几个可能的研究方向：国家财政为何选择某种货币并以何种方式使用；怎样理解同时流通的不同货币的性质、功能差异；关注某种货币在国家财政和民间交易中的功能区别；以货币为线索，串联国家财政各领域的研究。

白银在明代成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当时可称为白银时代。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所常文相结合高寿仙先生为邱永志的新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所撰书评《明代“白银时代”的历史真实》一文，汇报了他对明代白银及货币财政问题的一些学习心得。

首先，关于学界对明代“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两个概念的使用，他表示，二者的差别不在于认定白银完成货币化的时间上，而应在于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主张“白银货币化”，实际是将白银在明代成为主导货币作为研究起点，由此去探讨连带发生的诸如市场发育、制度改革、社会变迁乃至国家转型等一系列历史连锁反应；持论“货币白银化”，则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当时的货币制度或货币财政上，从这一视角观察，白银合法地成为主导货币也就是白银货币化进程，和白银货币财政体制的形成也就是货币白银化进程，其实是可当作互为促进的同一个历史过程来理解。其次，关于货币白银化的动因，常文相谈到，邱书虽将前人观点分作三类，即分别强调财政体制的促动、市场发展的需求以及货币体制的失序，但他本人可能更倾向于认同第三点。也就是说，社会选择白银是国家纸钞发行失败的结果。且这时的白银是以称量形态出现的，因其本身拥有的价值而不是国家赋予的价值进行流通，这样就引出第三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来评价明清时期的所谓“白银化时代”？常文相在此综合了前人学术观点，指出明代货币白银化一方面促进了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扩大了中国对外贸易，加速同世界接轨，并使国家与社会间由较原始直接的实物、力役关系转变为很大程度依赖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新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不应过分夸大白银的进步作用。正如邱书所讲，明代称量形态的白银货币不仅流通成本高昂，且造成国家信用缺失，财政职能削弱，这些都是其具有前近代特征的体现。

二、补缺：元、清二代货币流通的基本状况

本次在线讨论会的一大主题词为“宋至明”，而清代亦继承明代，将白银作为主要货币，故主办者还邀请了学者分享元代和清代的情况作为补充。

厦门大学李春圆表示，近年来学界出现了一些突破前田直典研究框架的元代纸币研究。如高桥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一书将纸币与铜钱、白银统合地置于政府货币政策的大框架之下，考察这些通货之间的关系；傅汉思（H. Vogel）的Marco Polo was in China对元代纸钞生产、流通的各个方面做了全面的综合与梳理，还讨论了元代云南、吐蕃地区的贝币、盐币。

Marco Polo was in China

元代纸币只有发行之“本”，而没有“本位”，我们应该从当时的制度与社会环境中提炼概念，不可直接套用来源不同的现成说法。与宋代纸币不同，无论是元代早期各地军阀发行的丝钞，还是后来发行中统钞，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的货币需求，但它们反映的经济现实只是流通手段的匮乏，而非商品经济的繁荣。政府发行超额纸币肯定有助于财政，纸币在财政中的作用却都是从它作为流通手段的性质延伸出来的。另一方面，元代纸币具有相当充分的货币职能，而且在大部分时间、在绝大部分地区都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这对物价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研究的主要困难是史料缺乏系统性，所涉及的社会、经济背景也很复杂，这反过来也给予学者阐明史料性质、充分挖掘史料信息，建构可靠程度能够被衡量的数据集的机遇。他已发表的关于元代土地价格的论文和正在进行的粮价研究，均有赖于此。初步的总体看法是，元代那种持续的、剧烈的通货膨胀主要存在于元世祖年间，在元代中后期物价的长期变动并不大，元末动乱时期的那种恶性通胀，很难说是之前纸币持续贬值的积累效应，更可能的只是政治动荡的“即时性”后果。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吴四伍概述了清代货币的发展情况：清代货币使用的形态发生变化。清代货币形态与国家的关系有继承的一面，主要是白银的使用范围加大。从赈济和仓储等角度看，白银的重要性都大大提升，显示了白银在国家财政以及市场经济中较为成熟或发达的地位。不过，清代货币演变对国家财政影响则不如人们想象的巨大。刘志伟在新书《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指出贡赋体制离不开市场，但贡赋体制本质属实物财政范畴。依托于政治等为中心的各项制度，如漕运、开中等，成为明清市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市场发育的内部动力不足。包括白银资本化在内的货币演变，本身也不能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此外还可以关注清代货币的存贮现象。刘志琴在解释明代的四大悖论中，强调李自成在北京搜到很多白银，这些窖藏的白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货币在明代市场经济中的特定作用。对于清代来说呢？怎么理解这种货币的存储呢？特别像赖惠敏《乾隆的荷包》一书中，提到清代国家财政最重要的部分是生息银两，清代政府如何利用市场，赚取利润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一点上，古代史所周远廉先生曾经对康熙的钱袋子也有研究。

三、争鸣：历史细节与理论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张亦冰指出：一、关注中国货币史研究中的货币角色。古人多强调货币本无用，全靠君王赋予其轻重万物的功能，变无用为有用。进行货币史研究，首先应当试图进入当时的货币论，理解说法与做法的关系以及背后的逻辑。但另一方面，正如黑田明伸强调的，中国的货币运作，除了大一统的“跨地域流动”性，始终还存在“地域内流动”的自律性。不同货币之间，甚至是同一货币，在国家、社会不同经济活动场合，其使用方式往往会有很大区别。将以上两种思路结合，既能重新审视古代货币论，又是对片面强调货币与市场、信用发展关系的现代研究的反思。二、财政货币化如何影响国家与民众，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以王安石变法为例，新法收钱的逻辑何在？青苗、役钱究竟如何收取，商人在其中起的作用和此前相比有何区别？民户交税时，如何换钱、会子；不同和籴体制下，粮商采买粮食时，民户如何与之互动？这些问题可能有助于理解财政对基层市场生成与运作的影响。三、理解宋代国计运作的演化路径。北宋前期实行以实物实用价值为本，可核算的财政计度体系。其核心问题是平衡不同类型财物出产与支用的时空落差，中心任务是“移”（调拨）与“易”（变转）。这一体系在熙宁之后的运作方式有何变化，其演化路径如何？“估”是衔接实物与“货币”，不同区域、财政版块“货币”调拨、支用、兑变的重要制度，也影响政府对商人、民众行为的导向，需要进一步考察其背后的逻辑。四、宋代差役已然折钱化，成为可核算的财赋资源，为何会出现逆转？为何明代没有出现这一逆转？是否与两种财政货币化的路径，以及钱、银货币性质、功能的差异有关？

首都师范大学俞菁慧认为货币财政是推动政治、经济的重要元素，但更多地作为组织架构发挥“底色”作用，在史料中多伴随改革、修正等大事件而出现。宋代货币财政分为钱币系统与纸币系统，她主要就前者分享了研究心得：一、私铸问题。为了打击私铸的套利空间，朝廷不会轻易地铸造大钱。二、轻重问题。国家需要努力维护货币购买力和物价，这造成了政府采取经营、管控和市场干预行为。三、铸造量。北宋铜钱铸造量经历了“一般铸造—大量铸造—天量铸造”的变化，这与政治关系密切。王安石变法时期铸造的天量货币，通过推行新法的启动资金或中途拨款汇入至财政领域。北宋货币财政处于起步阶段，具有相当强的摸索性和试错性，这给予我们以下思考面向：关注当时财政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选任；从单向度的货币研究不断深化至整体式的国家改革变法研究；关注不同形态货币的原理，包括流通性、增殖性、转移支付、信用机制等向度；从货币财政问题出发，探索法家、儒家思想史的交汇和融通。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雷博阐发了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思想。在王安石的设计中，货币是熙宁变法下沉到基层的资源。国家借助货币直接沟通民众，平衡供与需之间苛刻的时空条件，从而绕过了豪强并打压了他们的套利空间。因此，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其实主张建立国家和民众之间的良性财赋循环，切断可能造成经济恶性循环的链条，常平法的变化即是其中一例。反对派认为这一说法是王安石冠冕堂皇“剥削”民众的说辞，恐非事实。

上海交通大学邱澎生首先讨论了黄仁宇“侧面收受”（lateral transaction）概念。此概念涉及黄氏对明代与17世纪英国“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的比较，关连到1694年英格兰银行等新的金融组织与相关法律架构何以未能出现明清中国的制度性探问。尽管我们不一定同意黄氏“数目字管理”命题，但这种有关政府是否以及如何以信用扩增方式统筹并调度全国赋税资源的制度性比较，可能仍是进行朝代比较时也应特别关注的问题。和文凯由制度变迁角度，对英、日、中三国如何朝向“现代财政国家”演变的不同路径做了精彩探究。黑田明伸则由垂直整合与水平整合等多层次市场（multi-layered market）相互作用的角度，对宋元明清以来铜钱、白银等货币在地方市场能够相互补充彼此功能的“非对称性”（asymmetry）进行了细致考察。这些成果将讨论拉到制度变迁的高度，更认真地对待社会经济结构制约与历史偶发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又超越了黄仁宇那类比较明显“西方中心论”的限制，很值得继续研讨。其次，学者们关于宋元时代的发言使他想起刘光临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径至少可追溯到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富国强兵：公元1000年后的技术、军备、社会》（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若从全球史的比较视野出发，不仅能让中国史研究更富有探究人类发展历程的“全局”意义，也应该有助于我们用更动态的角度去理解“西方”与“中国”，避免将不同地区与国家复杂的历史演变，过度简单化为“本质性”问题；甚至还可能让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与所谓“加州学派”把他们强调历史偶然性与结构限制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研究取径，拉进我们对中国史的考察，对中西历史比较做更适宜的“拿捏轻重”，莫再太轻易地重复中国与西方历史如何具有某种本质性差异。在考察中国的同时，也要更细致地掌握“西方”的复杂历史变动。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申斌首先回应了张亦冰的问题。明代和宋代一样，也是地方折银差役收入被中央抽走，地方再次开征徭役或役银。万历末东征裁扣地方公费，清初的软抬、硬驼都是。但清初确定全国经制后，除了耗羡归公和钱漕改革外，这些新衍生的役没有再被合法化。在正额财政范围内，户部控制的“预算”管理得以实现。其主要意义在于官僚治理，国家通过数字来考核、监督官员财务行政，进而实现财政目标。其次是从货币的本质及支持其职能实现的技术出发，重审中国财政经济运转逻辑。彭凯翔支持门格尔的理论，认为货币是可交易性（或曰可流动性）较高的资产。我们认可某种货币，就是相信它的高可交易性。那么谁来保证这种信用？在传统中国，除粮食因其使用价值而成为一般等价物外，其他包括布帛在内各种形式的货币，基本由国家保障可交易性。这不是简单的货币名目论，而涉及到整个国家财政运转以及关联到的社会治理、经济流通体系。采取不同形态的货币，对国家运转有何技术要求、又有何限制？与小地域内民间小额交易如何关联？在长期以国家财政运转保证货币信用的传统中国，市场发育又有哪些特征？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三，晚明以来人与人、人与国家的交往手段变为以白银为媒介后，带动了几个重要变化。一是在国家与人民的征发关系中，出现了赋役负担定额化、赋役征收关系包揽化、民间赋役分担契约化趋势，这为中间性集团发育提供了社会空间。用刘志伟老师的话说就是国家治理通过转型实现了不转型。二是白银的使用，使财政集权在更大程度上落实于运转层面，通过管理官僚来管理财政的运作方式真正成为可能。三是晚明以来商品流通和市场发展，大航海时代外部白银供给的影响，是否使“贡赋经济”存在被突破，至少使其运转形式被改变的可能性？

江西财经大学邱永志表示：其一，可以将明代货币转型问题置入国家经济与制度结构的逻辑变动中理解，取有所侧重的综合说而不是调和说。明代可能确实经历了白银货币化和货币白银化的复调，只是前期的白银货币化历时很短，且多受财政征收稳固记账单位的影响。货币白银化则是无法逆转的主流态势，促动因素也十分多元。财政体制的促动力量强大，但货币制度失序与缺失、民间市场需求也交合着发挥重要作用。其二，关于货币与财政的理论关系需要梳理清楚。在财政史的传统视野中，货币被置于从属于财政的角度，财政包含铸币收入；货币化财政是衡量财政效率的一个指标；财政货币化对经济货币化有挤压和溢出的促动作用，即使在近代货币金融革命的研究中也是将财政置于近代财政国家的形成与公债制度的各类机制建设等方面。实际上货币与财政各自具有独立的范畴，各自具有独立的理论指导和分析框架。新视野下的货币与财政关系研究需要置于全球史的角度理解，尤其是注重理解东西方不同财政制度的构建逻辑与货币形态演进差异的分析；同时注意从货币独特的理论框架中来理解两者的关系。其三，货币史的分析一般从市场和制度两个维度展开，财政是沟通二者的重要切合点。分析的显性核心虽是货币功能的发挥，但隐形核心却是货币功能背后制度框架的设计。应从技术约束、理论认识和货币实践等三个维度来理解中西方货币制度的演进。

在本次讨论会开始之前，主持人乌云高娃曾连线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陈高华、万明，暨南大学马健春。陈先生认为元代纸币的流通主要受商品、市场因素影响。蒙古统治者注重商业，当时商品、市场已获得一定程度的发育，纸币拥有了流通的条件。万明先生认为“货币白银化”是货币体系范畴下的概念，而“白银货币化”则应放置于经济体系之下。海外贸易亦是研究明代白银问题的重要取向。马教授侧重于海外贸易研究，他认为很多外藩商人在元代被纳入到色目人中，这些人在泉州、广州市舶司颇为活跃，这也是元朝与东南亚的贸易中使用贝币的原因。

四、小结

本场讨论会耗时近三小时。针对“货币形态与国家财政”这一集中的议题，十名侧重不同断代、居于不同地域的学者比较充分地报告了研究心得，不少听众亦在留言板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会后，“蒙元史专业研究群”也通过微信继续讨论元代八思巴字铜钱等问题。因此本次讨论会虽通过网络展开，却颇有小型工作坊的效果。坦率地说，在当前的学术分工条件下展开跨断代交流并非易事，至少也不是仅通过一次在线讨论会便能充分实现的。然而与会学者均展现了强烈的交流意愿，以及对其他朝代情况的积极关注。大家以自己关心的断代为例，为通贯研究提供史实和视角，从而激发了其他与会者的认同、争论，这又回过头来帮助大家从更广阔的视角反思自己的研究。

从这个角度看，利用网络快速、有效地突破地域限制召开深度研讨，且在会后引起了继续讨论，或许是新冠病毒阴霾之下的新收获。本系列讨论会还将继续举办，也请各位保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