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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价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

2020-04-08 19:0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今年是戊戌维新变法120周年。120年前的6月1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夏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是为百日维新变法的开始。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不甘作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发动者与实际决策人。从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到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发动“政变”（1898年9月21日，即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夏历八月初六日），只有短短的103天，变法即归于失败。但就在这短短的103天里，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上谕”，这些以更张旧制，弃弱图强为诉求的“新政”，不仅让国人惶惑不安，也震惊了世界，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将改变积贫积弱现状，实现国富兵强的新的可能性。

光绪皇帝的老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江苏常熟人）草拟了这道“定国是诏”。据说，他在草此诏时参考了之前监察御史杨深秀的《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请明定国是折》，而他们二人的这两道奏折，都是一直积极推动变法的康有为代拟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康有为是戊戌维新变法最直接的推手，称他为“戊戌维新运动的核心和灵魂” ，一点都不过分。按照孔祥吉先生考证，戊戌数月间，可以确认为康有为手撰的奏折，便有七十四篇，甚至还不止此数。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通过陈其璋、杨深秀、徐致靖、宋伯鲁、文悌、李盛铎、王照、麦孟华等人呈递的。显而易见的是，从兴起、发展，到受挫、失败，百日维新始终都贯穿着康有为的影响与作用，这是不容置疑和否定的。同为戊戌变法主将之一的张元济，政变后曾写信给与康、梁有隙的汪康年：“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

张元济说得不错。康有为确是个开风气的人物，戊戌维新变法亦是一场开风气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是说，狭义的戊戌维新变法固然专指戊戌年6月至9月这103天，而广义的戊戌维新变法则应该包括1895年“公车上书”以来广泛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戊戌变法在政治上虽然不成功，甚至不妨说失败得很惨，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一大批支持变法的官员或被罢官，或被流放，康、梁亦流亡海外，但是，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则如江河横溢，不可阻挡，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尽管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取消了变法期间光绪皇帝颁布的所有“新政”，恢复旧制，但事实上，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中国走上变革之路，变则生，不变则死，几乎成为所有人的共识。甚至十九世纪末的这场思想风暴，一直刮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搅动着中国的那一潭死水。据说，当时主政的胡耀邦就特别欣赏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及《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说过的一句话：“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 他在许多场合一再重复这句话，就是在倡导一种不惧风险，不顾个人安危，打破成规，奋起改革的精神。

近年来，围绕康、梁在戊戌维新变法中的作用，可以说是众声喧哗，意见纷呈。比较突出的看法有以下几种：一种认为，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本来没这么大，由于事后他们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将其作用不适当地夸大了，而且，很长时间以来，戊戌维新变法的研究者们多以他们提供的这些材料为依据，故而高估了他们的作用。另一种认为，康有为应该为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负责，他的急躁、莽撞，乃至激进，是戊戌变法没有成功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种意见，直接指向康的品性，指责他的狂妄、自负，造成了与其他改革势力的离心离德，像张之洞这个群体，不仅不能与他合作，甚至给他拆台，不愿意看到他的成功。再有一种看法更充满戏剧性，据说慈禧原本并不反对变法，如果不是康有为处理不当，竟想要鼓动袁世凯兵变，围慈禧于颐和园，慈禧是不会突然变脸，发动政变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些说法、看法在坊间流传甚广，影响极大。这也恰恰说明了，在中国，只要是改革、变法，都很难为人所理解，所接受，不仅当初如此，百余年后，亦复如此。事实上，在清末那样一个万马齐喑，万喙息响都年代，康有为的举动的确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要知道，清王朝对读书人的管控是极严的，不能随意谈论政治，更不许随意上书。康有为以一介布衣，打破士人不许问政的禁令，上书皇帝，要求改革政治，以救时危，是冒着杀头乃至诛灭九族风险的。由此可见他的气概和胆识，确有过人之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开篇就写道：“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当时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 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曾忆起康的这段经历：“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

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时的情形，“举国目为怪”，“咸以康为病狂”。而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又称之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呈》，撰写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他受到此前中法之战福建水师战败的刺激，借出游北方之机，“以一诸生伏阙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在此次上书中，康氏“罔知忌讳”，“干冒宸严”（喻指皇帝），大胆揭露了清政府内政不修，国事败坏，耽于安乐，兵弱财穷的现状，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要求，并建议仿照汉朝议郎，设立训政之官。在他看来，中国“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

如果说这是康有为为清王朝敲响的警钟，那么，很显然，清王朝的统治者并未因此从昏睡中醒来。仅仅时隔六年，中国就遭遇了更加惨重的失败，而这次竟然败给了自己的邻居，蕞尔小国日本。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并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偿白银二万万两。这件事给中国读书人的刺激太大了，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这时，恰逢各省举子云集北京，大约有五千人之多，都是前来参加国家会考的青年才俊，其中很多人都将是这个国家各方面的人才。康、梁一直活跃在他们中间，鼓动“公车上书”，不遗余力；力陈变法图存，痛下哀声，很快成为一颗迅速升空的政治新星，在众多举子中，脱颖而出，一鸣惊人。

康、梁历来被人们说成是“公车上书”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们自己也常常以此自居。而目前可以看到的研究成果则证明，在这件事上，康、梁的自述并非实事求是的，他们不仅夸大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也夸大了运动本身。这些学者指出，当时，各省公车多局限在本省人的圈子内活动，康、梁很难去发动和领导他们。而且，在康、梁的背后，也还有了解内幕的京官，向他们透露情报，策动他们上书；甚至还有更高层的官员在背后操纵他们。说白了，他们只是所谓“帝党”的一杆枪，由他们出面，鼓动学潮，干涉政府决策，从而将宫廷内部帝后两党的斗争公开化、社会化，以社会舆论，即所谓“公论”，向李鸿章乃至整个“后党”施加压力。这些研究成果固然使我们看到了曾经被遮蔽的某些历史真相，看到了康、梁故意夸大自己作用，修改历史叙事以美化自己的一面，但同时也可能遮蔽历史真相的“另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将康、梁虚无化的过程中，这场运动之于思想史、文明史的价值和意义也被消解了。

事实上，在这场运动中，康、梁从未置身于事外。倒是一些过来人看到了这点“真相”，肯在其记述中将康、梁称作“运动主持”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夏季，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在其所作《公车上书记序》中亦写道：“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既画押，电至京师，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莫如公车上书一事。” 他在这里所说，即康有为以一昼两夜撰写的《上清帝第二书》，后来被称作《公车上书》。尽然此书最终未曾向都察院呈递，但经过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的誊抄，并在各省举子中广为传阅，使得康有为“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的主张，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一场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像狂飙一样横扫北京上空，但很快也就归于沉寂了。王公大臣们好像任何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着醉生梦死的日子，京城亦恢复了往日歌舞升平的景象。康氏弟子徐勤（字君勉）在《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中就曾写道：“和议既定，肉食衮衮，举若无事；其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为积弱至此，天运使然，无可如何，太息而已。” 但康有为没有因此而气馁，他选择了继续向皇帝和枢臣申述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公车上书”之后的闰五月初，他便将《上清帝第三书》，又称《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呈》递交到都察院。此书是在《上清帝第二书》的基础上改写的，考虑到前一次上书未能呈递上去，于是，他将前书中拒和、迁都、再战的内容删去，增加了富国、养民、教民、治兵，以及改革科举，兴办教育，广聚人才等内容，尤为重要的，是提出了设立“议郎”的建议：

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宣示天下。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照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

在这里，康有为明确表达了兴民权，抑君权的意愿和要求，以及他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对理解。他们这一代学者，所处恰逢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对西方的认识，首先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在他们看来，未来中国无非是传统中国的延续罢了。所以，康有为要借汉制“议郎”来表达他变法改制的意图，在他，只能这样做，在光绪，恐怕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康有为想要说什么。幸运的是，自光绪十四年（1888）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康有为屡屡上书，只有这次，经都察院代为呈递，很快呈现在光绪皇帝面前。有证据表明，在甲午战败之后，光绪愤于国势危迫，民生日艰，急于博采众论，变法更张，这一念头就是看了康有为这篇充满改革新思想的条陈产生的。于是，就在当月，光绪便颁布了著名的自强谕旨，发出了明确的改革信号。据梁启超记述：“其年六月，翁（同龢）与皇上决议拟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 同时，朝廷罢免了保守派孙毓汶、徐用仪的官。看上去，朝野上下一时都很有发愤为雄，力图自强的表现。

康有为的改革变法思想最“猛烈的宣传运动者”，非梁启超莫属。对梁启超来说，1895年的“公车上书”是一个转折点。此前，他是万木草堂的学长，康有为的大弟子，此后，他追随康有为，办报办学，鼓吹变法维新，名重一时，甚至超过他的老师康有为。他作《变法通议》在《时务报》连载，“每一册出，风行海内，自是谈变法自强者，成为风气”。随后受聘于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为总教习，专门阐发康氏一家之学，直到戊戌政变，亡命日本，思想为之一变，才逐渐摆脱康氏思想的羁绊。

康有为是个颇为自负的人，他曾说过，其思想三十岁前已经完成。这种说法亦可看作康有为好为大言的证据。康有为生于1858年（咸丰八年戊午），三十岁应为1888年（光绪十四年戊子）。这一年，康有为以《上清帝第一书》而博得大名。离京前，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将廖平所作《今古学考》送给他，本意是劝他勿谈国事，把兴趣转移到训诂考据上来。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部书反而成全了他，居然让他从这里找到了支持变法改革的历史依据。大约两三年后，他在《今古学考》的基础上，先后完成了轰动朝野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是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从朴素的哀民生之艰，悼国事之危，向理论建构提升的一种标志。至此才能说，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改革方案，是有理论依据的，这个理论就是经他改造的经今文学，其中包括孔子托古改制，尊孔子为文明教主，又倡《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强调历史经据乱世、升平世、大同世而向前发展，破除了中国历史上一贯的厚古薄今、古胜于今的观念，取消了古人对于今人的典范作用，祖宗家法不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如果说康有为激进的话，那么，其政改方案的激进恰恰就来自其学术理念的激进。至于他的《新学伪经考》，质疑两汉以来的经学主流，将两千年来所奉行的“六经”皆称为“新学伪经”，实际上是对整个古代文明的否定，表现为更加激进的思想面貌。有意思的是，虽然戊戌变法的失败后来有些人认为是康氏的激进造成的，但戊戌政变之后的中国并没有吸取激进的教训，反而变得更加激进了。其中的原因也是耐人寻味的。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质疑，乃至扼杀。清末著名经学家朱一新就曾写信给他，逐条纠正他的错误。比如他说：“今更欲附会《春秋》改制之义，恐穿凿在所不免。”他的意思是想告诉康有为，汉代所说的改制，是指礼仪方面的改革，所依据的《王制》，也是汉儒后来得到的，应该说是“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于王制”。至于《论语》、“六经”，以及诸子，更不能全用“公羊家法”来解释，他说得很肯定：“近儒乃推此义以说群经，遂至典章、制度、舆地、人物之灼然可据者，亦视为庄、列寓言，恣意颠倒，殆同戏剧，从古无此治经之法。”他尤为担心的是，康有为如此推重“公羊”，只讲“张三世”，“通三统”，不讲“异内外”，是很危险的，“且将援儒入墨，用夷变夏，而不自知”。

朱一新独具慧眼，是看得很准的，在他，以为是很危险的事，殊不知，康有为要的就是“用夷变夏”呀！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便肯定了康有为作为历史开创者的贡献，他说：“康有为采用了这些观点，是为了改革儒学，使儒学与近代的改革实践相结合，并付诸行动，从而为权威的儒学提供了最后一次服务于近代中国政治的机会。” 但是，以捍卫学术正统，维护现有体制自任的人，绝不可能像朱一新这样，书生气十足地与他讨论问题，客气的如翁同龢，会称他“说经家一野狐”，表示“惊诧不已”。而在那些顽固守旧的人看来，康有为这样做就是欺师灭祖，大逆不道，非圣无法，惑世诬民，不除之不足以稳定人心，统一思想。就在《新学伪经考》问世不久，一个叫余联沅的人就上了弹劾康有为的奏章，要求将此书立即销毁，并警告各地书院生徒及所属士子，不要被康有为所迷惑。至于康有为这个人如何处置，则请皇帝自己拿主意。光绪当日就给两广总督李瀚章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谕旨，让他查明情况，如果该书确系离经叛道，就当即销毁，对康有为，则放了一马。

实际上，从甲午到戊戌，康、梁在为变法维新四处奔走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势力的围攻、诋毁、诬陷、谩骂，可谓数不胜数，从未断绝。张之洞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围绕他身边的梁鼎芬等人，都对康、梁采取极端敌视的态度，其中原委固有学术上的分歧，张之洞对康的独尊公羊，托古改制，以孔子为文明教主，用孔子纪年，都是难以认同的；但他很少做学术上辩难、商榷，而是直接对康的学说做政治理念的解读和政治企图的判断，上纲上线，认为康有谋反之嫌，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怕是一种诛心之论，欲陷康、梁于险境也。而欲置康、梁于死地的，还有湖南的叶德辉之流，他要捍卫纲常名教，自然视康、梁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直到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梁，等于是拉开了戊戌政变的序幕。

应当看到，当年，无论是仇视康、梁，反对康、梁，还是支持康、梁，拥护康、梁的人，没有不把他们视为戊戌维新变法主谋的，没有他们的努力，戊戌的历史或当改写，中国人思想解放的进程也当别论。由于戊戌变法在政治改革上的失败，今天有些人责备康有为，以为是他在政治上的幼稚、鲁莽、任性，以及思想上的偏执、激进、固执造成的；也有人借口康、梁曾说了一些假话，或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进而怀疑他们在戊戌维新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做其实是把历史看得太简单了，而且有庸俗化的嫌疑。近来，颇有人在贬低康、梁的同时，而为张之洞张目，认为在康、梁变法之外，另有一变法的稳健派在，并以张之洞为代表。又借陈寅恪所言，辩称戊戌变法在当时“盖有不同之二源”，如果不是光绪皇帝受了康有为的蛊惑，未能采纳如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的主张，戊戌变法也许不会失败。不说历史不能假设，即使陈寅恪所言，也并非引述者所理解的意思。这段话写于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他是这么说的：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陈寅恪在这里说得很明白，既划清了与康有为的界限，也表明了家学渊源是在郭嵩焘这一脉，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观念自然不同。且不谈他的改革变法究竟如何，其人品也是很差的，戊戌政变发生的第二天，即八月初七日，张之洞在得到慈禧再度归政的消息后，马上致电大学士孙家鼐：“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落井下石如此，也算少见了。难怪孙宝瑄要在戊戌年九月二十四日记中记下这样一笔：

微阴，枚叔过谈。今日中国之反覆小人阴险巧诈者，莫如两湖总督张之洞为甚。民受其殃，君受其欺，士大夫受其愚，已非一日。自新旧党相争，其人之罪状始渐败露，向之极口推重者，皆失所望，甚矣，人之难知也。

多年来，人们对康、梁的曲解、误解是根深蒂固的，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有待于新的史料的发现，更有赖于历史观的改变。公正地对待一个历史人物，有时真的很不容易。梁启超在谈到他的老师康有为时就曾指出，世界上有“应时之人物”，亦有“先时之人物”，“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之人物，造时势之英雄也”。他还说，康有为就是一位“先时之人物”，“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热诚，三曰胆气”，康先生全都具备，“若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者。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世界，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值此戊戌变法12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梁启超的这段话，也许不是无益的。西班牙人热爱“八卦”的程度，我去巴塞罗那时领教过。在兰布拉大街旁一家商店门口排队买水果时，最前面那位顾客阿叔，竟然跟收银员女孩聊起天来了，俩人呱呱呱地聊个不停，跟西班牙响板似的。最好笑的是，队伍里所有的西班牙人都伸长脖子，一个个面带微笑、兴致勃勃地听那两位的聊天，好像他们都不急着买东西。这群美滋滋享受着八卦乐趣的“板鸭们”（“板鸭”为“班牙”的谐音），让站在队尾炽热阳光下的我，简直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