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社会｜当智利抗争遭遇疫情：从街头到阳台的尊严诉求

智利的抗争自去年10月爆发，已经持续了半年。疫情袭来，抗争仍未停息，只是从街头转向了阳台和互联网。年轻一代愤怒于新自由主义与公权力交织之恶，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积弊在疫情中更加暴露无遗。本文作者去年年末亲历了智利抗争现场，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特以本文记录智利为尊严而抗争的半年。

3月19日，在距离原定的宪法公投日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身处疫情漩涡中的智利人等来了一个有些令人沮丧，却又是意料之中的消息：宪法公投将推迟到今年10月25日大选前夕。而他们为了拥有更改宪法的权利，已经抗议了五个月之久。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扩散，智利与拉丁美洲当然无法独善其身，据《华盛顿邮报》4月4日报道，智利的确诊病例在短短几周内从50多例飙升至3000例。截至4月8日，智利确诊病例已超过5000。

即使如此，智利人仍在抗议。这场自去年10月开始的社会运动，已经持续了半年之久。“直到尊严成为习惯（Hasta que la dignidad se haga costumbre）”，这句来自拉丁美洲原住民的口号在这场抗议当中反复出现，在这场没有领袖、没有党派组织领导、没有唯一意识形态的跨社群斗争中成为标志。人们对社会制度变革的呼声并未因政府试图借疫情契机推迟公投而消散，对尊严二字的追求已从原住民群体对身份认同和土地、自然资源归属的具体要求扩张成谱系更加广泛、更有包容性的呼吁。

智利这场运动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新自由主义的积弊。如果说在去年年末，这还只是几个拉美国家抗议的起因，如今疫情蔓延，这种积弊在全球范围内反而更为清晰地显示了出来。

疫情下，云抗议的智利人

3月24日，喧闹了五个月的“尊严广场”（Plaza de la dignidad，原意大利广场，Plaza Italia）已经空无一人。这不是因为警卫们如政府所愿那样，完美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然而，人们虽然离开了街头，抗议并没有结束。抗议中心从街头转移到了网络和阳台上。3月21日，智利各地居家隔离中的人们又一次开始了敲锅打铁（cacerolazo），要求智利总统皮涅拉实施全国隔离。医护人员打出标语，要求政府对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提供保障。

在智利一家独立学生电台JGM发布的视频当中，圣地亚哥中心区被夜色笼罩的街道上空空荡荡，而有节奏的敲锅声和口哨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此起彼伏。来自不同家庭、不同个体的声音融合在了同一个节奏里。人们还用广场抗议中使用过的绿色激光笔指向邻近楼栋的墙面，画出迅速闪动的曲线。3月20日这场全国性的敲锅抗议在当地时间晚上9点准时开始，自愿在家隔离的人们用声音上的连结取代了广场上的并肩游行。敲击锅底是拉美地区一种由来已久的抗议方式。疫情蔓延至拉美以后，巴西、阿根廷以及智利等国的抗议者不约而同地将敲锅的现场从街头挪移到了阳台。此外，如果说原先线下抗议活动占主流，网络空间的抗议只是次要途径的话，如今网络则成为了智利抗议者的另一个主要阵地。智利的一个艺术家小组（Depresion Intermedia）在Instagram上发布了“居家抗议”的图解，鼓励智利人民将他们的阳台转变为抗议前线、与邻里分享喜欢的歌曲并实践“线上行动主义”。而在3月27日，智利大学的学生发起了“网上罢课”——显然，在一切课程都转移到线上的疫情期间，并不是所有智利学生都有上网课的条件。一些学生的流量用完了，还有一些学生根本无法上网。智利巨大的收入差距让网络问题严重影响教育的质量。

这些看起来是疫情导致的抗议行为，仍是去年10月智利地铁涨价引爆的那场运动的后续。在之前的运动中，人们所表现出的情绪更多是对政府的愤怒和厌弃，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人们则开始谴责政府的执政力度和行政效率。

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其实智利人的诉求始终是统一的：他们希望获得尊严。在疫情之前，对尊严的要求涉及对政府失能的不满与对政府暴力的愤怒等不同面向；在疫情之中，它更直接地与生死相连，尊严的意义变成了要求政府保证医疗服务和食物供给，可以分配到不分阶级的所有人。

但在阶级分化严重的圣地亚哥，人们要求的隔离措施只实现了一部分：确切地说，只在那些高收入的社区实现了。根据智利卫生部的消息，截至4月1日，在大圣地亚哥地区的40个社区(comuna)中，只有7个社区进行了强制居家隔离措施，这7个社区除了总统府所在的圣地亚哥中心区，还有Las Condes、Providencia和Vitacura这样的富人区，以及Ñuñoa这样的中产社区；与Providencia一河之隔的Recoleta也不在隔离范围之内，更不用说市中心南边30千米的穷人区San Bernardo和工薪阶级社区Puente Alto。

“整个国家层面，我们还需要5000名医生”，去年11月时，我碰到的智利人这样告诉我，而那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预料到疫情暴发。在高度私有化的医疗体系中，公立医院的医生薪水是如此之低，以致于完全无法和他们学医的时间和金钱投入成比例。经过良好医学训练的医生大部分都不愿意回到公立医院工作，导致公立医院大量的人才流失，医疗水平下降。公立医院人手不足，也让前来看病的低收入病人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过去，病人因为等不及预约的诊疗或手术时间而去世并不是什么新闻。

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政府依赖市场的力量，尽管大部分人（76.3%）参与公立医保系统（FONASA），但只有私人保险（ISAPRE）意味着“优质”的医保服务，形成了一套根据参保人收入与“风险”来决定保护水平的医保系统。直到2010年8月宪法法院裁定违宪以前，这套系统的考虑标准甚至包括年龄与性别。任由市场调配资源的结果就是让私有医疗越来越庞大、药品价格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穷人再也无法负担看病的支出。

改善医疗体系、为公立医院配备更多医生等诉求，在去年夏天的圣地亚哥街头上已经被不断提起；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下，智利人的目光再度迅速聚焦到了这问题重重的医疗体系上——且不论政府还在犹豫是否实施隔离，仅仅是新自由主义化的医疗系统照旧运转就足以让人们感到极度焦虑。

对于回应抗议闪烁不定的智利政府而言，疫情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抗议的高峰早已过去，智利人的呼声也在媒体视野中淡去，在此时，宣布推迟宪法公投的消息甚至没有激起大的波澜。人们还发现，在抗议中被涂鸦成了彩色的巴凯达诺将军雕像也被悄悄漆成了原本的颜色。一些抗议者不甘心地重新给雕像的底座漆上了标语。

近日，一张智利总统皮涅拉坐在空荡的“尊严广场”上“沉思”的照片传遍了智利网络，而智利总统府甚至出面官方承认了这张照片的真实性。智利社会自上而下都清楚“尊严广场”在“十月运动”中的象征意义，而这张照片无疑让人感到“挑衅”。

疫情“清扫”了抗议现场，回到家中的智利人等待着疫情早点过去，“到时就能出门抗议了”。政府自抗议暴发至今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一半是对汹涌民意半推半就、表意模糊的部分妥协——包括对高收入者征税和宪法公投，另一半则是或软或硬的压制。这样反复无常的态度自然无法让民众信服和满意，而到了疫情肆虐的今天，政府并没有转变的迹象。

回到去年沸腾的广场上，诉求尊严的民众和自以为在回应诉求的智利政府如何陷入一种无法妥协、堪称“鸡同鸭讲”的对立局面，才清晰起来。

尊严与重塑的城市空间：抗议前线

去年11月，我抵达圣地亚哥机场，一切出奇地平静，井然有序的交通和免税店让人看不到这座城市已经爆发了一个多月的抗议，免税店中如常出售各种国际大牌商品，广告框中也如常挂着跨国银行和知名品牌的广告。智利，这个不久前还被总统皮涅拉称之为“拉丁美洲真正的绿洲”的国家，仍在向外显示着它的富足。

然而与此同时，在首都最大的抗议中心意大利广场，还留着“硝烟”的味道。这里本为交通枢纽和地标，现在已被抗议者们更名为Plaza de la dignidad（尊严广场）。广场中心，智利民族英雄巴凯达诺将军的雕像被五颜六色的涂鸦、标语和旗帜层层覆盖，随处可见的是咒骂暴力机器，斥责养老金私有化与高速收费高昂的标语。

2019年11月25日，我第一次抵达“尊严广场”。这一天正逢“国际反家暴日”，广场上已经人声鼎沸。从远处就能看见，广场中心巴凯达诺将军的塑像以及广场两侧的两个雕像已被重重油彩、涂鸦、条幅覆盖，几乎辨认不出本来的样子。

抗争的起始地巴凯达诺地铁站（Baquedano）入口矗立在塑像后方，已成废墟，除了碎石、玻璃渣、涂鸦，几乎已经所剩无几。如果没有人提醒，我甚至根本不会发现那是一个地铁站。同样被摧毁的还有交通灯，路灯，公交站。我看到人们用绳子绑住路灯，像拔河一样把路灯拉倒，一阵欢呼声随即爆发。人们用石头敲打公交站的铁杆，以至于它们凹陷变形。

在抗议的日子里有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中午之前，汽车能够在“尊严广场”附近通行无阻，而从下午三四点钟开始，人群逐渐聚集，人们几乎心有灵犀地在同一时间前往“尊严广场”，大多数车辆也自动避开广场的转盘，不避开的汽车也会遭到抗议者的阻拦。在广场四周，由于许多交通灯在警民对峙中被破坏，还有些市民会穿着荧光背心、背着书包、吹着口哨，在路口充当交通指挥志愿者的角色。

“尊严广场”在这场运动中被重塑成“抗议的地标”，首先被重塑的正是它的外观。抗议者通过改变广场的外观来为它赋予新的意义，在重塑广场的过程中破坏智利国家所建立的设施与秩序，以此表示对公权力的拒不接受。圣地亚哥的抗议者们通过占领这个物理上的公共空间，形成了某种松散的组织，也通过在这里的抗议形成了共同的身份认同。

当然，抗议者们对意大利广场的重新命名是这精神重塑最有力的体现。没有哪个名字比“尊严广场（Plaza de la dignidad）”更直接、清晰体现这场运动的诉求，它不仅在支持这场运动的智利人当中口耳相传，更占领了网络空间：在Google Maps和Instagram上，这个名字都成为了原“意大利广场”定位的新名字。后来，在从圣地亚哥离开的飞机上，邻座的智利年轻人甚至在我提到意大利广场的时候纠正我：已经不叫意大利广场啦，要叫“尊严广场”！

被重塑的广场上承载了智利的抗议者们被压抑多年的情绪和被压迫多年的历史，但它的表达却像这广场的外表一样，是混乱和模糊的。“尊严“是一句口号，就像竞选路上的政治家们喊出的诱人字眼一样，让人心潮澎湃，但没有下文。我们只能把复杂而面目不清的智利抗议笼统地称作“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对于政府来说，这是一次棘手的运动，因为它涉及智利政体的基本架构和意识形态，并且没有任何人能与之进行谈判。对于反对政府的中间派、左派和激进左派来说，没有人能声称自己是运动的领袖，因为它生来就拒绝领袖；也没有人知道人们究竟要求什么，因为每个人对”尊严“的定义都有所不同。

新自由主义的孩子与“智利例外论”

智利在独裁者皮诺切特上台后，由“芝加哥小子”们强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让它成为比美国更彻底贯彻新自由主义执政精神的政府。智利千禧一代，则成为自出生起就在新自由主义实验下生活的“第一代”。皮诺切特曾“坦言”，智利不属于无产者，而是一个企业家的国度。

”这场运动没有意识形态，人们是因为糟糕的生活条件而抗议，”正在纽约大学就读政治科学博士的智利人Martin Castillo Quintana说，“人们发现智利的商业精英们数十年来一直在垄断市场，垄断智利消费品的价格，而且没有受到法律严惩。智利是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经济上的成功没有惠及大众。”

根据世界经合组织（OECD）数据，智利高等教育每年学费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社会调查则显示，智利人口中有64%人属于“低收入阶级”，被市民社会理论奉若圭臬的中产阶级只占26.7%。

如今，智利的千禧一代人不仅充当了这次抗议的主力，更是本世纪所有大型抗议的主力。

“这和我们的年代有关。”此言一出，Daniel和其他朋友们纷纷点头响应。Daniel今年27岁，工程学院毕业，但和他同去抗议现场的三个朋友们并不都像他一样完成了大学教育。他的朋友Renso今年26岁，仍在就读本科，而另一个朋友Camal则选择放弃高等教育，当了一名瑜伽教练。

暴发于2006年的Piguino（意为“企鹅”）运动恰逢他们的中学年代，这场运动呼求为教育系统提供更多公共补贴，让他们第一次站上了运动前线。2011年，希望国家扩大公立教育规模的学运再度爆发，Daniel他们作为大学生再次参与运动，扛起大旗。

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毕业，走进社会。当他们第三次走上街头，被压抑许久的愤怒再起，更广泛的诉求被提了出来。“我们这一代许多人想为社会谋福利……我们无法在知道他人在遭受苦难的时候苟活，”他们告诉我。

这也许解释了这次运动为何波及范围如此之广、持续时间如此之长：这一代年轻人不仅被激起怒火，更在历史背景和教育的影响下对于智利广泛的苦难有一种特殊的共情。独裁并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家庭里老人、父母口口相传，甚至自己也有模糊记忆的画面。他们在看到警察滥权时、看到贫富差距巨大的现实时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利用各种渠道表达不满。

“我们如今要打破一切，是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一切，我们知道它（新自由主义体制）没有用。如果现在这些问题不解决，等我们年纪大了后只会更加严重。”Daniel和朋友说。

这种表达不仅限于中下阶级的年轻人，也包含了那些出身优渥，衣食无忧的年轻人。Josefina今年24岁，曾经在英国交换，她刚刚从大学毕业踏入演艺行业。但Josefina没有因为出身中上阶级而对运动抱有成见；她同其他人一样愤怒，也在广场需要她的时候来到那里呐喊。她说，“我重新爱上了智利，”在街上的这些人才代表了智利真正的文化。Daniel和朋友们也对这跨阶层的联动非常认可。“这不是什么廉价的共情，这是那些拥有特权的人说出：‘我也想生活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他们说。

智利制造了许多拉丁美洲的“例外”。在抗议爆发前，皮涅拉称智利是“拉丁美洲的绿洲”，这不仅指智利在拉丁美洲一片经济萎靡和社会动乱中保持稳定和繁荣，也是指智利未被完全卷入21世纪初拉美的“粉红浪潮”当中。彼时，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等拉美邻国均由左翼政党掌权，拉美政治的风貌被认为“焕然一新”。

即使智利也曾于粉红浪潮中迎来中左翼政府，但“四面楚歌”的智利新自由主义体制却得到了存续。智利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另一个“例外”：在拉丁美洲，只有智利到今天依然沿用独裁时期制定的宪法，这是反对派送给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卸任礼物”——皮诺切特在大势已去之时同意通过公投体面下台——条件是不许废除1980年他当政时期所制定的宪法。

在阿根廷，独裁军阀魏地拉1983年在狼狈的马岛战争后仓皇下台，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和他的军政府成员受到了阿根廷全新民主政府和司法系统的审判，阿根廷的军队被剥夺了大部分的行政权力。对比起来，1990年的皮诺切在下台时却高枕无忧：他和他的心腹们在有生之年，将不会为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负责，在交出总统宝座后，皮诺切甚至还继续担任军队首领。

在智利人的脑海中，尤其是亲身经历过独裁时期的人们，那将是永远无法抹去的恐怖记忆。独裁者已经死去了，但他们的遗产仍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提醒智利人他们曾经活过。

尽管如此，皮诺切特留下的遗产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其实不是总统随时能让军队随时上街的宪法权力，而是在妥协当中被完好保留的新自由主义机器，是被政府交予私有经济、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共服务系统。如此妥协，让政府得以避免暴乱，却在后院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在独裁结束后的30年时间内，智利人无数次走上街头，向国家要求本该存在于宪法，却因为独裁的历史遗留和资本介入而与他们无缘的基本权利。不幸的是，在国家的强力干预之下，这些诉求和运动最后都无疾而终。

在Daniel一行眼中，智利向来是一个崇尚顺从和个人主义的社会。一方面，就算明知不公平不公正，人们也倾向于向政府的措施妥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另一方面，资源分配不均，竞争文化激烈，人们只能踩着其他人往上走，求得一些阶级流动、自我实现的可能。这两个特征互相影响，也间接导致了智利的独裁遗毒在经济、政治体系中迟迟得不到清理。

35岁的Rainier Rios是隶属于第四国际的智利托派政党MST的主席团成员。他相信这场浪潮的力量：它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政党总在人民背后做决策的厌弃。他认为这场抗议不仅为拉丁美洲拉响了警钟，更有可能成为智利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时刻。“我相信的是大众政治化的过程，”Rainier说道。

越来越多的智利人意识到，是新自由主义制造的巨大不平等和阶级固化让智利蒙难。在未受制裁的独裁者阴影下，过去的死者没有尊严；在不受管控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如今的生者没有尊严。而在全球疫情这难以逃避的挑战中，还会有更多人因此陷入危险，“尊严”变得更遥不可及。

我曾问Josefina，“你认为尊严意味着什么？”她引用了智利独裁时期遭折磨致死的异见人士、歌手Victor Jara的一首歌：“平静生活的权利（Right to live in peace）”。

“这不意味着什么精神状态的完美，仅仅是拥有一个保护你——且保证始终保护你——并且保证对你的保护的政府，”她说。这也许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在穷困潦倒中死去，也许意味着幼有所养、老有所终，也许意味着平等的话语权和资源分配，也许仅仅意味着有水喝、有学上、有药吃。在Josefina和Daniel们心中，这些图景最后都能概括为一个词：权利。尊严是拥有本该属于每一个人的权利。

作为反殖反新自由主义先锋的原住民

就算对独裁没有感同身受回忆的人，也会不时听说原住民遭到独裁政府不公正迫害的事件。智利原住民马普切人只占人口的10%左右，而马普切人的旗帜，在系列抗议中与全黑色的智利国旗一道被示威者所挥舞，一张抗议者将马普切旗帜插上了巴凯达诺将军雕塑顶端的照片更是在网络上疯传。

马普切人曾支持智利史上各式各样的左翼运动，如在上世纪70年代支持前左翼民选总统阿连德上台并捍卫他的政府，马普切人也受惠于阿连德试图推动的土改议程。在皮诺切特的独裁时期，针对左翼团体的“反恐”法律一直保持着对马普切人的监视与压迫，由以色列特务机构提供的武器在马普切人身上得到了“不成比例”的使用，保守估计至少有40名马普切社区领袖因被怀疑支持阿连德而遭到处决，被划拨给马普切人的土地也被智利地主和外国资本所收回。

用于镇压左翼与社会运动的《国家内部安全法》（LSA）在90年代的民主化进程中并未被废除，在马普切人聚居的阿劳卡尼亚地区开荒时，官方甚至援引这一法律，以镇压维护自治权利的马普切人和族群领袖。这些事件更加深了人们对马普切原住民的共情，并直接反映到了去年爆发至今的抗议当中。

在皮涅拉任内，LSA法律得到完善，对马普切人和左翼团体的监视并未减少。即使是在新宪法公投计划里，政府联盟中的右翼势力仍反对性别平等，以及将为原住民保留席位——抗议者的“尊严”之所系的内容写入选举法。

“直到尊严成为习惯”的口号来自墨西哥的原住民运动，成了此次智利抗议中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在尊严广场附近，这个标语出现在了大楼的墙上。不仅如此，它还在口号、标语牌和网络空间中不断出现。

我曾在广场上询问一些挥舞马普切人旗帜的抗议者本身是否是马普切人，但只有寥寥数人真正具有马普切血统。马普切人在南方聚集，但即使在首都圣地亚哥，这个马普切人占比极少的地方，他们依然被抗议者们，尤其是年轻人们当作最有力的象征。

在拉丁美洲的各个原住民群体中，马普切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殖民者或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征服、统治的民族。在智利南方，马普切人对抗军警的歧视和压迫的新闻屡见不鲜。他们所遭受的不仅是对少数族群的种族歧视，更比大部分智利人更早体验到国家与市场合力而成的暴力。自殖民时代以来，占领马普切等原住民的土地便是欧洲裔宗主“经济活动”最有效的手段，马普切人也因此反抗了整整三百多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马普切人也在继续抗争。智利山脉气候干燥，许多马普切人生活在缺水地区，但在水资源被私有化的智利，许多马普切人不仅长期面临水源短缺，仅有的水资源也被大规模污染。这是近年马普切人抗议的重心，也很好地融入了去年的反政府抗议。

疫情当前，没有水，人们就无法做到及时洗手、及时清洁和消毒。正因此，马普切人关于水资源的抗议在此时更显生死攸关。

在智利，马普切人的感染数据至今还没有公布，有关马普切人在疫情中如何得到医疗资源和救治的新闻也无处可寻。这也是马普切人被系统性压迫，并仍持续被如此压迫的一个侧面。

从殖民时期开始，马普切人就不断经历瘟疫与饥荒，在马普切人和其他智利原住民的传说和历史中，也有着许多关于疫病的记录，他们似乎已经对这样不期而至的死亡习以为常。“作为部落，我们一直都暴露（在疫病）中，虽然我们不想这样，”拉帕努伊族（生活在智利复活节岛的原住民部落）人类学家帕罗马·乌克（Palmoma Huke）在一次采访中说。一些马普切人群体呼吁人们在疫情中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也从未停止过在医疗方面的抗争和对自己应有权利的声张。

在民主化后，智利政府曾经提出和马普切群体一同建立“跨文化”的医疗系统。看似良好的初心，最后的落实手段却是让马普切人接触智利主流医疗系统，为他们提供基于西方医学的治疗。法国人类学家Guillaume Boccara认为，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跨文化医疗”，它没有将马普切民族医疗方法与主流的西方医学结合，而仅仅将西方医疗植入到马普切本地社群中。

这和殖民时代的传教策略没有本质区别，其核心都是将原住民客体化。加深对原住民群体的了解并没有加强两种文化的平等互通，而是为了国家或殖民者的监控和异化铺路，马普切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并不买账：他们一直以来都认为医疗是一个“政治和文化问题”，对医疗系统和医疗原则的侵占和剥夺也是对原住民政治的剥夺。马普切领袖们坚持雇佣了解本地部落文化的医生，对医生进行马普切医疗的训练，并坚决与表现出种族主义和歧视倾向的医生保持距离。在马普切人部落中，智利政府的医疗系统、乃至西方医学本身已经成为了国家意志的体现，而这对他们的文化和权利形成了压迫；他们主动地将自己与国家对立了起来。

正因如此，在水资源普遍短缺与国家医疗系统不接纳本民族社会文化的情况下，马普切人比起其他智利人更不指望来自国家的帮助，疫情对他们的影响也更令人担忧。

可以说，马普切人几百年都在殖民、资本与国家的三重压迫下追寻着“尊严”。即使仅仅是捍卫生活，也因此充满了政治意义。这与Victor Jara的歌曲《平静生活的权利》遥相呼应，让意味着不必惧怕生活朝不保夕的尊严成为这场运动的主题。

在马普切人运动传统的影响下，政府呈现在抗议者心中的两种形象渐渐重合：一种是通过现代政治手段压迫人民的国家公权力，一种是从前只对马普切人成立的富有而具侵略性的殖民者。于是，在这场运动中，反对公权力滥用、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三个面向的斗争渐渐变得更加不可分割。这是马普切人带给这场运动的特殊财产，也是这场运动面目复杂的重要原因。

明处的权力和暗处的权力：国家机器和市场体系

政府以为可以像以往一样以强力手段平息抗争，然而人们在这些压制手段之下，愤怒却愈发被点燃。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未尝不是一种群体性的创伤性应激综合征。智利宪法规定，例外状态包括战争、国内动乱(conmocion interna)、紧急事件、灾难等，分为动员状态、防灾状态、紧急状态三种。总统有权在影响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中宣布最多为期15天的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状态期间受影响的地区将交予国防部接管。

如今，疫情暴发，皮涅拉在短短半年内第二次宣布了国家例外状态。尽管这次是为了应对疫情而宣布的“防灾状态”，但让已经与民众关系剑拔弩张的军警再次上街执行防卫和宵禁，对平息民愤和恐慌情绪并无益处。

“右翼政府应对民众抗议的策略一直都是使用警察镇压，不做让步或很少让步，然后等到它自然消失。过去的二十年内，这个策略对政府一直都行之有效，”Martin说，“他们没法预测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但暴力一旦升级，就很难回头了。”

这是一种双向的暴力，甚至陷入了恶性循环。智利人认识到自己已经身处民主社会，军警的出现已经不再有像独裁时期一样大的威慑；而由于民众反复的反抗和攻击，智利的镇压力量必须使用更强硬的手段。长此以往，民众和军警都习惯了站在彼此的对立面。

智利的政体虽然在形式上三权分立，但总统对国会实质上有着极大的压制作用。在国会的上下两院中，皮涅拉带领的“智利前进”（Chile Vamos）执政联盟都占据了多数。就算是反对派，也不敢轻易挑战总统权威。“智利的总统制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总统的垮台意味着整个政权的垮台，”智利托派政党MST（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Rainier这么评论。总统一旦受到威胁，国会也无法幸免于难，并且在这之后，整个国家还将面临着一次政体的重建和政坛的洗牌。对于身处体制内的反对派来说，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

抗议的人们清楚揭示了分为显性和隐性两层的国家权力结构，人们选择在两种层面上都展开斗争。

和人们产生正面冲突的显性层面是智利的国家机器。本质上，智利的政府遵从新自由主义的“大市场、小政府”原则，负责提供的仅仅是基本限度的公共安全和保障。智利当前的宪法中规定公民可在道德约束、不干扰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任何经济活动，同时也指出国家和政府机构也可以发展或参与商业活动，只要有符合法定人数的法律（quorum law）授权。

在智利，巨大的私有利益链中除了高等教育、医疗、养老保险、基础设施建设、矿产等自然资源外，还有水资源。这些是隐藏在国家机器和热冲突背后的、暗处的权力，也正是这样一个高度私有化、市场化的系统让国家机器变成了市场的附庸。表面上，大公司们只是国家关键产业的“承包商”，事实上，它们是瓜分国家资源的营利者。

2019年11月26日，总统皮涅拉签署法案送交国会，希望军队能在非紧急状态下出动，保护国家的“基础设施”。但是事实上，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包括公共交通、航运、发电厂和医院等等，无一不是高度私有化的。在总统使用行政权力保证这些设施运转时，得到保障的也许不是普通大众使用这些公共服务的权利，而是这个围绕利润运转的系统。

Rainier跟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曾去过智利北部的一个村庄，在村庄北边有一个铜矿，有一家采矿公司在那里进行开采。开采需要大量的水，于是矿业公司在流经本地的河流上游截住了水源，因此下游的村庄就无水可用。智利北部靠近沙漠，气候干旱，人们失去了水源，只能离开村子，或起来抗议。“问题就在于，是考虑城镇居民的利益，还是矿业公司的利益。这显然没有什么妥协方案，”Rainier说。“村里需要的一千公升水，要么用于采矿，要么给村里人用。那么要么人走矿留，要么矿走人留，这种困境在智利的许多地方都存在，并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Rainier继续说道，“要么是企业家赚得盆满钵丰，要么工人阶级获得合理的薪水。要么私人医疗机构的所有者获得丰厚利润，要么出现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公共医疗机构。要么学校董事们收益可观，要么智利学生能得到免费的教育。在我看来，这一系列的矛盾在这一波抗议人群的脑海中愈发明显。”

宪法、自治、新的公共空间

智利人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他们和政府的无法妥协来自于双方根本利益上的分歧：人们要求群众的权利，而政府要维持对权力强有力的保护。人们明白，要达成长久的、有意义的改变，他们需要一部新的宪法。

“改变宪法意味着改变政治游戏的规则，给以后进步的立法制造空间。至少，这是许多智利人的希望，”Martin评论道。

虽然集中爆发的无领袖抗议大概率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此大规模的民众运动的确在催生一些新的民主实验。其中民众自发的“制宪会议（asamblea constituyente）”，在智利的社会运动中是没有先例的。

Josefina不清楚制宪会议具体的规模和影响范围如何，事实上也没有组织或个人对这些自发的民众制宪活动做过统计；但她描述说，各行各业的人通过自己的熟人网络和社区进行组织，不同的小组会讨论不同的内容。人们会提出自己希望新的宪法中包含哪些条例、保障哪些权利、何时应该推出，接下来，他们会撰写一份自己的“宪法”草稿。

“是的，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宪法’，”她说。

Rainier也告诉我，在圣地亚哥的各个街区内，出现了一些居民自发组织的议政集会，这些集会被统称为“asamblea de barrio (or, Junta de vecinos)”（街区集会）。

除了讨论时事、宪法和组织斗争，这些集会中还会出现一些艺术家的表演。在Yungay，圣地亚哥最早形成的街区之一，人们每天晚上7点准时出现在邻近的广场上，这些人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有移民也有原住民，还有拖儿带女的父母，他们在抗议的后方构造着另一种非暴力的政治化公共空间。疫情期间，人们无法聚集，一些集会也被转移到了线上：Josefina的阿姨此前在距离广场不远的Providencia区参加的街区制宪集会就改成了每周日在skype平台上举行。

“这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集会）是这场斗争中最典型的有机体，而这些组织的形成将体现社会上最激进的部分，”Rainier对这些集会预示的未来感到乐观，“他们中有人40岁，有人甚至已经80岁了，他们最不快乐，不想与传统政党为伍。”

这正是Rainier所提到的“大众政治化”进程的一种表现。事实上，它甚至可能比广场上的疾呼更有力；如果说广场上的抗议者和网络上的围观者容易被情绪主导，因而容易被时间和资源的消耗击溃，这些形成组织的人正在探索用理性的、结构性的方式为运动创造某种出口。

许多人向我提到过“自治（autonomia/auto-organizacion)”这个概念。“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词，”Daniel的朋友Fernando说，“是的，这是自治，但自治是一种回应；自治不是必要的。”言下之意，如果政府能够对他们的权利负责，他们大可不必选择”自治”。但“自治”却是运动趋于成熟的必然标志，它宣示了人民自身的一种力量，或者这种力量的可能性：当政府失职的时候，人们可以自发建立一个取而代之的系统。这是渴望民主的智利人重建民主的过程，也是他们重新普及民主之精神，具象化权利的意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定义尊严。

但是，在疫情面前，新的挑战也正在出现。不仅仅是智利人的宪法公投落空，疫情对民主制度的威胁开始在各个国家出现，不同地区的政府正在以不同方式实施着智利人曾经历过的强力封锁和控制，疫情成了这些政府扩大权力范围的借口。在南美，刚刚经历极右翼政变的玻利维亚，因疫情推迟了正式选举；在亚洲，菲律宾推出临时法案，给予了总统杜阿尔特凌驾于既定法律之上的权力；在欧洲，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也在疫情中获得了超越议会和法律的直接行政权。即使这些都是在疫情中的紧急措施，但对于这些本身就存在右翼威权倾向的执政者来说，他们是否会借机巩固这些权力，把紧急状态的越权许可常态化？在这之后，人们又能做什么来改变这个常态？届时，也许智利人的经验会对身处类似情况中的人们有所启发。

“总而言之，我会说最重要的是把抗议继续下去，”Rainier说。无论是否会出现右翼民粹主义政客挟持民意，或是政府无法在往后的立法中正确反映人们的诉求，只要抗争还在继续，就还有改变的可能。抗争本身也是一种尊严。

如果说去年的抗争中，人们对尊严的诉求是”和平”地活下去，那么疫情当前的今天，“活着”本身已成了诉求。然而与正经受疫情的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智利人在旷日持久的抗议中已经形成了清晰的群体意识：威胁他们生命的不只是病毒，更是未曾被清理的新自由主义和维护这一体制的政府。在他们心中，对尊严的渴望并未被对疫情的恐惧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