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有抵抗感的阅读才是严肃的阅读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提倡“严肃阅读”很容易被扣上“精英主义”的帽子，在一个所谓多元化和平等的时代，阅读变成完全个人化的私事，包括其阅读的文本、阅读的方式乃至阅读的目标，都是由个人的偏好与惯习所决定，任何他人都没有足够的正当理由来进行臧否或指责。因此，当我在与旅美学者徐贲教授的对谈中，对青年一代大学生的阅读状况表达了某些忧虑时，便遭受了个别网民和读者愤怒的“反击”：凭什么我们的阅读清单和阅读方式要由你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来决定？这难道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趣味专制主义” 吗？

如果仔细考察当今中国的阅读生活，会发现存在两种极端相反的趋向，一种是追求严肃阅读、倡导回归经典性和思想性的阅读，强调阅读不是一种消遣，而是一种艰难却值得为之努力的精神长成，阅读是通往心智成熟的有效方式。这在十多年来中国报刊、网络中大量出现的书评版面、空间，以及年度好书评选（甚至年度失望之书也是其表现形式），以及所涌现的书评人群体和大量存在于学校、民间的各种类型读书会中都有体现。阅读既是汲取新知，砥砺情操，同时也是形成横向的知识共同体，是一种抱团取暖的相互慰藉。比如这些年相继出现的有关前东欧、苏联和纳粹时期德国的历史书籍就是一种引人瞩目的阅读文化现象，包括《第三帝国的语言》《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弯曲的脊梁》《耳语者》《天鹅绒监狱》《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布达佩斯往事》等都属于这个系列。这无疑都是极为严肃和深刻的作品，它们所折射的是作者对20世纪极权主义体制的动力机制、语言艺术、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反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我们重构和反思中国的20世纪构成了一种隐秘的对话和镜鉴。

另外一种趋向就是伴随各种新媒体空间的崛起（包括各种论坛、博客、人人网、微博、微信等），中国人的阅读发生巨大却未必深刻的转向。越来越多的阅读指向了对信息的追赶与抓取，这也正是这个所谓大数据时代强调“信息抓取能力”的体现。何兆武在《上学记》里所倡导的自由自在地阅读以怡情养性踪影全无，赵越胜在《燃灯者》里所描述的与周辅成先生研读伦理学经典的严肃阅读也逐渐式微，北岛等人编的《七十年代》中所发掘的“文革”时期充满反叛意味与探索精神的阅读生活也难以重现，更遑论北岛本人所撰写的《时间的玫瑰》中那种极为深切、细腻和深刻的对诗歌与诗人的阅读。新媒体为平台的阅读往往更追求一种即时的、显著的效果，就像注射肾上腺激素一样需要立竿见影的结果。而日常生活世界的高度浓缩化和快节奏化，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的爆棚式增长，以及娱乐生活的极为多样化，都在导致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弥漫着一种“系统性的焦虑”，而依赖于网络资讯与文本的“悦读”就承载了排解焦虑感和无聊感的心灵功能。显然，正如前不久的AlphaGo人机大战一样，在智能机器人乃至智能手机的面前，自以为具有选择与判断能力的个人往往成了“对象的奴隶”而丧失了“主体性”。互联网阅读与传统文本阅读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往往对严肃阅读具有一种“天然的敌意”，其实这种状况其来有自，自晚清经典逐渐淡出读书人的生活世界，慢慢地就是一些短平快的畅销书、小册子或者一些口号式的政治读物在抓取青年人的心灵。只是到了这个“阅读是平的”的网络阅读时代，在传统中国所形成的经史子集等严肃的等级化（指精神趣味等）秩序荡然无存，每个人都变成自我决断阅读趣味的个体。经常有学生对我说，每每在手机上读书或文章，都被一种潜在的焦虑所强迫，总是忍不住地“触摸”与“滑动”，对阅读效率的追求压制了思想、趣味与美感的形成（自然这在商家那里就成了一种“食指经济”），面对稍微严肃的内容，总是觉得有一点抵触甚至腻烦。在手机阅读中，阅读成了一种追求显示度的“文化竞赛”，展示谁能够第一时间在朋友圈转发资讯和文章，以及转发的数量与品质，其实只是被一种炫耀性和攀比心所左右。阅读是让人回归一种自然的灵性与深度的潜沉，可这里的带有强烈消费主义性质的阅读，却似乎在将阅读者推向其追求目标的反面。我经常跟一些师友谈及这样一个现象：尽管我在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号读到过很多优质的文章，可是当我自己写作的时候，这些文章几乎从来不会进入我的大脑系统被调度出来，而能够记忆起来的往往还是在纸质文本上读到过的文章和书籍。由此可见，即使是严肃的内容，当其呈现的方式是高度电子化的形式时，往往也难以深深地嵌入阅读者的记忆之中。

严肃阅读绝不仅仅是私人的偏好，它其实也关涉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公共生活的构建、历史记忆的形塑和心灵生命的滋养，而对于严肃阅读的抵制和消解，往往就是在导向一种温吞吞、懒洋洋的公共文化的形成，这种文化依赖于个人的低幼化阅读、短平快式的阅读和不假思索的“稳定”，后者所构建的往往是私人领域的消费主义与公共领域的犬儒主义的内在结合，进而导致一种僵尸社会的面貌。何为严肃阅读？我想这“严肃”既包括其阅读的选取文本是严肃而真诚的，不是恶搞的，也不是戏说的，更不是在一种商业利益的精致计算下对受众心灵的拿捏，同时“严肃”也指阅读的方式是极为严肃的，是寻找一种有抵抗感的阅读（对阅读者固有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构成某种挑战甚至颠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经典，在中国曾经热极一时，可这仅仅是某种特殊因由之下的阅读文化，甚至某些读者可能是将它与《厚黑学》视为同样的“权术”与“心术”之学，这无疑是对严肃作品的矮化和极度简化。可是如果我们去认真阅读托克维尔研究专家崇明教授的《创造自由：托克维尔的民主思考》，就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严肃阅读，将托克维尔的思想放回到历史的语境来阐释其在自由理念（贵族或精英）与民主（平等）观念之间的巨大张力及其解决之道。非严肃的阅读自然也有愉悦感，可这是一种类似于口腹之欲的暂时性的愉悦，来去皆匆匆，而需要严肃思考的阅读，尽管艰辛、漫长，却可能带来一种长久的智性上的欢愉，比如同样是关心明清知识分子，王汎森、赵园、杨国强、卜正民、孔飞力等学者的著作就显然是一种必须严肃对待的对象，这些一流学者的作品所带来的“洞见”与“史识”远非时下书市流行读物所可比拟。

也许有读者会问：理想很丰满，而现实很骨感甚至灰暗，曾经的阅读所构成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三观”，让我从零开始用严肃的方式阅读严肃的作品还得追求一个严肃的目标，这不是在追求幸福，而是在拥抱痛苦，甚至会摧毁“三观”导致整个人生变成一地鸡毛无处逃匿。这其实就涉及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而阅读的问题，阅读的首要目标究竟是追寻当下的快乐甚至快感，还是丰富我们对历史与世界的整体认知，以及进一步滋养自我的心灵，锤炼思想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本文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唐小兵新书《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东方出版社2020年3月版）的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