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接龙⑳｜ICU男护士自述：我的孩子出生在疫期

【编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下，每个人的悲欢离合，无奈与抗争，都是一份独特的命运体验。

《@武汉——抗疫故事接龙》是澎湃新闻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联合推出的特别策划，以新闻人物报道接龙的方式，记录正在武汉与疫情搏斗的人们，呈现出相互联系的他们在疫情之中的经历、心情与感悟，以及面对生命考验的自我重建。

小高（化名）的孩子出生于武汉的2月，是封城期间的宝宝，但小高缺席了孩子人生中的最重要时刻，直到3月28日的早晨，他才终于回到了家，努力学习着怎样照顾宝宝。

小高是武汉一家三甲医院重症医学科一病区的护士，自从一病区被划为隔离病区，他就全身心投入到救治重症新冠患者的工作之中。在ICU，谁也不知道下一秒病人会出现什么情况，基本上每隔两三天都会有大型抢救。

进了隔离病区，他就不敢、不能回家了，这是一场长达两个多月的别离……

跟程翔的情况类似，小高的岳父岳母专程来武汉陪小两口过年，在小高不在家的时间里照顾他怀孕的妻子。然而在4月9日，武汉解封的第二天，他要一起送走她们和妻女，独自留在武汉。

“这些决定可能会让我错过一些珍贵的时刻，但我们做父母的都很清楚，这个决定是为了孩子好。”小高说，家人是自己最大的勇气源泉，但如果还有重症患者，自己还是会第一时间回到工作，继续救死扶伤。

以下是小高的口述：

妻子到了孕晚期，疫情却来了

春节前夕，整个武汉依旧是正常的生活节奏，所有人都在忙碌着工作、应酬，为即将到来的阖家团圆一刻做准备。因为妻子怀孕，今年我们没有回老家，岳父岳母专程赶到武汉准备和我们一起过年。

我和妻子工作的医院是此次疫情中接诊新冠肺炎病人最早、最多的医院之一。1月初，部分汉口（或者说有过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患者涌入我院就诊，急诊发热患者陡然剧增，医院领导开会讨论决定将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作为“新冠”发热患者定点救治点。

新冠患者在一个星期内迅速地将隔离病区的16张床位占满。隔离病区必须将感染的风险降到最低。做好三级防护后，我们面对着相当大的挑战：视线模糊、呼吸不顺畅、戴上手套后的手感不佳影响操作技术、接连接到各种电话、患者家属不满意，医患之间似乎在一瞬间失去了某种平衡。

整个社会似乎也都陷入了同样的失衡中，但身处疫情中心的我和妻子还在正常地上下班。

我还需要照顾妻子，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孕晚期了。

天气寒冷，每日早上妻子六点左右就要起床上班，下班回家都已经七点多了，行走、活动都相当困难，可是她依旧坚持着。而我那时也没有意识到新冠病毒会有这么强的传染性，每天只是尽量做好卫生处置，下班洗澡，回家洗澡，有时候跟她床头床尾分开睡，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挺让人后怕的一件事。

1月23日武汉封城了。

那天凌晨一点多下完夜班、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看到这了个消息，当即就担心起怀着身孕的妻子。我们家住汉阳，没有私家车，也打不到车，这一切该怎么办？

妻子的预产期在2月，两个人的重心本来是放在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上，没有想到，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节奏。

缺席了她来到人世的那一刻

封城之后，回家很不方便，我在隔离病区上班，自身也存在一定被感染的风险，因此，之后我一直住在医院附近的酒店，就连春节也不例外。本身也是害怕自己被感染，因此不敢回家。

疫情从开始到后续的发展都很突然，一开始暂时还没有外部的支援，新冠隔离病区成立之后，基本都是我们内部人员的调整，科室直接将春节的假期取消，按正常的工作日上班，一周四个班，两个白班，两个夜班，每班8小时。

除了在隔离病区工作的我们，科室其他病区的同事们也在默默奉献，30位同事在救治普通的重症患者，60位同事支援雷神山医院的两个重症病区。

我的父母其实很担心我，每天都会打电话问我情况，他们在老家，看不到我，儿媳妇也要生产了，他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我们病区收治的都是重症患者。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如果是清醒的，我们就会跟他做一个自我介绍，告诉他我们的名字，让病人知道今天是哪个护士负责他。但是病人的症状在变化，一切进展得非常快，也许今天我能跟他正常交流，明天他就要插管治疗了。

在ICU，谁也不知道下一秒病人会出现什么情况，基本上每隔两三天都会有大型抢救。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我们这些热血青年随叫随到。护士长一叫，我们就立马到位，迅速参与到这种工作去。

我们的床位也比较紧张，一旦病人生命体征平稳、不再需要呼吸机和氧疗之后，我们会及时联系一些新的隔离病房，将病人转走，然后准备收治下一个病人。

在这种工作节奏下，时间过得很快，妻子的预产期临近了。

因为担心妻子可能会在晚上生产，年迈的岳父岳母应付不过来，我和妻子商议后决定提前剖腹产。

2月17日早晨八点半，我匆匆从酒店赶到妇幼保健医院，妻子已经进了手术室。之前因为我一直在隔离病房上班，不能进妻子的病房。如今妻子生孩子，我也不能参与，不能照顾她们，不能与她并肩作战，共同迎接我们的孩子，当时的我非常无奈。

我之前以为自己会很勇敢地面对这一切，现实是当时我很无力，很后悔让家人面对这一切。在外面等候的时间里，我只能一遍遍祈祷她们平安。

孩子被护士抱出来的时候，我只是在远处看了一眼。直到妻子出了手术室，我才在3米外跟她们打了个招呼。

她们平安出来之后，我就回到酒店继续处理科室的一些文书工作，当时的心情特别难受，不能去靠近她们，不能安慰她们，感觉自己就是个局外人。

后来妻子跟我聊天时，我有些自责。她说那一天她哭了三次，一次是进手术室时，她一个人还是有些害怕；在手术室里面听到孩子出来了的时候，她也哭了；出手术室时，我在外面喊了她一声，她忍不住掉眼泪。听她说这些的时候，我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必须全身心投入工作

孩子出生的第二天，我依旧不能去看她们，妻子给我发来她自己玩耍的照片时，我心里很是欣慰，自己的姑娘，当然是怎么看怎么好看。晚上妻子突然发烧了，术后伤口的疼痛还没有退去，当时又是特殊时期，如果不退烧，医院可能要进行新冠排查，所以她很害怕，我只能假装冷静地在一边安慰她，然后告诉岳母如何做物理降温，其实恨不得立马飞出去的心都有。

现实是我必须全身心投入工作，去救治那些被病魔折磨的患者。上完夜班、凌晨一点多从医院门口走出时，我还是有些恍惚，回到离医院不远的酒店，我常常凝视着窗外：偶尔可以听到外面稀稀拉拉车辆经过的声音，完全没有往日车水马龙的景象，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彻底让整个武汉市、乃至中国都安静了下来。

此时妻子还要忍受涨奶的痛苦安抚哭闹的宝宝，一直到4点多才能睡觉。为了缓解痛苦，妻子辗转多个孕妈群得知有一家母婴店还在限时开业，在她的指导下我赶到儿童医院那边买到护乳霜转交到在小区外等候的岳父。

买到护乳霜也是比较幸运的一件事，疫情期间小区封锁，很多物资，特别是鱼肉这类东西根本就买不到，妻子坐月子没有好的营养，母乳不够，她也很愧疚，孩子吃的不够，也闹得比较厉害，大人和小孩都吃了不少苦，每次想到这些，总觉得为她们做得不够。

想她们的时候我只能通过微信视频和她们聊天，隔着屏幕可以看见对方，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越发强烈。第一次听给宝宝采血时她的哭声，那声音真的是撕心裂肺，我很心疼，依旧束手无策。孩子在那哭闹的时候，他们着急，我在这边更着急，很多时候都是咬着牙鼓励他们。

妻子生产到现在，我没有抱过我的孩子。这之后我一直都在写日记，我缺席了妻子和她人生中这段最重要的经历，希望等她长大了可以给她看，告诉她，由于爸爸妈妈当时在一个特殊时期，特别是爸爸没能够亲自照顾她，爸爸觉得很遗憾。

终于回家，相见欢

3月12日医院实现清零之后，我们纷纷发朋友圈纪念这一段人生的特殊时刻。我从那天开始在酒店自我隔离。3月17日，宝宝满月了，放到平时肯定要去影楼拍满月照，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妻子在家里就想办法用手机给宝宝拍满月照。

把宝宝放到床上，用尿不湿摆姿势：“1”“个”“月”“L”“O”“V”“E”。摆到后面，宝宝不耐烦了，张着嘴哭，大人只能忙着哄。有时候想，这次疫情，确实给她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遗憾。从医院抱回家之后，宝宝就没有接触过外面的阳光，每次逗她玩，妻子就抱着她走到窗边，看楼下的风景。

隔离满14天后，3月27日医院门诊开始正常接诊，一切逐渐回到正轨。

28日的早晨，我终于回到我的家。

刚一进家门，我有种很陌生的感觉，毕竟两个多月没回家了。面对各种复杂的医疗设备，我能熟练地操作，随时准备着从死神手里“抢人”。回到家，我就是简简单单的新手爸爸，努力学习着怎样照顾宝宝。

第一次抱她的时候很紧张，不敢瞎动，我戴着口罩，宝宝看着我也挺陌生的，可能也没有记忆。妻子在旁边教我怎么抱，手该怎么放。宝宝哭闹有时候是因为饿了，有时候是要睡觉了。这些妻子都有经验了，她跟我说宝宝要喂奶的时候嘴巴会不停地动，如果玩的时间长了，没有休息，有时候吃一点就睡着了。

岳父岳母马上要回去工作了，妻子照顾孩子有些吃力，所以我主动提出让她们带着孩子一起回老家住一段时间。她们也都同意了。

一个月大的宝宝已经会握拳、蹬腿，睡觉和玩的时候也有很多小表情，在她还没出生时，我和所有父母一样，希望能陪她慢慢长大，留下她成长的足迹，但是有些时候一定要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可能会让我错过一些珍贵的时刻，但我们做父母的都很清楚，这个决定是为了孩子好。

经历过抗疫生活，我也曾困惑过：我能够习惯正常的生活吗？但是家人就是我最大的勇气源泉，如果还有重症患者，我会第一时间回到工作，继续救死扶伤。

(指导老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师 周婷婷；澎湃新闻记者 崔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