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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省思录|疫情暴露全球治理部分失灵,未来变革有五大方向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使其成为了一个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一些研究者开始把新冠疫情同“一战”、“二战”、2008年金融危机等事件进行对比。
为什么新冠疫情会在全球蔓延?新冠疫情比较特殊是一方面的原因。有专业人士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应对的病毒。在这样一种病毒面前,既有的预案和防治措施都失灵了。还有一方面原因,那就是全球治理的部分失灵也导致了国际社会没能有效阻止疫情在全球的蔓延。
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其不但导致在一些国家中上万人的死亡,而且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经过此次惨痛的教训,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社会也会进行反思。包括反思现阶段全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思考全球治理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认为,经过此次疫情,全球治理可能会在以下方面发生变革。
一、全球化的形式和内容会发生变革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全球化有利有弊。
就经济方面来讲,全球化通过分工生产和全球贸易,会更加有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分配,能够提高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率。全球化的弊端在于其会导致财富在各国之间以及在国内各阶层之间分配的不公,容易导致贫富分化。由于全球化弊端的存在,有些国家是反对全球化的。这些国家通过鼓励制造业回流、提高进口关税等措施来维护本国利益,从而形成了一股反全球化潮流。
本次新冠疫情的发生,导致在一些国家中加剧了对全球化的抨击。有些人认为,疫情之所以在全球蔓延,是由于各国之间人员流动等交流太频繁造成的。而疫情导致的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购口罩等医疗物资,也使得这些国家陷入非常窘迫的境地。这些国家能够制造卫星、飞机等高端产品,但是却连口罩等看起来比较低端的产品都不能快速进行大量生产。
疫情也导致部分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中断,这也使得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比如,虽然中国有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现阶段甚至能够为全球生产和提供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用品,但是中国的呼吸机产业产能却不能在短时期内迅速扩大以满足国外越来越多的需求。主要原因就在于呼吸机生产的一些核心关键技术还在西方国家手中,一些关键器件还需要从西方国家进口。西方国家疫情严重,元器件供应不足,也就制约了中国呼吸机的进一步扩大生产。
中国的外贸行业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中国外贸行业面临的形势在此次疫情中可谓一波三折。疫情在中国爆发而还没有在其他国家爆发时,中国外贸行业面临的是开工不足、不能满足国外订单需求的问题。而在中国的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开始复工复产,疫情在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蔓延的时候,中国外贸行业面临的又是西方国家取消订单或者订单减少、无活可干的处境。
基于这一状况,新冠疫情会导致全球化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认为,全球化的总的趋势不会改变。随着通信、交通的更加发达,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会更加便捷,因此全球化是时代的潮流。但是全球化的形式和内容会发生一些变化。一些国家会把关键领域、核心产品的生产留在国内或者重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比如美国,可能在疫情后会逐步把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的产业链尽量留在国内,或者把产业链重新配置在和其政治体制、价值观一致或者没有潜在冲突的国家中。也就是说,疫情过后,部分行业的全球化可能会倒退,产业链可能会收缩,会更加集中于一国或者少数几个国家之内。当然,这仅仅指的是经济方面的全球化趋势。至于其他方面的全球化,如文化、科技等,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
二、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全球治理会更加引起重视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察,安全可以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领域包括军事、政治以及外交等领域,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经济、生态环境、信息、资源、恐怖主义、疾病蔓延、跨国犯罪等领域。非传统安全具有跨国性、威胁来源不确定、突发性强等特点。因此,相对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往往更需要进行有效的全球治理。
在当今世界,非传统安全对世界的影响往往会更大。仅就21世纪来看,给世界造成危害的更多的是非传统安全。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造成了将近3000人死亡,甚至超过了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死亡的人数。艾滋病更是人类健康的重大威胁。每年死于艾滋病的人数都有上百万。近几年,虽然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大幅下降,但是在2018年全球仍然有77万人死于艾滋病。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导致近30万人死亡。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汶川大地震共造成了将近7万人死亡,上万人失踪。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就是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近几年,非典、埃博拉病毒等疫情的爆发,显示了全球性传染病对于人类社会的巨大威胁。
本次的新冠疫情,不但造成的死亡人数更多,而且对世界经济等造成的影响也更大。这不得不使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社会重新审视这一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并给予足够的重视。除了传染病疫情,生态环境、能源、信息、自然灾害等对人类的威胁同样不能小觑。这些灾害一旦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如果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造成的危害也会很大。因此,疫情过后,国际社会应该会采取措施加强对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
三、世卫组织(WHO)等专业组织的作用将会加强
进行全球治理的组织,除了联合国以外,还有一些专业组织。如金融方面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贸易方面有世贸组织(WTO)等,卫生方面有WHO等。这些组织在协调各国进行专业领域内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WHO在信息发布、介绍防治经验、协调国际社会进行抗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WHO在有些方面做得还不够。比如,WHO对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扩散形势判断失误,直到疫情在全球大规模蔓延时才提高警戒级别,宣布为“全球大流行”。WHO在指导和协调国际社会统一行动方面也缺乏有力的行动。这导致现阶段全球范围内的抗疫基本上是各国各自为战,缺乏协调和统一行动。WHO对于防治经验交流、疫苗研制以及后续防控策略方面也缺乏有力的声音。当然,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全球卫生治理中主权国家仍然是行为主体,WHO的权威性不够,而且WHO得到的经费等支持也有限。新冠疫情中,也暴露出WHO应该具有的一些功能的欠缺。例如,医疗物资的认证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统一问题。各国对于口罩、呼吸机等医疗物资的认证标准并不统一。如对于口罩,就有美国标准、欧洲标准等。结果就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现阶段中国有能力生产口罩进行出口,但是却因为中国口罩的一些标准和美国、欧盟等的标准不一致而导致一些口罩无法出口。
因此,有必要加强WHO的功能。让WHO有制定医疗物资标准的功能。WHO对一些医疗物资统一制定标准,然后在全球范围内通用。这些问题,不止在WHO中存在,在WTO等组织中也同样存在。因此,有必要加强这些组织的职能,提高其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协调和调度的能力。总之,疫情过后,专业性全球治理组织会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其作用会越来越强。
四、各领域全球治理组织的协同和合作将加强
全球治理细分为多个领域,各个领域又有其专门的全球治理组织。现阶段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各个组织分头治理,合作和协同性不强。这导致全球治理呈现碎片化。其后果之一就是应对复杂的事件的能力不足。尤其是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由于其涉及的往往是多个领域,所以一个领域的治理组织并不能有效进行治理。例如,全球卫生治理和全球环境治理、全球贸易治理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都有很强的关联性。如果缺少一方的参与,治理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新冠疫情也显示了WHO与WTO进行合作和协同的必要性。如医疗物资在全球范围内的供给,就涉及到产品标准以及关税、物流等问题,这都是WTO治理范围内的问题。这就需要这两个组织密切合作,共同进行治理。
要加强全球治理各领域的合作,除了专业组织之间的合作外,还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平台的功能。在国际合作平台下,全球治理的各个分支治理组织进行合作。这些平台包括G20、APEC、金砖国家、“一带一路”等。需要重点强调的是G20的作用。G20由于其广泛的代表性和较高的影响力,使得其有能力协调各组织共同进行全球治理。2020年3月召开的G20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G20把各成员国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IMF、WHO、WTO等召集起来,要求各个组织进行合作,提出共同应对新冠疫情的对策。以此为开端,G20可以在全球治理的其他领域,协调各个专业组织共同进行治理。
五、大国关系会导致全球治理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全球治理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大国。因此大国关系对于全球治理有着重要的作用。大国之间合作关系好,全球治理才能顺利进行。
大国关系包括中美、中欧、中俄关系等。其中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新冠疫情正是发生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频繁退群、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形势之下的。这就使得中美关系更加复杂。美国一开始试图在病毒的起源等问题上把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对中国进行污名化。这导致中美关系陷于僵局。但随着美国国内疫情的蔓延和中国医疗物资供应能力的加强,美国又求助于中国,希望从中国进口医疗物资。中美关系现阶段就是这种斗而不破的局面。中国同欧盟等一些国家的关系在疫情期间也呈现出这种局面。新冠疫情也导致了大国之间尤其是中国同西方一些国家之间在政治体制、价值观等方面的明显的对立。中国采取封城、隔离等措施控制疫情的发展,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眼中就是侵犯人权。中国采取措施迅速控制住了疫情,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处于疫情蔓延之中,这又引发了对于政治体制优劣的争论。大国之间呈现的这种复杂关系会使全球治理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变革全球治理更加迫切。不只是疫情。在这个全球联系更加紧密的时代,很多在以前不会对全球造成影响的事件现阶段都有可能对全球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国际社会更加需要进行密切合作,加强全球治理,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全球性事件进行预判和准备预案,以便在事件发生时,能够有效应对,从而维护世界人民的安全。
(作者吴国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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