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疫情中逝去的老英雄，两段被遗忘的反法西斯历史

【编者按】：二战时期领导希腊抵抗纳粹的马诺利斯·格里佐斯（Manolis Glezos）和解放巴黎的第九部队（La Nueve）最后幸存者拉斐尔·戈麦斯·涅托（Rafael Gómez Nieto），在过去两周内相继过世。英雄们的人生已经画上了句号，但是直至今天，撕碎纳粹旗的格里佐斯和解放巴黎的涅托所展现出的对信仰的坚持和奋不顾身、对于不公和压迫的勇敢反抗仍然在影响着一代代的人们。

过去两周，曾在二战时期抵抗纳粹、分别解放巴黎与希腊的英雄拉斐尔·戈麦斯·涅托（Rafael Gómez Nieto）与马诺利斯·格里佐斯（Manolis Glezos）相继去世。随着两位英雄的逝去，人们对于欧洲国家在二战时抗击纳粹历史的记忆又被再一次唤起。作为解放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两位英雄用自己作为“抗争者”的人生证明了捍卫自由、和平以及信仰的重要性。正如马诺利斯·格里佐斯（Manolis Glezos）坚信的人生格言所说的那样，“为自己的信仰作出的努力永远不会是徒劳的。”

撕碎雅典纳粹旗的英雄

享年97岁的马诺利斯·格里佐斯（Manolis Glezos）在3月30日因心力衰竭去世，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iriakos Mitsotakis）在悼词中写道：“马诺利斯·格里佐斯代表了一个永不屈服的世代。我与所有希腊人一起向他表示敬意，向他鞠躬致意。我向他的家人表示最深切的慰问。”格里佐斯以撕毁了1941年德国人占领雅典时挥舞在雅典卫城上空的纳粹旗帜，成为了希腊抵抗运动的民族英雄。在之后的人生中，他忍受了牢狱和流放，并为左翼政治事业奋斗终身。

1941年，还是学生的18岁的格里佐斯在德国占领期间加入抵抗组织，回忆起当时的抵抗岁月，格里佐斯表示由于缺少一切帮助，抵抗组织感到异常无力。但是，格里佐斯并没有放弃对于纳粹统治的反抗。在1941年5月31日凌晨，他和小组的另一位成员Apostolos Santas手持一把刀和一个灯笼，潜入雅典卫城下方的一个山洞，登上了雅典郊区的上方古老的城堡，他们爬上了旗杆，并推倒了纳粹旗帜。不知情的纳粹军官仍在帕特农神庙附近喝酒，庆祝希特勒对克里特的接管。两个年轻人将国旗切成碎片并掩埋了旗帜。这一行动象征性地标志着希腊反抗轴心国的开始，也鼓舞了欧洲大陆的人民起来反抗纳粹。法国领导人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甚至将抵抗者格里佐斯描述为“欧洲第一游击队（partisan）。”

在2014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格里佐斯表示，“我们绝对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为自己的信仰作出的努力永远不会是徒劳的。”希腊抵抗者的大胆行为传遍了世界各地，为整个欧洲的抵抗团体提供了灵感。第二天，德国人要求对“违法者”判处死刑，但直到1942年，他们才俘虏了格里佐斯并将其送入监狱。他获得了死刑减刑，但他同样参与抵抗运动的弟弟尼科斯（Nikos）于1944年被德国人处决。

同样是在1944年，英国为阻止希腊转向共产主义，对有希腊共产党（KKE）支撑的EAM（民族解放阵线）和ELAS(希腊人民解放军)抵抗部队发动制裁。在12月1日，英国指挥官罗纳德·斯科比（Ronald Scobie）下令单方面解除有EAM以及ELAS抵抗部队的武装。1944年12月3日，EAM在雅典组织了一次反对英国干涉的示威游行。宪兵向人群开火，导致25名抗议者死亡（包括6岁的男孩）和148人受伤。冲突升级为ELAS与英国和希腊政府军之间长达一个月的冲突，这被称为“十二月事件”（Dekemvrianá）。根据格里佐斯回忆，当时向平民开枪的士兵中也含有英军与纳粹合作者。因此，EAM曾计划在丘吉尔于圣诞节（12月25日）赴雅典与其他政治家会面时，炸毁丘吉尔所在的不列塔尼大酒店，而格里佐斯正是改次任务的执行者。格里佐斯坚持表示：“EAM只是想摧毁英国的指挥权。但我们不想暗杀三巨头之一的丘吉尔。我们想炸毁不列塔尼大酒店，因为它是[罗纳德中将]斯科比的总部。”但是该计划最后遭到了取消， 在历时33天的“十二月事件”结束时，有1.2万名EAM战士和其他左翼分子被围捕，并被送往中东的营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格里佐斯活跃于联合民主左翼（EDA）的行列。该政党旨在取代被禁的希腊共产党（KKE），该党派由著名的中左翼和左翼政客和部分曾经的ELAS(希腊人民解放军)组成，而相较于KKE，该政党则显得更为多元化和温和。在政府与共产主义革命力量之间进行的长达四年的希腊内战期间，共产主义游击队员格里佐斯又被判处两次死刑。但是国际上的强烈抗议促使当局将他判处无期徒刑。他于1954年获释。在监禁期间，格里佐斯于1951年以EDA的名义当选为希腊议会议员。1958年12月5日，他再次被捕并被判犯有间谍罪，这在当时是迫害左翼分子的常用罪名；但在1961年，狱中的格里佐斯凭借EDA名义再次当选国会议员。1967年4月21日，由乔治·帕帕多普洛斯上校领导的一群右翼上校在政变中夺权，建立了上校政权。希腊公民的自由受到压制，军政府建立了专门的军事法院，并解散了政党。军政府上台后，已出狱的格里佐斯再次被捕，这次他被逮捕并被逐出希腊,直至1971年才得到释放。在1974年希腊恢复民主政府后格里佐斯参与到了EDA的复兴行动中，并在1980年代回到议会。军政府最终解散后，格里佐斯在1981年和1985年两次当选为社会主义PASOK的议会议员。在这个时期，身为左翼政党的PASOK坚持要求扩大民主化规模和财富再分配。1986年，他离开了国民议会，回到出生的村庄阿皮兰特斯（Apiranthos）。他在这里的政治参与本身是不寻常的，因为他利用担任地方议会主席的角色在直接民主中开展了意义深远的试验，对自下而上的权利产生了关注。他坚持认为，任何真正的共产主义计划都必须让广大人民充分参与，而不仅仅是由法令来制定规定。如果格里佐斯（Glezos）是一个终身奉献的共产主义者，那么这也表明了他学习的意愿和对僵化教条的排斥。

2014年，格里佐斯当选为欧洲议会的最老成员，成为了91岁的欧洲议员。2015年，他加入了对Syriza政党的批评大合唱，因为该党在当年获得政权后延长了该国的紧缩计划。而在希腊金融危机期间，当雅典充斥着各种抗议活动时，人们可以看到一位满头银发的80多岁老人出现在前线，在防暴警察向他脸上发射催泪瓦斯时，他向警察举起拳头。其他时候，即使是在同一天，这个人也可能站在议会前，坚持要求议员们否决希腊债权人要求的紧缩方案，他说，这只会让希腊陷入更大的困境。

在二战过去将近80年的今天，格里佐斯依然坚持着抗争。他说：“在整个欧洲，我一直听到相同的主题。人们说，‘我不希望别人为我决定我的未来。' ”正如他的每一次抗议都是对自己信念的坚持一样，格里佐斯深知只有坚持战斗才能保住人们来之不易的权利，他曾经表示：“在我和我的朋友为自由而采取的每一次抵抗行动之前，我们都说，‘如果我们中的一个人明天将要死去，那就永远不要忘记我'。”对于格里佐斯而言，坚持抵抗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当下人民的利益，更是为了贯彻那些曾与他一起抗争过的同志们的信念。

解放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

随着拉斐尔·戈麦斯·涅托（Rafael Gómez Nieto）由于新冠病毒感染去世，在二战期间与法国军队一同解放巴黎的第九部队（La Nueve）的最后幸存者也离开了人世。这支由西班牙人组成的部队帮助将巴黎从纳粹占领区解放出来，这成为法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事件之一。

拉斐尔·戈麦斯·涅托（RafaelGómezNieto）在加入同盟国的战争之前曾加入由无政府主义者，辛迪加主义者和共产主义领导的共和党（republican）部队，在西班牙内战中与佛朗哥（Franco）所处的国民党（nationalist）（由长枪党、君主主义者、保守派和天主教徒组成）作战。西班牙内战也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宗教战争以及独裁与共和民主之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法西斯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1939年4月1日，当佛朗哥的军队向前推进，并宣布取得胜利时，身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戈麦斯·涅托和他的家人加入了数十万西班牙难民的大军，他们越过比利牛斯山脉逃往法国，希望找到安全的地方。但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戈麦斯·涅托被关在法国南部为难民匆忙搭建的简陋的拘留营里。戈麦斯·涅托（Gomez Nieto）后来与自由法国部队一起来到北非，在那里加入了由菲利普·勒克莱尔（Gen Philippe Leclerc）指挥的第2装甲师的第9连（La Nueve）。第九部队的160名士兵中有146名是西班牙人。戈麦斯在纪录片中回忆说，当他告诉母亲他将要再打一场战争时，“她出于愤怒砸碎了玻璃杯。” 他补充说：“我只是想为人类的利益而奋斗。”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反法西斯游击队遍布法国各地，他们往往是抵抗运动中最优秀、最勇敢的人。在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时，被击败的共和党一方军队的难民，包括无政府主义者，被关押在靠近佩皮尼昂（Perpignan）的地中海海滩附近的营地里，那里离西班牙边境不远。每天早晨，宪兵们都要穿过兵营，敦促西班牙人加入法国外籍军团。数千人接受了来自前共和党各政治派别的提议。

由西班牙中校阿玛多·格兰内尔（Lt Amado Granell）领导的第九部队在1944年8月24日通过南部的意大利门（Porte d'Italie）进入巴黎。当他们等待被占领的巴黎的德国总督Dietrich von Choltitz正式投降时，第九部队被派去占领公共建筑以及由德国军事司令部接管的建筑物。欢呼的人群聚集在他们周围，询问他们是否是美国人，但随后惊讶地听到他们说西班牙语。抵抗军总理事会的成员们，对援军的到来非常高兴，他们热情地欢迎了阿玛多·格兰内尔中尉。

一天后，戴高乐在胜利演讲中没有提到西班牙士兵；直到60年后的2004年8月，巴黎才以牌匾正式向该部队表示敬意。在纪念的涅托悼词中，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表示：“ 这些顽固的自由斗士决心铲除世界各地的压迫，从西班牙到非洲再到巴黎。在拿起武器对抗佛朗哥之后，他们又与希特勒作战，”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到处播种自由。” 马克龙表示，这些士兵“始终站在最前线，始终保持联系，形成了一个让人震惊的连队。因为他们了解战争，经历过大火，并且作为理想的士兵，他们已准备好牺牲一切。正如马克龙所说的那样，随着涅托的去世，“我们法国和欧洲历史的一部分已经消失了，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共和党人冒险进行了反抗纳粹封锁的斗争。”

在人们有关二战的记忆逐渐模糊的今天，勇敢抵抗的战争英雄的逝去或许又将唤起人们对于自由、尊严以及和平的重视。正如格里佐斯所提醒的那样，即使在和平年代，我们也不应该停止对于压迫、剥削和不公的反抗。或许我们可以化用格里佐斯的格言，一切为自由所作出的努力都永远不会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