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劳动｜疫情下的跨国劳工——回乡、失业、隔离与劳动

【编者按】：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各国政府相继采取了封锁边境和大规模隔离等一系列措施。在各个国家为疫情而感到担忧的同时，流动性劳工们也面临着有家难回、大失业潮、缺少卫生条件下被全体隔离和在大流行下被迫外出工作的威胁。如何保护好在各行各业起到关键作用的移民劳工的基本健康、为被隔离的劳工提供安全和卫生的生活环境，这是一个各国政府需要回答的紧迫问题。

在新冠病毒席卷全球的今天，人们不得不承认本次疫情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在所有遭受疫情冲击的人群中，流动性劳工（migrant worker，包括本国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劳工以及移民劳工）所面临的困难与风险也是最为直接和恐怖的。在“资本全球化”趋势加剧的今天，欧美国家以及海湾石油国家严重依赖跨国劳工，而如菲律宾等国家则依靠跨国劳工赚取外汇，外劳输出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但是，跨国劳工缺少实施自我隔离的住所；在无法保持“社会距离”的情况下，冒着相互传染的风险被集体隔离并且在边境封锁的情况下难以回到家乡，全球的流动性劳工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作为许多国家的农业、建筑以及其他行业最依赖的劳动力，流动性劳工所经历的苦难将会很快辐射到每一个人身上。

“回家”太远，路阻且长

随着各国纷纷关闭边境和实施更为严苛的出入境管理，“回家”对于人们而言已经成为了一个严肃的挑战。据报道，在例如越南等国家，混乱的机场管理和实时更新的边境政策使得回家变成了一件昂贵、严苛而又危险的事。而对于流动性劳工来说，“回家”这一概念则显得更加遥远。随着大量的企业在疫情期间开始裁员、回国的机票价格不断飙升，流动性劳工在缺少收入的情况下不得不在“高价购票回家”和继续留守寻找工作之间作出选择。但是，随着疫情的不断恶化，各国的“边境封锁”政策让流动性劳工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严苛的边境封锁也发生在阿根廷、澳大利亚、以及包括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和阿曼在内的海湾国家；在无法回家的情况下，劳工们只能努力确保自己可以保住工作，维持自己的基本生计。

而对于那些赶在封锁前赶回故乡的劳工而言，他们选择回家的主要原因是对于自己健康安全的保护和身为家里唯一收入来源的考虑。根据《卫报》的报道，在伊朗疫情的暴发下，已经有超过13万名阿富汗人逃离伊朗回到阿富汗，人们担心他们会给这个充满冲突和贫穷的国家带来新的感染。阿富汗人表示，伊朗的情况每天都在恶化。来自巴格兰省的18岁的劳工Mirwais表示，“边界太‘忙碌’了。每个人都害怕这种病毒。我忍受了在伊朗遭受的众多羞辱，将赚来的钱寄回家。但是我无法抵抗冠状病毒，因为我是家庭中唯一工作的人，如果我死了，家里的其他人也将饿死。”更加重要的离开伊朗的原因是，在伊朗，阿富汗人无法得到需要的治疗。43岁的古尔·艾哈迈德(Gul Ahmad)说，由于伊朗医生忙于照顾伊朗人，阿富汗工人缺乏医疗保障。“我们不能去看医生，原因很简单。伊朗人忙着照顾自己的人民，他们对生病的阿富汗人一点也不关心。”

而在南非，政府延续了针对移民以及外来劳工的“仇外”态度。除了宣布移民在其庇护许可到期的三十天内可以续签外，政府对于外来劳工可能面对的健康威胁没有作出任何表态。事实上，政府宣布的应对病毒蔓延的首批措施之一是在与津巴布韦接壤的边界上建造一个40公里的围栏；但是与津巴布韦的11例确诊病例相比，南非有1845例确诊的新冠病例。政府的封锁行为和其命令南非人留在家中的举动，使得该国的非正式员工和移民工人面对巨大的经济困难，并使得他们难以维持生计。“人们将陷入现金短缺的境地。每个人都对此感到担忧。”为南非Intellidex研究公司的政策分析师Mmamoletji Thosago说，“政府应该向非正规员工和移民劳工提供相同的援助方案，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劳工失业，经济受创

另一些移民劳工则表示，比起回家，他们更加关心自己能否保住自己的工作；而已经失业的劳工们则在忧虑他们能否在疫情期间尽快找到工作，来支持远在他国的家人的开销。疫情期间的企业关闭对于流动性劳工工作产生的巨大冲击和影响是立竿见影的。项飙在《从链式反应到网格反应：SARS和COVID-19流行期间的流动与限制》中对于2003年SARS期间中国农民工的分析也许同样适用于今天的跨国劳务输出的，“农民工的流动，是链式反应（chain reaction）的结果。2003年的SARS期间，北京关闭了70%的餐厅（Yang 2003），这就可能导致237300名农民失业（这是我根据Xinhua News Agency 2003作的估测）。”据《经济时报》的报道，多年来，有数百万亚洲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工作，他们在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国家供养直系亲属，并把钱寄给自己国内的亲戚。这些工作者中的大多数，从事着建造房屋，照顾病人和餐饮工作；但是，伴随着裁员潮的来临，他们中的许多人遭到了解雇；其中一些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而剩下的工作者仍然在苦苦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在三月，来自印度的厨师班杰特（Banjeet）被工作了20年的迪拜亚洲连锁餐厅解雇。与其他抢在阿联酋航班暂停之前回家的前同事不同，班杰特选择留在当地找寻工作。他说：“目前，我将留在这里。也许我会和我的妻子开办自己的小生意，我们必须持积极态度，并共同努力。”

事实上，移民劳工的留守与失业将不仅仅对他们所工作的国家产生影响，更将会对他们祖国的经济产生冲击。据《经济时报》报道，“因为服务业，旅游业和建筑业的停工，海湾地区和整个亚洲都将面临裁员潮。由于移民劳工失去工作，不仅他们所工作的国家的经济受到影响，而且他们本国的经济也受到影响。分析人士说，印度和菲律宾等严重依赖汇款的经济体将面临巨大冲击。它将在两个方面产生影响：预计返乡工人将增加失业人数，而他们过去贡献的收入——至关重要的外汇收入将严重下降。”可以预见的是，当多数移民劳工为无法收回欠薪或找不到新工作而焦虑时，他们工作的国家以及他们的祖国也同样身处在经济困境之中。许多拉丁美洲人和非洲人依赖美国亲戚的汇款。同时，埃及和其他中东国家吸引了数百万亚洲移民工人，这些工人将大量收入汇回国内。然而，经济学家表示，从较富裕国家向较贫穷国家的数十亿美元汇款可能正在消失，这威胁着全球数以百万计家庭的福利以及未来几个月各国的健康。

据《卫报》的报道表示，澳大利亚有超过110万名临时工，包括国际学生，打工度假者，过渡签证持有人，获得临时保护或安全港签证的人员，其中大多数人没有资格获得政府的所有援助方案。新冠病毒造成的大规模裁员严重影响了移民工人。许多行业从事酒店，零售和服务业，其中一些行业因停工而遭受重创。有学者表示，澳大利亚有义务支持它邀请到该国的移民劳工，并且澳大利亚的经济也离不开这些移民所带来的劳动力。来自克兰拉纳道德领导中心，《不是澳大利亚人：临时移民如何改变国家》一书的作者，彼得·马雷斯（Peter Mares）表示，“如果临时签证持有者被困在澳大利亚，不能回家，也找不到工作，他们需要得到一些帮助。人们不可能在一无所有，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生存。针对他们的援助应被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来严肃看待。我们看到了劳动力中大量的临时移民劳动力的影响，我们也应该思考当他们的工作突然消失时会发生什么。”

“被迫”隔离，危机四伏

在回家成为了不可能的选项后，驻留在工作国家的流动性劳工们还面临着被隔离后互相传染病毒的风险。据报道，在新加坡，低薪移民工人约占新加坡570万人口的六分之一。而据非政府组织估计，其中约有200,000人睡在每个房间可容纳12至20个人的宿舍。人道主义移民经济组织(Home)的个案工作经理Luke Tan说，除了共用宿舍，工人们还和几十个人共用厕所和就餐区……宿舍的厕所没有消毒，垃圾也没有定期清理。而这一切都可能成为瘟疫迅速传播的条件。4月5日，新加坡政府宣布Punggol的S11宿舍和Westlite Toh Guan宿舍将被为隔离场所，要求工人在宿舍内被隔离两周。S11宿舍有13000名工人，88例感染案例，而Westlite Toh Guan宿舍则有6800名居民和29例感染案例。移民工人们生活在拥挤的、缺乏卫生保障的房间内，针对他们的为期两周的隔离很可能引发进一步的病毒感染。

据路透社报道，在卡塔尔，当局在3月11日表示，在一个居民区被隔离的238人被检测出患有新冠病毒，其随后发布的公告将大多数报告病例与移民劳工联系起来，但没有提及移民劳工的国籍。据《卫报》报道，“在数百名建筑工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后，卡塔尔最大的移民劳工营地被全面封锁。警方正在“工业区”一个巨大区域的周边进行警戒，导致数千名工人被困在肮脏、拥挤的营地，那里的病毒可以迅速传播。居住在该地区的工人表示，没有人可以进出该区域，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Fifa世界杯2022年基础设施项目中工作。”在卡塔尔生活了17年的migration-rights.org的副编辑瓦尼·萨拉斯瓦特（Vani Saraswathi）说，在劳改营中，劳工们无法获得任何防疫保护：“在大多数营地没有自来水和消毒剂的情况下，工人如何保护自己？在成千上万人并肩生活的营地中，他们如何保持社会距离？”

即使新加坡政府保证为被隔离的移民劳工提供报酬和每日的三餐（作为对比，卡塔尔营地里的部分工人正处于“无薪休假”的状态），但是政府对于被隔离的移民工作者的最基本卫生以及居住条件仍缺乏重视。对于已经出现感染迹象的隔离区，政府采取了严堵的态度，但却没有及时采取治理手段。考虑到新冠病毒恐怖的传播力和杀伤力，政府的拖延可能会导致隔离营内移民劳工的群体感染。事实上，部分国家的政府也预见到了劳工群体感染带来的可怕影响。卡塔尔政府的传播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实行隔离的地方，有关当局将与雇主密切合作，以确保满足居民的福利和医疗需求。定期分发食物，水，口罩和手消毒剂。该部正在与公司协调，确保满足工人的日常需求并按时支付工资。”在新加坡，人力资源部长张志贤(Josephine Teo)承认，“提高工人宿舍的标准”至关重要，但他指出，雇主担心农民工的住房成本，以及终端消费者是否会接受这些成本转嫁。在政府没有给出明确指示的当下，新加坡的维权组织也在加紧帮助农民工，其中的Chulia Street项目将向农民工分发38,000个护理包，其中包括预付卡和洗手液等必需品。

劳工经济，不可或缺

新冠病毒对于很多第一世界国家的农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的冲击之大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而这些行业的立身之本正是移民劳工们的劳动力。在《从链式反应到网格反应：SARS和COVID-19流行期间的流动与限制》中项飙谈到：“疫病的流行与人口的流动密切相关。可以说，在维持增长方面，商品的流通和人员的迁移要比工厂里的流水线更为重要。新冠病毒的流行和随后的应对影响特别大，因为它们突然中断了所谓的“流动经济”（mobility economy）。 ”

根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农业部门正面临压力，由于无法再从罗马尼亚或阿尔巴尼亚等国获得数万名移民工人，种植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意大利的农业专家Riccardo Valentini表示，意大利有成千上万的农场，大部分的体力劳动是由移民来完成的，而本次边境关闭使得数万名季节性工人失去了进入意大利的机会。根据《卫报》报道，英国将需要 “包机运送东欧的劳工飞往农场工作”，以防止水果和蔬菜库存用完。英国迫切需要填补9万个职位，以供工人采摘 “可能会烂在田间”的农作物。法国农业部长甚至呼吁，美发师，侍应生，花店和其他暂时无法在被封建的企业工作的人前往土地开始采摘农作物。这些让人担忧的现象也暴露了如果没有来自东欧的低成本流动劳动力，较为富裕的欧洲各国的粮仓就很有可能失去收成。

在美国，由于对季节性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加剧，美国国土安全局为移民工作者们开出了公开信，表明国土安全部认为他们“对食品供应链至关重要”。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是，采摘美国食物的绝大多数工作者是无证移民（主要来自墨西哥）其中许多人是美国数十年的居民。他们通常是美国出生的孩子的父母，被驱逐出境的乌云笼罩着整个家庭。而在大流行期间，移民和海关执法部门已表示将调整其执法模式。3月18日，该机构表示将“暂时调整其执法姿势”，不针对普通无证移民，而是针对那些构成公共安全或刑事威胁的移民进行监管与调查。

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由于对移民劳工的迫切需求，这些国家可能将会要求劳工们在疫情期间保持外出工作。在泰国，政府解除了对建筑工程的限制，使数千名移民工人面临致命的疾病。移民权利慈善机构MAP基金会负责人布拉姆·普莱斯（Brahm Press）说：“对移民建筑工人的补贴很少，他们没有口罩和洗手液，也得不到有关冠状病毒的任何防护信息。”而对于美国的农业移民工人来说，生活在缺少卫生防护拥挤的居住环境内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感染风险。《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写道，“想象一下你在一辆破旧的单层房车里醒来，房车里挤满了十几个陌生人，每个房间都有四个人，每个人在去上班之前都使用同样拥挤的卫生间和厨房。你坐在一辆改装的校车后面，和40多个陌生人肩并肩地往返于田野之间。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你要等轮到你洗澡和做饭时，才能躺下睡觉。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太多农民的生活。”考虑到大多数移民劳工却少基本的医疗保障，如果他们在被要求持续工作的情况下遭受感染，他们很可能无法保护自己的健康。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工作地点的特殊性，移民劳工们可能无法及时获得医疗帮助。举例来说，位于佛罗里达州Immokalee的25,000名工人不得不面对以下事实：Immokalee没有病床，没有呼吸器，没有重症监护病房，没有受过培训的医务人员。无论是通过私人还是公共交通，劳工都无法到达最近的医院。

政府针对这些劳动者所采取的措施传递出了明确的信息：虽然你的劳动是必要的，但你是可以牺牲的。在国家享受着低价的移民劳工的同时，他们却对劳工的健康风险视而不见。这些国家将移民劳工暴露在风险之下，并且做好了随时替换他们的准备。

对此，葡萄牙政府针对外来劳务以及移民的保护政策或许可以引起其他国家政府的重视。葡萄牙政府表示决定暂时给予目前在该国的所有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全部公民权。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该国的爆发升级，该政策使得外来劳工以及移民能够充分利用该国的医疗保健，从而降低公共卫生的风险。“人们不应该因为他们的申请尚未得到处理，而被剥夺他们的健康权。”内部事务部发言人克劳迪娅·维洛索表示，在这非常时期，移民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申请人仅需提供其正在办理居留申请的证据，就可以享受该国的医疗服务。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正在申请居留权，但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有创纪录的580,000名移民在葡萄牙居住，去年有135,000人获得了居留权。

人们已经认识到，将移民劳工暴露在病毒下将会对公共健康和本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在移民劳工因为疫情不得不在回家与留守之间作出选择；在失去工作缺少收入和冒着风险外出工作之间权衡利弊的当下，如何保护好在各行各业起到关键作用的移民劳工的基本健康、为被隔离的劳工提供安全和卫生的生活环境，这是一个各国政府需要回答的紧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