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南66 | 监控大流行？不同社会反应的分析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下，各个国家结合自身情况及既有抗疫经验采取了不同的防治措施。其中，韩国因其“不封城不停工”，通过快速大量检测及手机定位密切接触者找出病毒传播链，从而有效控制疫情而广受赞誉。目前越来越多国家称将采用手机定位来帮助追踪和联系新冠病毒感染者，但是“学习”韩国经验也并非易事。3月中旬，以色列政府推行了通过手机数据定位并追踪新冠确诊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政策，就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

韩国经验

自2015年爆发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疫情后，韩国改革了疾控体系并通过了《传染病预防及管理相关法律修正案》，其中规定韩卫生部门及疾控中心可以提取已确诊及潜在患者的监视录像、信用卡历史记录和手机位置信息，确认其移动路径，并以政府网站、手机短信及APP等形式及时向大众进行信息公布及警示。这一条例也使此次韩国的核心抗疫策略之一——确定行踪轨迹及隔离监督，成为可能。4月11日，韩国升级了监控政策，要求不遵守居家隔离政策者佩戴电子手环，并升级手机应用系统直接将异常行踪通报政府及警方。

严苛的监控政策及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得到了韩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他们不仅很快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还积极配合政府各项政策，自觉在家减少社交活动，外出时则保持社交距离、自觉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公众的配合也被视作此次韩国抗疫政策成效卓著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色列疫情扩散下的新政

以色列在严格防控输入性病例上可谓走在世界前列。早在1月30日，以色列就发布了针对中国的旅行禁令，在随后的两个月中还将禁令扩展至大部分爆发疫情的亚洲及欧洲国家，并最终于3月9日关闭国境。然而，相对松散的国内防疫政策却使严控输入的努力大打折扣。目前以色列确诊病例已经突破10000例，与其900万总人口相对比，形势不可谓不严峻。

3月中旬，以色列看守总理内塔尼亚胡援引“紧急条例(Emergency Regulations)”越过议会，直接由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授权以色列国家安全局(Shin Bet)收集用户的手机数据，定位、追踪并监控确诊者及与其密切接触者。此举被以色列最高法院判为越权，并需“限期整改”。最终，经过以色列议会下属情报委员会的质询，该法令才名正言顺地得以施行。

根据以色列现行法律，以色列国家安全局的主要监控和追踪对象包括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等待化验报告的疑似患者以及在前两者确诊前14天与其有密切接触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并非仅由国家安全局所有，以色列卫生部、内政部、国防部及警察等部门，均会根据其工作需求对数据进行获取与处理，包括警示与确诊者可能存在接触的居民，检查其自我隔离的情况及是否严守社交距离等。

这一抗疫新政引起了以色列社会内部的广泛讨论。一方面，虽然以色列国家安全局似乎被认为会对国民的相关数据进行恰当的处理与保护，但以内塔尼亚胡为首的政治领袖们却不被信赖，各方对政府权力滥用的质疑与担忧从未停止。另一方面，公众对于法令的实施期限及个人隐私的长期保护也颇为担心，甚至有媒体质疑是否会引起“监控大流行(Pandemic of Surveillance)”。

不同公众反应：一种文化维度的分析

同样是采用手机数据作为定位及追踪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主要方式，同为“民主”国家韩国与以色列的国内反应却似乎并不相同。对此，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所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或许能够提供一种视角，帮助我们理解韩国人与以色列人态度存在差异的深层原因。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缘起霍夫斯泰德教授针对跨国公司员工的大规模文化价值观调查，后经过霍夫斯泰德、赫特·杨·霍夫斯泰德(Gert Jan Hofstede)、迈克· 明科夫(Michael Minkov)及其团队的发展与修正，建构出衡量不同国家文化价值观差异的六个维度，分别是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男性化-女性化(masculinity-femininity)、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长期取向-短期取向(long term orientation-short term orientation)、及自身放纵与约束(indulgence-restraint)。下图分别是以色列和韩国在这些维度上的得分情况（目前以色列在最后一个维度上的数据缺失）。

以色列与韩国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上的比较
来源：https://www.hofstede-insights.com/country-comparison/israel,south-korea/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韩国与以色列主要是在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及长期取向-短期取向这三个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别。

权力距离所考察的是社会中地位较低的人对于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韩国在权力距离上得分较高，为60分，而以色列则仅有13分，显示韩国社会更倾向于接受等级制度，且更易于服从权威；相比之下，以色列则对于权力的滥用更加敏感，这也体现在公众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强行通过法案这一做法的质疑与抗议上。

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韩国得分为18，以色列则是54分。这表明韩国是高度集体主义的社会，因此出于对集体利益的关心和维护，韩国民众更愿意配合政府的强势抗疫政策，并且能够互相形成监督；与之相对，以色列则具有更多的个人主义，不仅对于为“公共的利益”来牺牲个人隐私更加谨慎，而且对于政府推行的隔离政策也难以很好执行，譬如有许多人在停工后选择将“办公地点”移到海滩，或在节假日无视禁令继续出行游玩。

在长期取向-短期取向的维度上，韩国得分为100而以色列则是38分。意即以色列更倾向于规范思维，注重传统，并着眼于短期所得。这或许解释了以色列人在抗击疫情与保护个人隐私、防止权力滥用之间的政策选择。而韩国则是最务实的国家之一，人们或许更加愿意为了长期的发展而承受眼前的不便。

结语

韩国以大量快速检测与及时排查、隔离密切接触者的方式较快稳定了疫情。以色列也审时度势采取了愈加严格的措施，但其执行效度仍有待观察。一项抗疫政策的最终出台总是历史经验及现实条件下重重博弈之后的艰难选择，有更多因素需要我们充分考量，而文化视角也仅仅是我们理解不同国家与社会抗击疫情方式与态度的其中一个维度。在国民的基本生命权与其他权利之间的权衡总是艰难的，它呼唤更多的探讨、智慧与理解。

（作者：罗安澧，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2019级博士生，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燕南66优创团队出品，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