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丨箧中我有英雄传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谓是将往昔传述于后，而非凭空创作；其情怀，则是以真诚的心态，搜集、整理与弘扬传统。司马迁曰：“述往事，思来者。”亦此意也。自古及今，这种述往思来的悠久传统，催生着一代代的优秀著作，传承斯文。

卫洪平先生的《张瑞玑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便是这样一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往事，思来者”的佳作。

其所述者，乃民国奇人张瑞玑，一位值得“述”的民国奇人，足以动无数为政、为学、为文的“来者”之“思”。

张瑞玑，山西赵城（今属洪洞）人，近代重要的民主革命家、杰出学者和诗人，也是重要的书画家和藏书家。其一生传奇事业，《年谱》已详细记述，兹不赘述。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师道刚先生的评价，可谓确论：“综观先生一生大节，荦荦可数者，曰反清，曰抗袁，曰抵制军阀。此三事又可以‘革命爱国’四字概括之。”

然而，这样一位“革命爱国”的杰出先贤，近百年来几乎湮没于历史的岁月。直至1998年《张瑞玑诗文集》出版，其名才渐为世所知，被誉为“二十世纪山右第一大诗人”，有一代诗史的质量与意义。

而今《年谱》的出版，对张瑞玑一生事迹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张瑞玑这位“民国巨子”的历史形象，得以真实而立体地呈现，从中更可感受“瑞玑先生革命爱国之精神不朽矣！”（师道刚语）

《年谱》的作者卫洪平先生，与张瑞玑同乡。卫洪平先生长达20余年对张瑞玑的关注，不仅是对乡邦先贤的敬意，更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拳拳情怀。张瑞玑有诗云：“十年客梦风帆影，一榻诗魂水月天。”20余年来，卫洪平先生坚持不懈，通过寻找、辨析张瑞玑无数“风帆影”般的零碎资料，不断还原其“水月天”般的广阔人生、磊落情怀。

从1997年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长文《张瑞玑其人》开始，迄今为止，卫洪平先生对张瑞玑的研究，成绩斐然。当年《张瑞玑诗文集》的出版，便由他促成。如今，此书已一册难求，为士林所珍。去年3月，卫洪平先生考证出张瑞玑为甲辰本《红楼梦》收藏者，轰动红学界，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沈治钧先生撰文称“宛若一声春雷”。可以说，卫洪平先生对张瑞玑研究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

所有的远行，都以“聚粮”为前提。庄子曰：“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卫洪平先生为《年谱》而“聚粮”，已20余年。他访故老，搜轶闻，孜孜矻矻，爬罗剔抉，上下100余年，对浩繁的资料分析梳理，集腋成裘。其所引资料，无论文字图片，大部分是从当时的各种报纸、杂志、档案、信函、日记、笔记、方志、谱牒、碑传、文集等第一手资料，包括一些未刊手稿孤本中，以大海捞针般的耐心和细心，不断搜索，最终熔铸一炉，纲举而目张，事核而文洁。张瑞玑这位“民国巨子”的历史贡献、风骨才情得以完整清晰地大显于世。

中国历史，向来有纪传编年二体。年谱这一形式，便结合了纪传与编年二体之长。清代孙诒让曰：“编年之例，通于纪传，年经月纬，始末昭焯，此唐以前家史所未有也。盖名贤魁士一生从事于学问，论撰之间，其道德文章既与年俱进，而生平遭际之隆污夷险，又各随所遇而不同，非有谱以精考其年，无由得其详实。”张瑞玑身后，不是没有种种无中生有、以讹传讹之说。经《年谱》一番“精考其年”，张瑞玑一生的“始末昭焯”得以完整体现，世人从此“得其详实”，则种种虚妄之说，自然烟消云散矣。昔年张瑞玑挽胡景翼诗云：“箧中我有英雄传，夜雨孤灯意怅然。”今评此年谱，不妨改其诗为：“箧中我有英雄传，始末昭焯气宛然。”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若对谱主生平的搜集与记述属于“才”与“学”，那么，《年谱》中大量按语与评论，便属于“识”了。卫洪平先生在对前贤心怀敬意的同时，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科学态度，不虚美，不拔高，每下一论断，皆言之有据，公允平实。读者在阅读之时，不是为作者所影响，而是受事实之引导，这正是“述而不作”的可贵之处！

笔者也曾留心张瑞玑的资料，读这部《年谱》，始骇其宏富详赡，继叹其缜密严谨。此书宛如一棵大树，不惟全身一气贯注，条理畅达，而且自然伸展出许多枝枝叶叶，涉及晚清、民国诸多重大人物和事件。宏大清晰的大系统内，蕴含许多很有意义的小专题。这些小专题，又如缀满树身的花朵与果实，有心者采而植之，又可生长出新的大树。可以说，《年谱》是一部纵切面很深很广、很精很准的民国史。此书不仅是张瑞玑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也是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年谱》这一优秀学术著作的问世，不仅是一位三晋先贤在后世的訇然回响，更响应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勃勃复兴的时代洪音。（卫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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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人张瑞玑，为民国一大奇人，其为官、为学、为人，堪称世之典范，时人誉之极高，推为“三晋真名士，中国大伟人”。但遗憾的是，很多人竟不知道山西还有此等人物。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张瑞玑，“天才卓越，双目炯炯，豪于文，廉于吏，不避权贵，敢作敢为。”他虽为清朝官员却敢加入早期同盟会，他敢赴京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敛尸，他敢在“人无敢议”时上书袁世凯者反对其窃位，他敢铸军阀跪状铁像任人民踩踏唾骂十余年，他敢充任停战划界专员“骑虎入关”调停纷争，他敢呼吁当局“关不可闭，港不可锁”。

而在另一个领域，他是与鲁迅、郁达夫、沈从文同列的文学家，他是题写太原“首义门”匾额的书画家，他是建“谁园”藏书十万余册的藏书家，后归于国藏的《红楼梦》甲辰本名动天下。他去世后，被《晋阳日报》称为“天塌地陷” 。

这样的人物，怎能被湮没在历史的风尘里？这样的人物，当之无愧是山西的骄傲！

今年年初，山西学者卫洪平先生二十多年业余爬梳剔抉，呕心编著的《张瑞玑先生年谱》出版。书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第一手资料，涉及的民国人物上百，还收录了近百幅珍贵的图片资料，是张瑞玑研究的拓荒之作，故本书有发掘历史之功，史学界人士称之为：“内容详赡，资料宏富，洵为年谱之佳作”。

评者认为，这本年谱，不仅使一位几乎尘封的历史风云人物，鲜活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而且大量无人问津的史料的发现，对于民国史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年谱起到了民国断代史的作用。

著名学者刘毓庆教授在序言中写道：

“这本年谱，无虚言，无空言，全部用史料说话。所引及的图书达一百多种，引及的报刊杂志也有十几种，而涉及到的民国人物足有上百。而且作者以学者的作风，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条资料中所涉及到的人与事。于事，则考其是否属实，用按语的方式提出己见；于人，则考其身份行事，以按语的方式简要述之。这样，这本年谱不仅使一位几乎尘封的历史风云人物，鲜活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而且大量无人问津的史料的发现，对于民国史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年谱起到了民国断代史的作用。

作者通过张瑞玑先生的行事，带出了晚清与民国政权交替时期的混乱时局，以及军阀之间的斗争与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从张瑞玑先生积极投身国民革命，到辞山西民政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而不为，转而辞官隐退谁园，以及以'谁园'名其第，都反映了民国局势的复杂性，以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斗争给谱主造成的心灵伤害，以致其对未来的忧虑。

如果不是洪平的搜集，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想到张瑞玑先生在民国时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竟使得时人以‘良吏第一’‘民党才子’‘北方学者之宗’称之；竟使得《晋阳日报》以‘天塌地陷’比喻他的去世；竟使得当时的社会名流，如黎元洪、宋子文、阎锡山等，用挽联、挽诗、唁电、祭文等多种形式哀悼他。

相信这本年谱的出版，不仅使人们对张瑞玑先生其人重新认识，而且其丰富的一手资料，也会帮助揭开民国时的一些历史谜团。同时张瑞玑先生勇敢正直、不畏强权的性格，也会给更多正直之士以激励，给奴颜媚骨者以羞惭。”

《张瑞玑先生年谱》（前言部分）

卫洪平撰写

前 言

张瑞玑先生是民国巨子。

他是我的乡先贤，他那风骨伟岸和文章经济总能点燃我，使我神旺。二十多年来，我留心搜集他的资料，积之日多，知之愈深，仰之弥高。遂不顾一介史学门外汉，为他编起年谱来。一边采铜于山，一边爬梳剔抉，今日一毫添于眉，明日一毫加诸须，锱锱铢铢做下来，总算裒辑成编，勾勒出谱主一生的行迹。

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号老衡、䍺窟野人，别号酒皇、谁园第一主人，山西省赵城县（今洪洞县赵城镇）人。他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光绪甲午（1894）中举，早年接受君主立宪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赴京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敛尸，并周恤烈士遗孤。1901年任平河书院山长。光绪癸卯（1903）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陕西。甫入关中，即鹤立鸡群。状元出身的陕西巡抚曹鸿勋，诗名大著的陕西布政使兼按察使樊增祥，对这个同进士出身（三甲131名）的“即用知县”格外青睐，奏报朝廷 “传旨嘉勉”。之后，张瑞玑历任韩城、兴平、长安、临潼、咸宁知县。离开韩城时，绅民用一双新靴换下他的旧靴，将旧靴展陈在城中鼓楼上，旁书“知县张瑞玑先生之遗靴”。《兴平县志》称他：“天才卓越，双目炯炯，豪于文，廉于吏，不避权贵，敢作敢为。”章太炎《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说：“在陕西八年，民称张耶〔爷〕，为良吏第一。及中国同盟会之立，君以宰官私誓焉。”

早期同盟会员中，清朝官吏凤毛麟角，或无此志，或虽有此志而无此胆。同盟会1905年在日本成立，张瑞玑1907年即在关中加入，时任韩城知县。上述太炎先生谓“君以宰官私誓焉”，着眼于“宰官”；此前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田桐撰《张瑞玑》云：“同盟会成立，衡玉慨然与焉，不计其为官也。”着墨处亦在“不计其为官也”。

介绍张瑞玑加入同盟会的，是“山西二景”之一、为孙中山先生草拟临时大总统宣言的景耀月。在韩城，张瑞玑 “日以振兴学堂为急务”，天主教教民抗出学校费用，四乡人民啧有烦言，到县衙告状。省城天主教胡教士偏袒教民，驰书韩城横加干涉。张瑞玑回复胡教士，辞色严正：“至兴办学堂而不能遍及，则有碍于敝国之政治；人皆集款而教民独抗，则有碍于敝国之法律：此皆与贵教无涉也。”（《覆省 城天主教堂胡教士书》）又将教民中的冥顽之徒依法收治。胡教士怒，向 巡抚告状，巡抚“密谕君息事，君不为动”。胡教士无奈，诫饬教民：“谨避 ‘强项吏’矣！”（章太炎《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张瑞玑还因教案纠葛答复赵知府：“瑞玑于宗教一事，生平不加诋毁……今之不知自爱自重，并不知爱其国、重其国者，非独教民然也，将欲举上下社会之积习廓而清之。” （《覆赵太尊书》）

张瑞玑学兼中西。中学自不必说，西学从分发陕西后在课吏馆所作诸文可知，那时他已熟读倍根（培根）、霍布士（霍布斯）、卢梭、笛卡儿、黎普尼士（莱布尼茨）、倭儿弗（沃尔夫）、赫胥黎等，对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有所研究，“洞悉中外高下异同之故”（樊增祥评语）。1904年他在一篇课艺中写道：“华盛顿之道，一国私治之道也，治美国可，治欧洲则不可，治中国则尤不可。”1905年在另一篇课艺中大声疾呼：“关不可闭，港不可锁…… 吾将使天下儒者悉中外利害之情也。”

张瑞玑生长于中国洋务运动和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他目睹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显然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认为“处争立竞存之世界，而空谈王道，是贫弱之萌芽也。登优胜劣汰之剧场，而羞言功利，是危亡之鸩毒也。”因此呼号呐喊“举数百年空疏迂阔之学说，一扫而廓清之！”（见《秦中官报》1905 年乙巳四月第三期）在政治革命和思想启蒙两方面，他都身体力行之。

刚到韩城，就创办了初等小学堂、农桑实验场、师范传习所，又主持编纂《韩城县乡土志》，作为各乡镇新办初等小学堂历史、地理、格致教科书，以“欣 愉儿童之心志，开凿儿童之聪明”。在离太史祠十公里的韩城县学，张瑞玑与同人创办了白话报纸《龙门报》，这份近代陕西最早的县级民办报纸，思想合于新潮流，文气遥接太史公。调任兴平后，张瑞玑又与同人创办了近代陕西最早的县级官办报纸《兴平报》。这两份报纸，加上后来他与同人创办的《兴平星期报》《帝州报》《声铎公社质言》《暾社学谭》等，成为陕西开启民智、呼吁革命的重要阵地。《陕西省志·报刊志》《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对此有翔实记载。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认为：“陕西同盟会在省内创办的革命刊物……以《兴平报》和《丽泽随笔》的影响为最 大。前者由张瑞玑主编，原在兴平出版，后迁西安，改名《兴平星期报》，所刊‘政府对于开海、陕甘两铁路加入借款之警告’及‘黑世界’等论说及文学作品，都对清廷的腐朽黑暗作了尽情的揭露。”（方汉奇《中国近代报 刊史》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38页）

同盟会中“山西二景”之 一景梅九，偕同李岐山等在陕西运动革命期间，与张瑞玑交往密切。张瑞玑在县署宴请景梅九等，又邀党人曹印侯隐居县署读书，以致咸宁县署被目为革命机关，险遭满旗西安将军文瑞的“刻治”。辛亥革命西安举义后，陕西哥老会与同盟会争夺大都督一职，张瑞玑与同盟会员郭希仁挺身而出，以史譬解，化危为机，西北革命阵营始得稳固。

辛亥太原举义后，张瑞玑应招返晋。装未卸而城已封，袁世凯派卢永祥部进攻山西，赵城横遭劫掠。张瑞玑愤而上书袁世凯，“世凯得书，立招其师，秦晋得完。”（《西北革命史征稿》）嗣后，又醵资铸卢永祥跪状铁像，置于南门瓮城，任由赵城人民踩踏唾骂十余年之久。镌在铁像背上的《卢永祥铁像铭》，以及《致卢永祥书》《卢永祥铁像歌》《赵城绅民公致卢永祥 函》等诗文，非雷非霆，天下震惊，当地学校作为教材，广为传诵。

当袁世凯谋夺临时大总统之际，张瑞玑又作《再上袁内阁总理书》，力予阻之。文中说：“夫所谓大总统者，全国人民所公认，非一人一家之私物，一二人不 能私举，亦不能私与之也。”“执事果不自量，觍颜而据上座，瑞玑固无力与争，然期期以为不可也！”《西北革命史征稿》写道：“世凯卒当选临时大总统，人无敢议者，独瑞玑之义声震天下。”

入民国，张瑞玑被山西临时省议 会公举为首任山西财政司司长；旋被袁世凯任命为署山西民政长，他坚辞不就。山西都督阎锡山钦佩张瑞玑的人品和才能，愿与他联手治晋，对他辞民政长一职感到惋惜。张瑞玑病逝后，阎在祭文中犹述及此事：“为地 择人，旋长民政。公提我挈，愿为骖靳。先生幡然，乃遁糟丘。白驹空谷，我心悠悠。”

民国二年（1913），张瑞玑以清誉当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客居京城。始则反洪宪帝制，继则反曹锟贿选。当1917年国会被解散，孙中 山先生号召议员护法之际，张瑞玑毅然南下参加非常国会，拥戴中山先生 为广州军政府大元帅。1919年初，北京政府与改组后的广州军政府筹组上海南北和议，而陕西问题如虎当道，亟需公推一位“德望夙著者”及“威位素重之大员”，充任陕西停战划界专员。双方总代表、南北政府把目光 聚焦在张瑞玑身上。其时，被陕西督军陈树藩幽囚于督署百尺楼上的陕西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将军闻讯，在日记中表露心迹，翘盼素所敬仰的 “国民党巨子张衡玉”早日莅陕。

这年2月到5月，《申报》连续以显著位置 跟踪报道了张瑞玑骑虎入关之行。该报总主笔、著名报人陈景韩（笔名 “冷”）撰写的时评《张瑞玑》云：“和议之进行与否，悬于陕事之手；陕事之能了与否，悬于张瑞玑之手。”他的历史功绩已载入《中华民国史》（李新、 李宗一主编）。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师道刚认为：“综观先生一生大节，荦荦可数者，曰反清，曰抗袁，曰抵制军阀。此三事又可以‘革命爱国’四字 概括之。”“瑞玑先生革命爱国之精神不朽矣！”（见《张瑞玑诗文集·跋》）

张瑞玑是一位文学家。百年前他在赵城筑“谁园”，作《谁园记》，一时 传抄纸贵。初到西安，入课吏馆学习，四十名学员中，有同科进士王景峩、 吴庚，还有后来成为《大公报》主笔的“文坛巨擘，报界宗师”张季鸾等。课吏馆每月举行一次月课，藩司樊增祥亲自命题判卷。每次月课，排在前三 名的课艺刊登于《秦中官报》。编著者在国家图书馆北海古籍馆查阅《秦 中官报》（系陈垣先生遗存），发现十一次月课中，张瑞玑有七次被评为超等第一名，三次被评为超等第二名，一次被评为超等第三名。这十一篇 “课艺”，以及他在陕西期间的诗文，如《暾社记》《〈声铎公社质言〉发刊词》 《骊山布衣歌》，还有嘲讽轰动朝野卖官丑闻的七古《杨花曲》，“披我两千余年旧历史，一读一哭泪滂滂”的歌行体《醉歌行寄吴岷甫》……今日读之，犹觉刚健雄迈，瑰丽多姿，如鸿飞天外，叹为观止。

他那些为时而作的诗文，刚毅奇崛，有金元之际河汾诸老诗风的余韵。《吴宓诗话·张瑞玑旅店题壁诗》称：“山西张衡玉大令瑞玑久宦关中，吏治文章，有声于时。入民国为参议员，旋即归隐。壬子岁，有《旅店题壁》四律，豪迈劲爽，肖其为人。”当代诗论者或认为“他的诗的确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晋阳诗词”（时新 《晋阳诗踪》），或激赏其诗句，赞叹“钟声千壑定，塔影一僧归”（《由霍泉上 山》）一联，“妙不可言，即唐人诗中，亦不多见”（马斗全《被埋没的优秀诗 人》）。

“洪洞董氏”与赵城张氏为世交姻亲，董氏后裔、著名书画家董寿平青少年时期常去谁园拜访张瑞玑，亲承謦欬。董寿平晚年撰《张瑞玑诗文集·序》谓：“先生之德性、言行、文学、才识素为国人所钦仰……其刚正不 阿之精神，渊博之学问文章，及纵横豪迈豁达之风范，尤为当时学子所崇 仰。每先生之文见诸报章，莫不相互抄录传诵，启我后昆者至深。”同盟会创始人之一田桐与张瑞玑为至交，张病逝后，田桐慨叹：“中国少一词人矣！”贾逸君《中华民国名人传》将张瑞玑归入“文学”类，与樊增祥、陈三 立、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徐志摩等同列。

张小衡《先君事略》：“府君有所作多不留稿，或有之而为人携去。宦秦诸年，为南君南轩、张君升〔深〕如所收藏。后二君殉难，遂散失不可复得。不肖每归省，始一藏弆，或自他处抄录。今谨就所藏者辑为十二卷，其所散佚盖已多矣。”张小衡所辑者即《谁园集》十二卷。20世纪70年代末，《谁园集》十二卷和张瑞玑两部手稿——《张老衡诗稿》《 䍺窟野人诗稿》，以及《张瑞玑函电底稿》 一包，全部入藏陕西省博物馆。1983年陕西省博物馆刊印孙浮生整理的 《谁园集》四册，封面上印着：“赵城张瑞玑先生遗著，陕西省博物馆馆藏。” 一至三册为诗六卷；第四册为增补两卷，收陕西划界函电八十通。1998年《张瑞玑诗文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为张的诗文首次结集正式 出版。师道刚《张瑞玑诗文集·跋》：“故此集不仅为先生诗文精魄之所存，亦为清末民初陕西、山西人民反对北洋军阀政治史之真实写照，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光辉之一页。以意识形态史言，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心态之 最典型反映；以当代史料言，亦为一极珍贵之宝藏。”2011年巴蜀书社出 版《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收录张瑞玑诗一百四十九首（见诗部第二辑 第四册）。论者谓张瑞玑“志节慷慨似陈同甫，超逸不群似苏东坡，而天资高朗、音情顿挫尤似孔北海。”（张小衡《先君事略》）

张瑞玑是一位书画家。辛亥革命后，太原承恩门改为“首义门”，张瑞玑为题匾额。柴建国《山西书法通鉴》称其“工书法。初出鲁公，又能熔裁 诸家之长，劲逸飞动，不落俗程”。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曾持扇索题，张瑞玑为题《云郎曲》。沈钧儒胞弟沈炳儒请张瑞玑为其父《牡丹图》题诗。张瑞玑有一首诗题为《董幼樵以其尊翁研樵太史〈太华冲雪图〉两卷索题，一卷为徐宝谦画，一卷为秦炳文画》，董幼樵即董寿平之父。还有一 首题在京城老画师俞瘦石的《十笏园图》上。

近年互联网、拍卖会不断有张瑞玑书迹出现，价势走高，偶见赝品。他擅画墨梅，所画者皆“胸中之梅”，自云“不是案头无胭脂，让与他人画牡丹”。他给江翰画过扇面，是一 幅“寒枝拗铁，老根蟠石”的墨梅，还洋洋洒洒题了一阙《望海潮》。章太炎说他“善诗书画，自谓书不如画，画不如诗，诗不如其为人，盖笃论云。” （《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

张瑞玑是一位藏书家。耸立于赵城汾河东岸的谁园主体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藏书楼。1915年张瑞玑书赠友人条幅，落款已有“书于五 万卷书楼”之谓。章太炎说：“君素好学，自陕西归，载书百簏，为北军略夺皆尽。晚又得十万卷储之，戒其子曰：所以遗女亦足矣。”（《故参议院议员 张君墓表》）

张瑞玑在叔伯兄弟辈行五，人称“张五”，三晋大儒郭象升《太 原市上购书歌》云：“赵城张五我畏友，书海一钓连六鳌。”1935年伦明（字哲如）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录藏书家一百五十五人，附录二十八人，山西仅张籁（字贯三）、张瑞玑载录。伦明诗曰：“晋水文章集百元，赵城带草绕谁园。”文曰：“赵城张衡玉瑞玑，收蓄尤富，屋曰谁园，本省旧藏多并 其中。”1996年薛愈编著《山西藏书家传略》，为张瑞玑立传。

1952年，张小衡将“谁园十万卷藏书”全部捐献给山西图书博物馆。几年后省立图书馆建成，钤着“张衡玉遗赠”长方朱印的“谁园藏书”搜架供读者借阅。张瑞玑有一枚白文印章，文曰“老衡鉴定”，据说西安旧书字画若是盖着它就免检了，张小衡捐献的宋版《道德经》便有这枚印章。

尤可说者，无偿捐献的“谁园藏书”中，有一部《红楼梦》八十回抄本，即乾隆 “甲辰本”。1953年山西省政府副主席王世英亲自把这个抄本送到北京，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又交给俞平伯先生，供校勘 《红楼梦》之用。俞平伯先生把这个著名的抄本简称为“晋”，冯其庸先生 称甲辰本“独标红楼梦”，“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本子”。

原标题：《文化丨箧中我有英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