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定：难忘《八五团讯》

文 | 史志定

1973年5月 ，由于原八五钢厂（上海八五钢厂历史上曾经有过八五工厂、贵池钢厂和八五钢厂等多个厂名。为方便起见，本文一概称之为八五钢厂。著者注。）团委书记吴培林调任上海后方基地团委副书记。厂政治部主任倪国钧，厂团委书记吴培林和厂组织组组长张世仁先后找我谈话，通知我出任团委副书记并主持工作，待新一届团委产生后，担任厂团委副书记。

我在1963年，上海树人中学读书时初一就入了团，并曾担任学校团总支委员，比较热爱团的工作，对团的工作有特别深厚地感情。抱着强烈的事业性和责任性，我毫不犹豫地接受组织的决定，并很快地进入了角色。

史志定在会议中（右二）

我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厂区分散。全厂八千余名职工和家属，二十多个车间（部门）分散在皖南贵池的各个山沟，离厂部最远的码头团支部有36公里，最近的也要走15分钟。职工上下班大多是步行，有的骑自行车。当时我又不会骑自行车，于是我硬是花了三天时间突击学习骑车，虽然我当时很累手也磨出了泡，山区道路又窄小。三天以后，我还是摇摇晃晃地骑自行车深入车间联系工作。

干任何事（工作），必须有抓手。俗话讲“劲可鼓而不可息”。任何时代宣传教育，积极引导很重要。在革命战争时代，革命前辈十分重视宣传鼓动工作。在深入车间（部门）与团员、青年接触和交流中，我深深被青年朋友的“精神”所感动。如何交流和发扬正气，促进团的工作呢，厂团委决定办一份自己的刊物，并在厂广播台设立每周一次的青年专题广播。于是1976年8月28日《八五团讯》创刊了。

由上海皖南小三线原八五钢厂团委主编的《八五团讯》始于1976年8月28日，结束于1984年12月15日，8年多时间，总共出版371期。主要栏目有：调查报告、青年工作经验交流、团的工作动态、青年思想交流、编辑按语、小评论、影评、诗歌、散文等，及时反映了八五钢厂青年的状况和团的工作动态。每月出版4至6期，每期发行二百五十份。主要发送全厂各车间（部门）团总支（支部）、工段团支部、团小组和同级党组织、厂党委正副书记、正副厂长、政治部主任、厂工会、人武部及厂部各部门。同时，我们还发送上海后方基地团委和党委、上海团市委等上级领导单位；上海《青年报》《团的工作》《解放日报》《文汇报》《劳动报》《支部生活》《冶金报》《工人日报》等新闻媒体。

打篮球（前排右二为史志定）

八五钢厂是一个具有五千四百多名员工，二千多名职工家属的中型企业，是上海皖南小三线最大的企业。由于远离市区，成为上海在皖南的一块飞地。既是一个企业，也是一个小社会、学校、医院、街道社区，从生到死，样样都要管。厂里各级领导班子都比较精干，厂团委只设一名书记、一名副书记，后来增加了一名团委干事。在最忙碌的婚姻介绍高峰，也只借了2名团干部协助工作。因此，《八五团讯》由我负责主编，直到1983年9月我从厂团委书记岗位调任〇四车间党总支书记，由新任厂团委副书记祁伟勤继任主编。《八五团讯》由厂政治部主任倪国钧直接领导，通讯员由各车间（部门）团的负责人和写作爱好者兼任。厂团委每季度进行流动红旗评比，并把《八五团讯》的供稿和发行工作纳入团的工作评比。没有稿酬，每季度评比优秀通讯员，发些笔记本、钢笔等纪念品。并选送优秀通讯员到《青年报》社、《劳动报》社实习。

《八五团讯》先是全油印，后是刊头印刷，内容刻写套印。我既要从事日常团的工作，又要进行采访，组织刻写，还经常亲自动手刻印，工作量很大，很辛苦。但是“通讯虽小，作用不小”，当我看到《八五团讯》在团员青年中争相传阅，有力地推动了全厂团的工作和宣传教育，引起各级组织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时，感到由衷地幸慰和鼓舞。

1979年11月25日《八五团讯》上刊登的八五钢厂制订以“四个树立”，“十个要，十个不”“三个提倡”为主要内容的《青年道德准则》被《文汇报》首次转登时，团员青年深受鼓舞。以后，《青年报》《解放日报》《劳动报》《支部生活》《冶金报》等媒体都经常刊登或转登八五钢厂有关文章和报导。

社会舆论的影响很大，《八五团讯》报道〇四车间铁姑娘吴玉珍的事迹报导后，《新民晚报》上也刊登出来，由于影响大，吴玉珍先后被评选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贵池县人民代表。后来在上海皖南小三线的调整中，有关八五钢厂的困境情况也引起了上海市政府和中央政府部门的关注。

特别是八五钢厂团委关于“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的调研报告，引起了上海市团市委市政府和《青年报》的高度关注。市政府专门形成解决方案和相关政策。在上海团市委和《青年报》社的支持下，厂团委先后于1980年10月10日和1981年8月7日在《青年报》刊登广告，为青年寻找对象。

启事发表后，先后收到除台湾以外，各省市一千六百二十八位姑娘来信。厂团委还请厂政治部主任倪国钧讲“六个第一次”的专题讲座，联系实际，开展生动的人生观教育，促成七百二十多位大龄青年中，六百多位先后恋爱成功，结婚和生儿育女。最后剩下的117位，在小三线调整时，厂里安排他们首批回沪到上钢五厂，绝大部份也解决了老大难问题。后来整个后方闻风而动，为解决上海后方基地八千余名大龄男青年婚恋难的问题，后方基地管理局团委成立了24个婚姻介绍所，纷纷在《青年报》刊登启事。

婚介工作相当成功。正面报道多，离婚案例少也就很正常。因为，从全国各地来的姑娘，大部份是上山下乡知青，她们能调到离上海亲人近一点的企业，比较如意的郎君，已经心满意足了。之于后来回沪后，有个别的离了婚，造成很不好影响，其实也很正常。因为上钢五厂本来也是男多女少。加之八五钢厂采取的是“边生产，边撤离”的方针，有的姑娘因为要照顾老人等原因，先到上钢五厂。就象当年支内一样，有的人趁夫妻分居两地之机，拆散了个别家庭，也就不足为奇了吧？

《八五团讯》中种植蓖麻和食堂饮食、文娱体育及游艺活动等比较多，这是与当时的实况和小三线特点分不开的。种蓖麻，不仅是当时团中央的号召，而且还能通过出售蓖麻籽，增加团的活动经费。从一九八〇年四月七日公布的数据来看，一九七九年共收蓖麻籽549.9斤，各分厂（部门）团总支（团支部）分配到219.2元，厂团委留存51.40元，这个数字现在看来很小，在当时每月工资39元，全厂工资50元的水平，已经是相当可观了。各级团组织用这笔劳动所得经费，可以用作奖励资金和纪念品物资奖励。

“小储蓄”二、三、四元储蓄，现在看数字很小，似乎小儿科，但是积少成多，不仅支援了国家建设，而且培养当家理财的好作风。特别是交友不慎，三日两头回上海交社会上不三不四的“朋友”的青年。经济上有了自我约束，上海跑少了，“坏朋友”接触少了。不良习气也就有了很大改变，改邪归正的青年越来越多。

有人有疑问：不是说到小三线的都是“好人好马好刀枪”吗？怎么会出现相当人数的后进青年呢？熟悉当年情况的才明白，后进青年主要出于二种，一种是父母双支内，留在上海的子女缺少管教，有的轧了坏道，家长不得不把“坏孩子”带到山里来子弟学校读书。另一种是1976年当时上海为了稳定社会治安，在小三线招工时，明确规定必须搭百分之十的不良青年。当时我厂招工名额是880名，最后，只好忍痛只招660名，各级党团组织经过数年努力，才好容易使“大洋桥”等27名出了名的帮教对象改邪归正。

小三线团的工作其实非常具体和辛苦。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厂团委组织了各种球队和兴趣讲座。有的队员反映，比赛太频繁，饭票不够用，厂团委就发动团员青年捐赠粮票。《八五团讯》数据显示，一个季度全厂文体活动一百零七次。不少团干部身先士卒，把大部分晚上业余时间，贡献给了共青团工作。

《八五团讯》对锻炼人、培养人是很有贡献的。通过团的工作和《八五团讯》的实践，当年的团干部和青年秀才谈雄欣、严国兴、丁祥雄、庄根勇、耿雄顺、施纯星、叶林华等有的成为评审机构专家、行业协会负责人，区检察院领导，有的成功创业，前程美满。

由于八五钢厂整体消化到上钢五厂，上钢五厂后又被宝钢集团吸收合并，几经搬迁。《八五团讯》有些缺损。但是基本上还是记录了八五钢厂团员青年在创业、发展、调整、消化过程中的精神面貌和历史现状。八五钢厂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比较深，比较细，效果显著，较好地提振了员工的精气神。党组织十分重视发挥各级团组织的助手作用和青年的生力军作用。厂团委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勤奋工作务实重效。尤其是坚持每季一评团的工作流动红旗竞赛活动，组织青年突击队，技术革新，技能比赛，合理化建议，注重青年道德教育，恋爱观教育等，扎实开展后进青年转化工作，持续不断活跃文体活动，文明礼貌活动形成制度化，持久化。独创为大龄男青年登报找对象取得显著成功等。团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富有成效，深受团员青年的欢迎。在远离上海市区的皖南山区，成为上海后方基地团委表彰为标杆团组织，二次受到上海团市委和基地局团委的表彰，多名团干部和团员、青年被局团委和团市委命名优秀团干部、市新长征突击手、“小老虎”等称号。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经历感慨万千。感谢八五钢厂党委领导，尤其是党委书记陈锁锁、政治部主任倪国钧的教育和培养。感谢后方基地团委书记夏振玉、毛德宝等团委领导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十分怀念老书记吴培林同志。感谢共同从事团工作的老同事王汶菁、韩秀荣、王豪、桑永伟、杨耀梁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感谢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坚持数年带领研究生吴静、李婷、崔海霞、邬晓敏、李帆、韩佳、耿媛媛等关注和研究上海皖南小三线，回忆和研究这段历史，使我有机会在晚年回忆这段令人终身难忘的经历。

作者系上海小三线原八五钢厂团委书记

本文部分内容，曾收入徐有威、陈东林主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现收入徐有威主编：《新中国小三线建设档案文献整理汇编( 第一辑) 》，该书即将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内容为全国最大的小三线企业的上海原八五钢厂出版的企业报《八五通讯》 （1979-1986年）和《八五团讯》（1976-1984年）。感谢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