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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Fuchs：新冠资本主义下的十种日常

2020-04-10 06:5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2020年4月1日，著名传播学者克里斯蒂安·福赫斯（Christian Fuchs）在《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上发表了自己对于新冠疫情的观察。福赫斯是数字劳动领域首屈一指的“学术明星”，在这篇文章中，他延续了自己的左派视角，对新冠疫情下的时空、阶级、全球化、资本主义、伪新闻等问题进行评述和批判。在本期推送中，我们通过对这篇长达25页论文的细读，为你提炼出十种核心观点。如果你希望阅读英文原文，亦可在本公众号中回复“新冠”获取。

01.

社会达尔文主义

为了抗击疫情，WHO建议人们保持社交距离，甚至是自我隔离。因此，很多国家采取了关闭学校、远程工作、取消高峰时间的公共交通等措施应对疫情。然而，Boris Johnson的英国政府却采取了一种放任政策。在3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认为很多家庭需要做好准备，失去他们亲爱的人。英国计划采取“群体免疫”的方式，让病毒充分传播，直至80%的英国人对新冠病毒免疫。

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政策——政府应该尊重自然法则，让那些最适宜的人类生存下来。就像撒切尔主义曾做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让最适合的公司生存下来。在新冠疫情的语境之下，最健康的、最活跃的、受到最好保护的、最智慧的人，将会“适者生存”。

02.

时空融合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日常生活被安排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之中。我们在不同的地点，实现不同的目的，其中包括家庭、工作场所、教育机构，还包括一些休闲场所。工作和活动的分工，意味着人们会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去做特定的事，例如我们会在公司朝九晚五地工作。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扭曲了日常生活的“空间-时间”设置。工作场所、家庭和公共空间之间的界限正在被弥合。休闲与工作、玩耍与劳动、消费和生产、办公室和家庭之间的区别也在渐渐消失。

在疫情期间，这种空间-时间的弥合，走到了一种极端。工作、休闲、教育、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友谊、家庭，统统融合进了住所之中。住所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超级场所（supra-locale）。

03.

家庭主妇化

这种空间-时间的弥合让人们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他们需要在家中处理不同的社会角色，还要承受因疫情而起的心理压力。他们需要重新管理自己的日常活动，例如，如何在不被感染的前提下外出购物，同时还需要照顾家中的孩子、老人和病人。

中介化传播可以提供一些情感支持，但它缺少触摸、感受、味道、拥抱。物理的接近性是表达关怀的重要层面，在中介化传播的情境下，传达情感、爱、团结、同情都会更困难。做家务的人要面对更多麻烦。这样说来，疫情其实是一种剧烈的、人人“家庭主妇化”（housewifization）过程。

04.

被迫减速

在疫情期间，大多数人的活动范围都很小。因此，计算机和移动电话创造出的传播网络被发挥到了极致。德国社会学家Hartmut Rosa说，此次疫情意味着一种社会层面的“被迫减速”（forced deceleration）。

一方面，人们会感觉被禁声、被孤立。安全与信任丧失，关系变得可疑。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进入到一种与他人、世界的非异化关系之中：“我们拥有时间。突然间，我可以听见和感受到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们再一次能听到小鸟、看到鲜花、与邻居交谈。”

05.

社会主义的新元素

此次疫情让人们意识到，生病、幸福、健康和生存并非不证自明之事。关于死亡的集体恐惧，创建了新的社会团结形式，以及新的社会主义元素。齐泽克认为，如今的危机展示了，全球团结与合作恰恰是出于人类生存的共同利益。

不过，右翼煽动者们通过意识形态操纵这些恐惧。全球合作因此可能被摧毁在萌芽之中，分裂社会、挑起战争的法西斯主义亦可能被重燃。新冠疫情危机让社会的未来变得更加可疑。我们究竟会驶向何方？社会主义还是原始暴虐？

06.

阶级问题

富有的人、有权势的人可以获得最好的私人医生和医护服务，穷人则不能不承受私人化和全球商业化的负面后果。说得直白一些，这意味着他们更可能在疫情中死去。新冠疫情危机再次证明了，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所说的“风险社会”，并非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在新冠疫情中，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没有任何办法保护自己。工人的情况稍好，但他们只掌握最基本的工作技能，并且薪水微薄。考虑到很多工厂都在新冠疫情中关闭，这些工人也很有可能随之失业。

高薪酬的白领工人可以在家中办公。不过，他们也面临着两个问题：（1）在家中工作可能给他们带来额外的社会和心理负担。在工作之外，他们还需要在家中担负起照顾老人、教育孩子的职责；（2）考虑到社会整体性的停摆，对于服务业的需求也会随之降低，白领工人的收入来源也会减少。

07.

基础设施

在新冠疫情中，医生、护士、公共交通从业者、记者、警察、食品供应商……成为了关键的功能性行业。同时，他们也面对着比一般人更高的染病风险。对他们冠以“英雄”的称号远远不够，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最好的保护，还应该给予经济上的回报。

在英美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中，医疗行业的公共服务属性被淡化，这就意味着，在新冠疫情中，医疗服务的失灵可能会让更多的人死去。Mike Davis认为，此次疫情说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看起来在生物学意义上无法持续，因为它缺乏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的公共健康基础设施”。David Harvey说的更加直接，唯一可以拯救政府的措施，就是“在不提及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将整个经济‘社会主义化’”。

08.

在线教育

在疫情期间，学生们不得不留守家中，通过电子邮件、视频会议等一系列的电子学习（e-learning）技术，继续自己的学业。

第一个问题在于，孩子们（尤其是小孩子）需要家长大量的关注。家长不得不扮演多重社会角色：他们是工人、是照料者，也是老师。因此，我们应该把对孩子们教育表现的期待降到最低值。同样，学校也许可以提供学习材料和学习支持，但取消考试，让学生们自动通过。

第二个问题在于，疫情期间的电子学习是纯中介化的、虚拟的。然而，我们理想中的电子学习，应该是一种混合式学习（blended learning）——它同时包括中介化学习和面对面学习。对于教学而言，它代表了一种重要的概念性/实践性突破。同时，它的魅力在于，不但做出创新，还保留了人们对于“社群”的传统理想。

09.

全球城市

全球资本主义创造了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与乡村地区之间的权力鸿沟。在全球城市中，资本、劳动-权力、公司、银行、基础设置、服务产业、国际金融服务、电信设施全部被压缩到了一个集中的空间之内。相比之下，在乡村地区，一切都是这么匮乏。

然而，讽刺的是，在新冠疫情到来时，人口密度极高的全球城市遭受了更大的冲击。在全球城市中，人们没有足够的自然空间进行活动，而不得不独自承受物理空间和社交关系的双重隔离。对于那些居住在小型公寓中、有小孩的家庭，情况可能还要更糟糕一些。

10.

假新闻

何为假新闻（fake news）？我们很难取得一个普遍的共识。从意识形态的传统出发，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是一种尝试操控人们现实感知的意识形态表达。因此，我们也许换一种说法，把“假新闻”（fake news）称为“伪新闻”（false news）。重要的是，伪新闻背后往往隐藏了高度极化的政治观点。

在新冠疫情中，人们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集体性惊恐，以及对于死亡的社会恐惧。这些因素都为伪新闻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不知道人们传播伪新闻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但我们可以简单总结出两种最广泛的伪新闻：（1）对于病毒发源地的伪新闻；（2）对于如何杀死病毒的伪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