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的日本政界：美国驻日大使的二战回忆

1938年2月10日

在不祥的迹象中迎来了新的一年。由于发扬了真正的、罕见于国际事务的圣诞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由于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现了可佩的英明睿智，“帕奈号”事件才暂时得到了解决。但祸事仍旧还会发生，前景依旧十分暗淡。一方面，东京政府无力控制在华日军危害美国人生命、利益、财产的行为；另一方面，我国虽有和平主义的倾向，渴望和平，但在屡受侮辱的情况下，不能以为我国人民的忍耐力是无限的。

如果上面两个前提都没错，那么剩下的似乎只是忧虑了，全无安心的可能。有个事实或许最能说明我自己的忧虑：最近我曾把这套日记和五年前到日本以来的私函装订本整理了一下，订购了两三只书包式的皮箱，以便突然要离开日本时一接到通知就可以把这些文件装好，并且马上就可以送上船。我觉不认为这样的变故不可能发生。

“帕奈号”事件引起的反响刚开始平息，就又传来日本侵略军在南京肆意妄为的消息，他们抢劫美国人住宅，亵渎美国国旗，多次将美国国旗扯下来、烧掉，不然就撕碎，如此等等，恣意侵凌美国的权益。显而易见，中国人遭到了几乎见人就杀的屠杀，许多中国妇女则被强暴。当然，日本人对这些事情都会狡辩。关于污辱美国国旗，他们说那是因为中国人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但连我国总领事签署的、张贴在真正美国财产上的日文证件也无人理睬，这又怎么解释呢？至于强奸的事，他们说数以百计的中国妓女从妓院逃出来，日本兵只是把她们带回去重操旧业。又说我们得到的消息都来自传教士，他们不过是转述他们的中国雇员的话，并没有亲自看见过他们所诉说的那些事。

有人对我说，日本人的真意是想要逃难的中国民户和店铺老板能回来安居乐业。我说，中国居民，尤其是那些有女儿的人，听到那么多关于大批处决、屠杀、奸淫的消息后，如果不敢回来，恐怕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吧。听我这么回答，来和我说话的这个人便无言以对了。事实上，他还是说了，而且竟然还说他能够理解中国人的态度。

1938年，日本裕仁天皇检阅军队。东方IC 资料

日本反对英国、观望美国

1938年3月31日

在现在的情况下，对我们这些身在使馆的人来说，生活就好似摆着一排排跨栏的煤渣跑道。每跳过一栏，都有一阵快感，但是我们没有自欺欺人，认为已经跳完了最后一栏。新栏正在不断出现。要是在以前，还要难跳得多，如今稍好一点。但这只是因为日本政府目前亟须避免同我国政府和人民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它明白自己要应付的困难已经够多了，而且以后也许还会如此。它不想在军部给它带来的麻烦之外再去惹是生非。由于日本政府希望日美关系保持平稳，所以眼下我们才在外交谈判中有了一点力量。

日本政府抱持这种态度，绝对不是在感情用事。有此意愿，纯粹出于政治常识。他们知道，日本必然会和英国发生持久的、日益激烈的对抗。虽未明说，他们打仗的目的之一其实就是想要取代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步骤或许是渐进的，但终究还是一定要取而代之。而他们目前最不想干的事就是过分刺激美国，使其一怒而转与英国合作，以至于在远东建成有力的联合阵线。他们向来认为美国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相信美国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情绪实在太强烈了，不允许政府这样做。然而，除军部逼着要干的以外，他们（日本政府）还是不敢冒险。我觉得，日美间的纠纷之所以大都能够很快得到解决，就是因为存在这种形势。今后很可能还会是这个局面。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的职务虽然无论怎样异想天开也不能说是轻松的，但如果不能如刚才说的那样因势利导，那就会更难办许多。我们的外交成果——如果还能称其为成果的话——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取得的，我们政府处理各种问题时态度都很开明，这也是一个原因。

日本国内，政局很不太平。政府在国会受到各政党的猛烈诘难，颇有法西斯管制意味的《国家总动员法案》和《电力管理法案》都引起很多人的反对。不过，在国会里，最后仍将是政府如愿以偿，就跟以往一样。在政府内部，在对华战争的战略问题上看来也意见不一：一派主张直捣汉口，纯粹靠武力来结束战争；一派则不赞成使用过激手段，认为最好还是先巩固已占之地，靠时间和经济财政压力迫使中国屈服。说也奇怪，倒是首相和广田领导的众所周知的文官派更倾向前一种方法，陆军头目反而赞成后者，理由是兵力不够，不足以征服和守住更大的地区。

3月底还没有向汉口进兵的迹象。日军正在山东和山西进行“扫荡”，据外国新闻广播，他们的“扫荡”并不顺利。实际上，最近还有消息说中国人打了一些胜仗。日军受挫，这里的报刊当然是只字不提。不过，看到报上说日本人已占领某一城镇，过几个星期又看到还是那个城镇被占领，那就不难得出结论了。陆军武官办公室墙上的地图插着各种颜色的针，战局近况如何，一清二楚。

在此期间，我们目睹了德奥合并，捷克斯洛伐克有被侵之忧，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中取得显著优势，英国和意大利会谈，张伯伦抱骑墙态度。也许正是他的政策解除了眼前的战争危险，但是，从远处望大局，我便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对前途表示乐观。各国，特别是英德两国，都不过是又在为“那一天”做准备。至于德奥合并，我们这些热爱过那古老的“舒适的维也纳”的人，一想到那座可爱的城市和昔日风光明媚的乐土即将纳粹化，不禁感慨系之。在纳粹制度下，谁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中国事变演变为中日战争

1938年7月1日

6月间发生的大事是日军对广州的狂轰滥炸和日本准备进军汉口。此外，由于中国人掘开黄河大堤，造成洪水泛滥，日军的进攻计划不得不大幅度修改。还有就是日本内阁改组。

轰炸广州，是现代战争中最残酷的事件之一，加上不久前日军在南京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都败坏了日本的名声，致使外国对日本传统的“武士道”和日本人自尊心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这些罪行给日本带来的恶名，是永远洗刷不掉的。

广州遭轰炸后，英法大使和罗马教廷使节都向外务大臣提出正式抗议。我国则采取另一种做法，由国务卿和副国务卿在国内发表公开声明，表示严正谴责。6月9日，我因斯科维尔（Scovell，美国传教士，被一名喝醉了酒的日本兵枪杀）事件拜访日本外务次官堀内，借此机会对他说，我想就日军在中国轰炸平民一事非正式地说几句话，先声明我不是在正式提出抗议，事实上也没有听奉要我这样做的训令，而是出自己的意思，并且是从美日关系着眼。我说，六年来，为保持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自己始终努力不懈。因此凡出现我认为有可能损害两国关系的情势，我就觉有义务，非得向日本政府指出不可，至少也得非正式地指出。

我说，今天我不想探究空袭的法律问题，也不想谈什么设防区或不设防区的法律问题。我只想指出，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狂轰滥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就会对美国舆论产生很糟糕的影响。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大屠杀必然会败坏日本在外国特别是在美国的声誉，是不是只要能在军事上占一些便宜，就值得这么做？我说，依我看，这方面的问题，首先外务省要干预，因为它要对日本的对外关系负责。我认为最要紧的是，日本政府应要牢记，轰炸平民一事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只要关乎人道主义，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深为关切。

次官对我这样以友好方式来商讨问题表示感谢，并称宇垣将军亦必与他有同感。他说，我的意见将会得到充分考虑，事实上外务省此刻也正在和军事当局商谈这个问题。

这种交涉方式似乎还起了一点作用。无论如何，之后我们听说，政府已派了一个联络军官去前线，要对狂轰滥炸的行径加以约束。我们还从各方面获悉（甚至东京俱乐部也在议论），正因为我国的抗议是用上述方式提出，所以才能说服日本政府。日本人尽管在军事上残暴，却还是一个易受感动的民族，在此地办事的方式、方法，比在任何西方国家重要。这是毫无疑问的。要明白这类事，得靠经验，靠长期的经验。拍桌子在这里一点也没有用，反而达不到目的。

我们分析过这次内阁更替。这次改组表明，日本当局已认识到日本正进入艰难的阶段，表明战时心理和战时经济正在形成，自开战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现象，使我们想起了上次大战时德国的情况。食品还没有怎么管制，但许多物资现在对国民来说已经在禁止持有之列，皮革也在禁用之列，结果将是不再制造皮鞋，而鼓励人民重穿旧时的木屐。他们终于真正开始过苦日子了。高尔夫球因是橡胶做的，所以也不准制造了。在我看来，在不远的将来，高尔夫球这玩意儿即使不被全部喊停，也一定也会衰微，最后球场恐怕也会全部或大部分关闭。这一切要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将使许多日本人切身感到他们的国家确实已处于战争状态了。

“七七事变”发生在卢沟桥附近。 视觉中国 资料

慕尼黑会议前夕的日本

1938年9月30日

9月28日是个繁忙而又重要的日子。欧洲正在战争边缘瑟瑟发抖。我们都围着收音机，听伦敦、香港和悉尼下午和晚上播出的新闻，详情还不清楚，只听报道称有总动员，张伯伦寄最后信息给希特勒，请他放心，英法保证敦促捷克斯洛伐克履行其交出苏台德地区的承诺。罗斯福总统直接致电希特勒本人，再次呼吁和平。此电文措辞有力、观点开明。不过在德国，这些呼吁当然是一篇也不许发表的。

我还没丧失信心，觉得战争还是可以避免的，除非希特勒真是疯了，否则到最后关头总可以达成某种协议。但如果说希特勒也许真的发疯，我也会同意。希特勒在国内发表了几次演说，把话说得太绝了，现已很难打退堂鼓。若现在打退堂鼓，他的威信将受重创。

随后华盛顿来了特急电，命我去见外相或别的外务省官员，建议日本响应总统的倡议，也向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呼吁和平。下午1点，电文译出，打好字。值此危急时刻，理应分秒必争，1时5分，我便命杜曼携电赴外务省，交给负责人，等候宇垣将军按约定时间即2点50分接见我。订此约会时，岸曾说，外相和次官整天都不得空，无法接见我，但我告诉他，我的事极其重要而紧急，非见外相本人不可，这才做了安排。使馆秘书卡伯特·科维尔（Cabot Coville）随我同往，由他核对外务省译员土屋的翻译，确认翻译完全准确。开头我先对外相说，现在是文明史上最紧要的关头，此刻采取什么决定和行动，足以从根本上影响今后文明的发展方向；随即传达美国政府的信息，除口述外，又送上非正式的文本，以便留下记录，以求明白无误，还附上一份总统致德国总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呼吁书的转抄本。

消息译成日语，科维尔在旁边注意着，外相听完后做了回答，大意如下：

对于美国总统在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争端中所采取的行动，我代表日本政府表示完全赞同。如您所知，日本向来是渴望和平的。虽然现在不幸地处于对华战争中，但仍希望在那里恢复和平状态。我们也在谋求和平解决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争端。不过，在此有一个问题：即使日本采取类似美国的行动，是否有效？从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来看，采取什么行动为益，必须慎重考虑。但我们还是坚决赞同总统所表达的信念。

下午晚些时候，吉泽建议道，若由外务省将美国的电文和宇垣的答复发表出去也许倒是件好事。我立刻同意，他也获得了宇垣的许可。国务院并未授权让我这样做，但即使吉泽不来问我，外务省也很可能会发表，即使不发表，也几乎一定会泄露出去，说不定还会走样。而且我认为，纵然日本不可能采取类似行动，若把它赞成总统的行动一事公布于众，显然也是有益的。正如堀内当晚对克雷吉说的，他们自己就正在作战，却要去呼吁别人不要大动干戈，这确实有点尴尬。晚上10点，外务省公报发表了。我对公报的形式有点失望，因为它没有确实反映出宇垣对我讲的话，即宇垣对总统的态度和行动都表示赞成，公报只说宇垣赞成总统的“愿望”，但也总算是说了这么一点，聊胜于无。我猜一定是吉泽起草后，那个沙文主义的发言人河相又给稿子的调子打了折扣。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克雷吉于晚7点15分来访，长谈时局。

临近午夜时，有个消息把我惊醒了:“汉堡美洲轮船公司”已下令命其船舶留在日本海域，而英国“半岛及东方轮船公司”则命其船舶于24小时内离开日本海域：这都不是什么好信号。我立即将此讯电告华盛顿，此刻在华盛顿肯定有类似的函电如潮水般涌来。

深夜，杜曼、科维尔、译电员瓦伦札（Valenza）和我在我书房里审核我草拟的各类电报，又听收音机的最新消息。在花了约一小时应付午夜传来的关于轮船的消息后，我还是睡不着觉。

29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古德塞尔（Goodsell）博士来访，告诉我他拜会外相的结果。宇垣曾给他几封致日本驻华官员的介绍信，他是去致谢的。原以为五分钟就够了，不料外相竟留他坐了一个半小时，细问他日军当局是怎样对待美国传教士和教会的，很想知道他的看法如何。古德塞尔便单刀直入，把日军的暴行、屠杀、奸淫、野蛮、残忍都如实告诉了他，还给他留下一长串早已编好的笔记目录。外相并不因此见怪，古德塞尔再三给他机会，让他可以随时结束这次会见，但他都继续谈了下去。这天正是外务大臣辞职的前一天，他这样做，的确值得注意。古德塞尔还给宇垣讲了一个故事：在爆发中国事变的卢沟桥附近，他亲眼看见城墙上刻着“东洋和平诞生之地”几个大汉字。古德塞尔说，外相喜欢这个故事，轻声笑起来。

本文摘录自《使日十年——1932~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美]约瑟夫·C.格鲁(Joseph C. Grew) 著，沙青青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20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