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医院的武汉“流落者”

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市民们纷纷走上街头，来到江边拍照，来到公园赏樱；各行各业陆续复工，武汉高铁动脉恢复搏动，这座城市正在重新出发。

而退回3月初的武汉，疫情依旧紧张。

入夜，武汉市协和医院急诊大楼灯火通明，楼下挂着一排灯笼，不时有闪烁着警示灯的救护车驶过，红蓝相间的灯光交错，这是武汉抗疫的最前线之一。

在急诊大厅一楼的等待区，有一群人带着大包小包和棉被在这住了近一个月。他们大多数是武汉本地人，没有房子，远离亲人，拒绝救助，在疫情来临之前靠着包吃住的短工度日。

之后的38天里，他们得到了政府的安置，但武汉解封后，他们的去处又成了问题。他们还在等待，等待疫情冲击过后，重拾生活的秩序。

睡在医院的人

阮秀音（音）说自己是“捡瓶子的”，外人很难相信。

疫情期间，只要在协和医院的急诊大厅里见到这个82岁的老人，她总是穿着一件绛紫色棉袄，干净整洁，这是她靠之前打工挣来的钱买的；脖间是一条花绿丝巾，一头整齐的黑发从中间开始略微发白。

她在两张椅子上铺上纸板，坐在上面吃泡面、闲聊。因为关节炎，她向好心人要来一块毛毯盖在膝盖上，就这样在协和医院度过了十多天。

阮秀音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早年离了婚，有一个儿子。她年轻的时候曾去广东打工，做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儿。等61岁回来时正值改造分房，她看儿子一家四口人压力颇大，索性放弃了房子，“那个时候还有钱啊，就租房子。后来去包吃包住的地方，不包吃住的，有时候就住旅社、医院。”

她说自己是个勤快的人，但总有些日子打不到工，她就起早贪黑地去捡瓶子，每天挣个二三十元填饱肚子。晚上就去医院大厅过夜，那里有空调，安静。她推算，自己一年光景里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医院度过。

“我在同济医院睡得多，冬天就搞点被子，有时候老板给，有时候自己买，一床被子几十百把块。再搞个枕头，搞几件衣服，以前都不晓得冻，现在我的关节疼。”阮秀音说。

年前，她还在街上打工卖盒饭，腊月二十八老板就收工回家，无处可去的她第一晚睡在了武汉市第一医院，一边吃着泡面，一边看着大厅里电视播报新闻。

阮秀音说，那里的保安自己都熟，进去点头打个招呼就行。但后来那栋楼成了发热门诊，她只能出来，一路走到了不常去的协和医院。

她自己也知道，这个年纪待在医院怕受不了。有护士看她可怜，给了她两个口罩，自己又花了30元买了两袋，一直顶到今天。

但她又说，穷人身体好，不会感冒，因为没钱看病。要是鼻子塞了，就去弄个开水敷在鼻子上，买点红糖一冲，出身汗。

“今天在，明天还在不在都不知道。”隔着口罩说话的阮秀音口齿清晰，普通话流利，深陷的眼窝看上去格外沧桑。

她觉得只要自己不碍事、不乱跑，人家也不会反感自己的存在。如果再想想办法，晚上十一点后还可以去厕所隔间洗澡洗衣服，梳子肥皂都有。等天亮了，前一晚洗的衣服也干了。

经济宽裕的时候，她喜欢去理发店洗头，20元一次。她说自己爱讲卫生，不喜欢邋遢，头发总是梳得清清爽爽。

但疫情暴发后她没有再去。别说理发店，就连收购废品的人也不见踪影，即使她出去捡了废纸盒和瓶子也卖不出去。

有几天，她身上只剩两元，吃饭全靠爱心人士赠送的盒饭。2月29日那天没有人送饭，她只能借20元买了4桶泡面。

“拿钱你有时候都买不到东西。方便面原来是4块吧？今天我去买他要6.5，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我说我这也是找人家要的20块钱，他就卖给我4桶。”

阮秀音坐在椅子上低头吃起了泡面，好心人送来几包火腿肠，她有些费劲地拆开包装，折成几段放了进去，吃得津津有味。

孤独的栖居者

疫情之下的协和医院里，像阮秀音这样无处可去的人大约有十多人。

50岁的流浪者老成此前住在网吧，等网吧关门后他也来到了医院。“跟社会脱了轨，赚的钱只能过生活，租不起房子，别人也不会租给我。”于是24小时开放、空调不停、随时有热水供应的医院大厅成了他的落脚点。

70岁的老宋拎着两个大包，一路从汉口火车站走了几个小时来到协和医院。他之前在宾馆洗床单，包吃住，可后来宾馆关门，他睡过地铁、麦当劳。

如今他戴着口罩和黑色鸭舌帽，在等位椅和储物柜之间的狭窄空隙里铺上被子，趁没人看到的时候眯上一会。

今年57岁的罗冠武离婚后孤身一人，平日里靠打散工一个月可以挣3000多，还管吃住。放假后他靠着积蓄住在40元一晚的旅馆，可再后来，旅馆也关门了。

住在医院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孤身一人，居无定所。

罗冠武也试着给姐姐打电话求助，姐姐在电话里说，现在有事，不在家。一听到这话，罗冠武明白了，“那还说什么呢？”

阮秀音上次接到儿子的电话是在九年前了，他去投靠儿子，但儿媳不愿意收留，小夫妻俩大吵一架。阮秀音一看赶紧走了。

很多人靠打工能够养活自己，只是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垮了他们原有的生活。

在阮秀音来到协和医院的第三天，有一个年纪比她稍小的老人雇她做短工，阮帮她穿袜子、拉屎拉尿，一天可以赚50元。

对于这份临时工作，阮秀音很满意，既打发了时间，又能挣到钱。以前在医院的时候，她也会帮着扫扫地，这样人家就不会赶她走。

阮秀音说，自己有时候睡在椅子上，半夜里醒过来就会瞎想，这辈子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哪里有武汉封城的呢？没有。”

她期待春天来临，只要交通一开，工作自然就来了，她也不会待在医院。

至少住在医院的这段日子里，她是如此设想的。

“我不去救助站，去了救助站就不自由了”

对于大厅里的栖居者而言，大厅靠墙的绿色储物柜也是极为重要的空间。他们可以把干粮藏在里面，等吃不上热饭的时候用来充饥。

这些储物柜原本是给保洁工放置物品的，阮秀音见一个柜子空置，便和另一个老人把柜子占了，用红绳绑着。

有时候她会把毯子叠好收进去或放在角落，她担心万一有保安来驱赶他们，毯子丢了她就没东西盖了。她对送她毯子的好心人说，“你放心，你们给的东西我不会丢掉的，死都会裹在身上。”

住在医院十多天后，阮秀音已经摸清了保安工作的规律，晚上九点交接班的时候会有人过来把他们叫起来，不允许打地铺、脱鞋，必须佩戴口罩。等半小时保安松懈了，他们才敢躺下去，半睡半醒到第二天六点又被叫起来。

协和医院的安保人员老胡说，流浪人员聚集在医院，一来影响不好，二来对他们自身健康也是个威胁。但是多次清理之后，仍然有人住进来。

“有时候清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说我们工作不认真，是他实在没地方去。”老胡说。

另一位医院工作人员无奈地说，医院只能好好做他们工作，但往往把人劝走了又会回来。

老宋说，他曾见过救助站的车辆在医院门口停了一上午，有人来问了些情况，照了相，但没带人走。

阮秀音哪也不想去，“在救助点就赚不了钱，不就成了老年痴呆？那只有坐着等死。在这里自由，看着人一说一笑。”

50岁的陈辉（化名）来自黄陂，在武汉流浪已经三五年了，身份证丢了，户口本也没带，平日里打散工、拾荒、住网吧。疫情暴发后，挣不到钱、没地方住，来到医院，“凳子上面靠一下，我酒一喝一眯就着了嘛。什么害怕不害怕，活着就不错了。”

陈辉随身带着一瓶18元的二锅头，已经见底，黑色双肩包里有三四包小零食，他说这只能吃一天。

“我不去救助站，因为去了救助站就不自由了。”陈辉说完转过头去，沉默不语。

安置

2月25日，湖北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第一条指出，“对因离鄂通道管控滞留在湖北、生活存在困难的外地人员，由当地政府及有关方面提供救助服务。”第三条指出，“对生活无着落、确有困难的人员，由各地设置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等基本生活保障。”

江汉区新华街道一位扶贫专员介绍，区里按照公安系统属地管理原则，共同完成流浪乞讨和滞留人员的安置工作。

其中流浪乞讨人员安置点是长期设置在外的，而外地滞留人员安置是应对此次疫情的。

但一位前来协调安置工作的民警介绍，住在协和医院的人既不属于外地滞留人员，也不是流浪乞讨人员。因为他们有工作能力，只不过在疫情期间找不到工作和住处。

一位医院工作人员说，“他们流浪了，但还有尊严。”

以阮秀音为例，她不希望被救助，甚至还想着在医院打工，“兴许有人会过来要个短工，我赚个几十块钱，买个裤头”。

在协和医院门口有个蓝色帐篷，有工作人员负责进行流浪人员信息登记，但需要人主动从医院里走出来。

上级有关部门的调查人员询问一位流浪者是否见过这个登记点，对方回答没有，“还以为是抓人的”。

面对穿制服的人，住在医院的人们总是很警惕，如果看到警察，他们会躲到楼上，等到人走了再下来。

詹大鹏（化名）曾经坐过一次警车，跟着警察去了一处临时隔离点，是一家即将拆迁的酒店，气味有些难闻，需要用木板打地铺休息。

他觉得安置点的条件还比不上医院大厅，后来又返回了。

3月1日，上级有关部门派人来到协和医院了解情况，调查人员向多位住在医院的人了解了情况，建议当地街道把“非滞留、非流浪”人员也纳入到安置人员名单中。武汉市江汉区区长李湛对此表示，“有多少收多少”。

在当天，有几位流浪者愿意离开医院前往新的安置点，一位穿着军绿色大袄的老人还担心收费。前来接人的民警说，“不收钱，那个地方白给你吃、白给你喝”，老人这才提着东西上了车。

看到新的安置点条件还不错，离开医院的人越来越多，但阮秀音还不肯走。直到李湛亲自跟她说，“你放心，我是区长，我们专门设立了宾馆，就是一个人一个房间，热水都是免费的。”阮秀音这才放下了戒备，晚上拎着两个包，跟着身穿防护服的民警上了车。

解封之后

协和医院的保安老胡说，在流浪者们离开的日子里，医院里很少见到过夜的人。即使有，好言劝说几句便会自行离开。

但在4月8日中午，老胡又见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

这天中午，阮秀音满头大汗地出现在了协和医院急诊大厅，相比一个月前，她身上的衣服单薄了一些，精神和气色还算不错。

阮秀音说，她在政府安排的宾馆里住了38天，直到解封日这天离开。8日上午10点，她从4公里外的宾馆出发，由于没有手机，无法注册申请健康码和绿码，她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只能一路步行，花了两个小时才走到医院。除了她之外，大约有七八个此前住在医院的流浪者也回到了这里。

他们大多说自己“无处可去”。

阮秀音说，她住在宾馆的时候，一人一个单间，每日三餐免费供应，每天还可以洗澡，有人来量体温、送中药，她什么也不用做，每天看电视、睡觉。

但是随着武汉解封，身无分文的她从宾馆出来后没有去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医院。

同样想起协和医院的还有33岁的咸宁小伙龚平（化名）。此前他在协和医院住过一段时间，被安置后住在阮秀音的斜对门。他在解封前已经在网上找好了工作，离开安置宾馆后便直接去上班。

到了下午4点，他惦记几个老人没有去处，又无法与她们取得联系，龚平抱着看一看的心态来到医院，发现他们果然都在。

阮秀音对龚平说，自己一天都没吃东西，龚平便买了点面包、八宝粥和方便面，一人送了一个口罩。

阮秀音拎着两桶面，靠在医院门口的护栏上，和龚平闲聊着未来的打算。那一晚，阮秀音等人依旧睡在了协和医院的长椅上。

第二天清晨6点，阮秀音就从医院走了出来，想去马路对面的商场找事做。路上行人不多，许多商店超市还未开门，一直转到9点，她一无所获，又返回医院。

往常，她做的最多的是帮商家发传单，在医院做一些跑腿的活儿，一天二三十元，足以果腹。

如今，她说自己的情况比疫情期间还要紧张，“至少那时候（疫情期间）还有人（志愿者）送饭。”

这几天，阮秀音开始想念在安置宾馆的日子，虽然不能外出，但食宿无忧。“在外面是自由，但是没有钱，温饱都解决不了，那不是活着受罪啊？”

她希望政府能够帮助她们，至少在这几天提供一个安身之所。澎湃新闻记者随后致电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街道办，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把情况告知领导，目前还在等待回应。

而据龚平介绍，也有住在医院的流浪老人闲聊时说起，自己每个月15日可以去领退休工资，约有2100元左右，等拿了钱或许会去租个小房间。龚平答应对方，等15日过后帮他找房子。

4月10日，有位八旬的流浪老人给自己买了身新衣服，把花白的头发染成了黑色。对他们来说，医院大厅的长椅终究不是一个长久的栖息之所，武汉正在慢慢重启，他们的生活仍然等待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