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诞辰110周年 | 汪荣祖谈如何书写钱先生心路历程

【编者按】

恰逢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汪荣祖所著《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本书最早于2014年在台湾面世，此次大陆引进，在这特殊的年份以飨钱先生的研究者和崇敬者。

同寻常人物传记有所不同，汪荣祖在整本书中运用了大量心理学理论，所以称为“心史”。对此，汪荣祖在“中华新版序”中讲道：“此书所谓‘心史’，不是一般的心理传记，更无意迎合心理学理论，而是利用言之成理、行之有素的若干心理学概念与学说，冀有助于深入了解传主的思想与行为，获至‘如烛照幽’之效……钱先生自少年时即习弗洛伊德之重要，并借其说为阐释之资，我亦追随而已。”

为何采用此法作传，汪荣祖在“弁言”述其缘由：“研究钱锺书这位杰出的学人，自有其重要意义；事实上，书写者早已成群，若再平铺直叙其生平，整齐排比其所说，复述其文而释之，或以讹传讹，或想当然耳，皆无必要，也难餍读者的期盼。如何深窥其内心世界，发见其人格特质；登其学术堂奥，欣赏其博学多能，固然不易，却值得尝试。”故传记分内外两篇，内篇写钱先生的生活世界，外篇写其学术世界。

本书责任编辑、中华书局高天就《槐聚心史》的写作采访了汪荣祖，以下为访谈全文。

澎湃新闻：您是在何时产生了写作此书的想法？

汪荣祖：想法很早，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有此想法，钱先生的文史哲学，令人倾倒，我有幸成为他的忘年交，屡得侍谈，屡蒙赐函，甚觉亲炙其人，再读其人之书，别有领悟的喜乐，因而想写一本书，以志此机缘。但酝酿甚久，迟迟没有动手写作，直到钱先生过世后的2003年，我自美国退休后回到台北，这个想法才慢慢得以落实。先于2009年钱先生百岁诞辰前夕在台湾举行了学术研讨会，学者来自两岸以及翻译《管锥编》为英文的美国学者艾朗诺（Ronald Egan），会后出版了由我主编的《钱锺书诗文丛说——钱锺书教授百岁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槐聚心史》到2013年才完成初稿，作为感念与钱先生交往的一个纪念。

澎湃新闻：您和钱先生提起过要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吗？

汪荣祖：记得大概在1990年代初，与钱先生面见时，曾鼓起勇气说想要写他，钱先生初谦让，说不鼓励任何人研究他，后来连声说好，戏称“你要写，我放心”，令我感奋。

澎湃新闻：写作此书，您为何想到参考心理学理论？

汪荣祖：因为我曾参与了我的朋友台大心理系黄光国教授的“华人的人观与我观”研究计划。心理学是20世纪由弗洛伊德开创的新兴学科，一般人认为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其实心理的问题涉及到文化，并不完全像自然科学。所以黄教授他们要研究本土心理学，很有成效。当然所谓心理传记引起很大的争议，认为无法诊断已故人物的心理。但无可否认的是，有不少言之成理的心理学概念，有助于对人的理解。钱先生也很重视心理学，在他的著作中时而用到。我听到有些朋友说不必多此一举，但有可用的工具不用，未免可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澎湃新闻：您在写作的过程中，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汪荣祖：最困难的当然是钱学犹如丰富的宝库，人在墙外，明知金玉满堂，却难窥堂奥，唯有尽力而为之。除此之外，在写作过程中，我正自美国退休，回到台北，家分两地，参考资料难以集中，写作时间也难以掌控，也是困难之一。

澎湃新闻：写作过程中您有哪些心得，想与大家分享？

汪荣祖：我一直觉得写书是读书最好的方式，平常读书多般浏览，甚至不太求甚解。写书时读书则必须细读，需要慎思明辨，也就比较容易吸收，成为自己的知识。记得钱先生为徐燕谋诗作序，有这样一段话：读书“譬若啖鱼肉，正当融为津液，使异物与我同体，生肌补气，殊功合效，岂可横梗胸中，哇而出之，药转而暴下焉，以夸示己之未尝蔬食乎哉？故必深造熟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及夫因情生文，应物而付，不设范以自规，不划界以自封，意得手随，洋洋乎只知写吾胸中之所有，沛然觉肺肝所流出，曰新曰古，盖脱然两忘之矣”。值得与大家分享。

澎湃新闻：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两件与钱先生交往中印象比较深的事？

汪荣祖：其一，中华书局于1984年重新出版钱先生的《谈艺录》，钱先生在引言中提到“美国汪荣祖教授远贻新刻，济吾所乏”。此序文又于同一年的4月24日登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很受瞩目。几年之后见到钱先生，他笑着说好多人问他汪荣祖是谁，他回答说“是我喜欢的一个年轻学者”。我听后当然很高兴，感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化学作用，就是俗称的缘分吧。其二，钱先生八十岁生日时，我写了一首“寿默丈八十”的诗，寄给他：“望中风采想翩翩，岂意飞登朝杖年；学以增才能造艺，文因妙识巧如天；无缘立雪求珍秘，有此崇心寄贺笺；且效吟诗赢一笑，神州快递到尊前。”钱先生收到后，回了一封非常风趣的信说：“尊诗律谐对整，大是作手！弟读之既喜复感且恨。喜感不必解释，恨者乃自恨才退，若四年未病以前，得此赠篇，必奉和一首，以示‘无言不酬’之微意，无如老态日增，心力愈衰，不敢构思，恐打销安眠药之作用，惟有大敌当前，退避三舍而已！有如胃病人忽见美肴，徒流馋涎，心痒难餐。敝同人李慎之兄（原副院长），想兄必闻其名，近日见弟一九七三年《答冒叔子》诗，索弟写一小纸，即亦录供一粲：‘四劫三灾次第过，华年英气等销磨。世途似砥难防阱，人海无风亦起波。不复文章供感慨，倘能老寿补蹉跎。鬓青头白存诗句，卅载重拈为子哦（一九四二年寄叔子秣陵诗有云：白头青鬓交私在）。’”

澎湃新闻：您如何评价钱先生？

汪荣祖：钱先生在国际上被称为“很可能是20世纪中国最博学之人”（arguably the most learned modern man of letter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我的评价：钱先生是20世纪最能兼通中西学问的大学者。就中国学问而言，清末民初尚有博学鸿儒如沈子培、章太炎诸公，但他们都不通西学，辜鸿铭西学功力甚高，但中国学问不能与渊博的清儒相提并论。西方的汉学家也难称中西兼通，他们在西方是中国通，但对中国的学问，在钱大昕、章太炎眼里，尚未“识字”。我发现有不少美国的汉学家的西方学问还远不如钱先生。能兼通中西的20世纪中国学者，当然尚有若干人，但钱先生绝对是学界翘楚。

澎湃新闻：您写作这本书和《史家陈寅恪传》有何不同的感想？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是我写的第一本书，初版早在1976年由香港波文书局出版，也是第一本陈寅恪传，之后出了许许多多的陈传，以及研究陈氏的论著，所以我的《史家陈寅恪传》可以说是“抛砖引玉”。这本书则是写于许许多多钱传，以及研究钱先生的论著之后，可以说是“敬陪末座”。

澎湃新闻：您为很多人物作过传记，您为何对人物传记感兴趣？

汪荣祖： 中国史学传统素重人物，如曾国藩所说：“司马氏创立纪传，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敝者，独赖有伟人焉，以经纬之，故备载圣君贤相，瑰智玮才。”史学家以历史人物为写作题材，乃顺理成章之事，因为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必然是历史的重要内容。西方史家比较重视史事，将纪事本末体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一般读者非常喜欢人物传记，在美国的书店里，传记书柜放在最显著的地方。我也注意到，历史学家除了重视历史人物之外，也要重视历史人物的时代与处境，不论时代创造了人物，还是人物创造了时代，两者之间的关系皆不可忽略。所以史家立传，不仅需要文学家描述人物的文字技巧，而且还要具备了解人性、时代与社会的充分知识与分析能力；如果前者是艺术，则后者近乎科学。如何结合文笔与研究、个人与群体、时间与空间，应是史家写传的基本面。然则，史家要确切地重现古人风貌，固然要写评其一生，展示其形象，分析对其时代的影响，更要信而可征，风雅可读。我于1960年代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当研究生时，曾任俄国史名家屈莱果(Donald W. Treadgold)教授的研究助理，并以俄国史为我的副科之一，我因而读到他的博士论文《列宁及其政敌》（Lenin and His Rivals）一书，对我启发很大。他认为列宁为俄国新兴“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一员，所谓知识阶层，乃由非同一社会经济出身而具有相当教育程度之男女所组成；他们不论经何种渠道获致知识，莫不关怀其所处的社会问题。而知识阶层的兴起，则由于帝俄农村经济的破产，民不聊生，知识阶层为民请命而专制政府不予垂听，遂驱使关切民瘼的知识之士走向暴力革命，各为俄国的前途拼博，列宁即其中之一人，并于1898年乘群众政治运动兴起之际，逐鹿问鼎。马克思主义革命风潮之所以得势，固有其系统哲学为之鼓动，然屈老师特别注意逐鹿群雄中之自由主义派的软弱，其领导人如施波夫(Shipov)与弥流可夫(Miliukov)不仅其组织松散，且乏明确之理论与目标，对当时俄国的局势又无清晰之认识。至于社会革命派(Social Revolutionists)的领导人漆扶诺夫(Chevnov)，对阶级斗争并无认识，故难以建立坚固的社会阶级基础，虽注意到农村问题，但又无正确的农村计划，采暗杀手段，亦非长久之计。相比之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The Bolsheviks)于1905年已有赢得政权的方案，知道如何打入群众，直至大势既定，掌握权力之后，才露出其真正之政治意图。屈老师的结论是：列宁早于1906年实已经胜券在握，克林斯基(Alexander Kerensky)虽然赢得二月革命的胜利，并无稳定政权的实力。列宁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莫过于在俄国建立红色政权；作者将传主及其对手比而观之，从中得悉列宁的成功，不仅仅由于其人之强，亦由于其竞争对手之弱。当时我就领悟到“借传观史”之可取，传记作者写传主的一生，史家大可以从历史人物最重要的部分切入，使人物与史事并举。事实上，英美学术界人士研究中国历史也往往从传记入手，就近现代学术思想人物而言，如萧公权的《近代中国与新世纪：康有为思想研究》、史华兹的《追寻富国强兵：严复与西方》、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转变》、曼斯讷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源流》、许瑞德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等，我自己也曾写了一本《追寻现代民族主义：章炳麟与革命中国》，都是以重要人物来呈现其最重要的史事。这就是我对人物传记感兴趣的渊源。

澎湃新闻：您为人物作传时，是以何标准选定人物的？

汪荣祖：主要是出于兴趣与机缘，我在大学读历史系本科时，偶尔读到陈寅恪的著作，觉得他的写作形式与其他学者没有两样，但被他的见解所吸引，尤其佩服他的考证功夫，有尺幅千里的妙境，所以当我写完博士学位论文后，决定写的第一本书就是《史家陈寅恪传》。我选择章太炎，因中美建交后，我申请到中美学术交流计划，于1981—1982年到中国大陆作八个月的研究，即以章太炎作为研究项目，以上海复旦大学为我的单位，与朱维铮、姜义华、李华兴诸兄，颇多来往。后来写成四本有关章太炎的书，中英文各两本。我写郭嵩焘由于唐长孺教授面告郭嵩焘日记的出土，史料太丰富了，我一看之下大为兴奋，最后写成《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一书。我与李敖合写《蒋介石评传》，因要于蒋逝世二十周年时打破长久以来在岛内吹捧蒋介石的魔咒。没想到的是，由于蒋介石手写日记的出现，有些大陆学者如获至宝，处处为蒋翻案，我已写成《评说蒋介石》书稿，作为对翻案的翻案。

澎湃新闻：中华书局于1979年出版了钱锺书生平最重要的巨著《管锥编》，您觉得他为何用古文写，意义何在？

汪荣祖：中国古文俗称文言文，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尤其胡适力主要以白话取代文言，古文逐渐凋谢。1949年前尚有学者用文言著述，然而1949年后几无人问津。钱锺书却于“文革”之后出版四大卷以典雅古文写就之《管锥编》巨著，并能畅销，保持了古文的活力。古文与白话并非两种语文，足以互补，古文为白话写作可提供无限的活水，如古文一旦失传，活水势必枯竭。再者，外国学者颇有人认为中国古文不适合现代，拼音文字才是现代文字，甚至有主张中文拼音化者。殊不知汉字历尽数千年的演变活力不减，近年更能适应电脑操作，证明外人批评汉字之无稽。更有进者，今日之中国与欧洲疆域几同，而欧洲因用拼音文字，罗马帝国崩溃后，各族群以其母语拼音，遂成列国的语文，列国既成，统一的帝国不复再有。汉字不能拼音，即使蛮族入侵，也只能习汉字，因而汉化，故中国虽屡经分裂而终归于统一，以至于今，汉字的功用大矣哉。然白话受西文之影响，日趋欧化，尤待古文活水之灌溉培育。钱锺书以身作则，有能力、有勇气用古文写书，维持了古文的活力，我认为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