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浮梦录｜老佛爷的“夫人外交”

1900年是晚清史上至为悲惨的一年。这一年岁在庚子，先是义和团团员潮水般地涌进了京城，然后是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城。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提前逃窜到了西安，即所谓“西狩”，这是有清朝廷第二次逃离京城，上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慈禧的丈夫咸丰皇帝跑到了热河，是为“北狩”，咸丰也很快死在了热河。1901年9月，清廷代表李鸿章与英、美、俄、法、德、意、日、奥、比、西、荷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议和约条》。恐怕没有比“风雨飘摇”这个词更能形容清政府当日的窘迫的了。签约两个月后，李鸿章去世，这位臣子一辈子都在试图拯救他的国家和朝廷，但终究还是办不到。

慈禧太后与康格夫人

作为权力中枢的慈禧皇太后，从西安“回鸾”北京以后，展开了一系列的夫人外交，从她认识的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的夫人萨拉·派克（Sarah J. Pike）入手，试图改换一下局面。

慈禧1898年12月第一次接见各国驻京公使的夫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认识萨拉的。“回鸾”北京后，慈禧经常会见康格夫人，几乎每次都送很多精致的礼物，加以示好和笼络。慈禧太后比康格夫人年长7岁，多少算是同龄人，大约对彼此的交流和信任也起了较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开始了所谓的新政改革，鼓励发展实业、劝戒汉族女子缠足、允许满汉通婚等等，和康格夫人的交流正好映衬了这些改革的新背景。

康格夫人那边，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和辛丑议和以后，无疑是处于胜利者的位置上的，但她相信坦诚交流会营造更为美好的未来，所以秉承中国“来而不往非礼也”的路子，频繁地与慈禧以及清朝官员的夫人和格格们交游，特别是在美国公使馆举办下午茶点聚会，开创了一种中美妇女俱乐部式的交流形式。

在此期间，萨拉更为挽救慈禧太后的每况愈下的形象，做了很多实际努力。其中的一件大事是促成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Augusta Carl）绘制慈禧太后的巨幅肖像油画，并运到美国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的展出，最后赠给了美国总统。

慈禧与康格夫人交往的往事，是掩在时代风云背后的一幅以女性交游为主题的景象，谈不上多么惊心动魄，却也映照出剧变中的时代，以及中国人对这一变局的调适。

慈禧太后在这一时期受到极大的打击，其对外政策也因之发生变化，放低身段委曲求全，做了很多“从来未有事”。就是在展开“夫人外交”的时候，她开始照相，其留存后世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时期内拍摄的，可谓改变自己以顺应潮流的一种努力。

应该说，夫人外交取得了些微的成果，也展示出慈禧太后作为一名女性政治家的外交手段和魅力。但这在1900年前后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之中，终归只是螳臂挡车，无法挽回清王朝覆亡的命运。

殖民者的“昭昭天命”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借此机会，欧美列强对华上下其手，租借中国沿海沿江港口城市，并划分势力范围 。

德国借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一事，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签署了《胶澳租借条约》，租借胶州湾99年。同期，沙俄与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租借旅顺和大连港口25年。英国除了在1897年“拓展”香港租借地获得新界大片土地之外，更于1898年7月胁迫清政府签订《威海卫租界专条》，在胶东半岛东北部的威海卫建立了租界。仅1898年下半年，日本、沙俄、英国和德国的势力已经从东北三省一路跨过渤海湾到达了青岛胶州湾一带，从战略上封锁了清政府一度引以为豪的北洋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在亚太的势力迅速扩张。1898年4月，美国和西班牙在古巴开战，亦即“美西战争”。战火从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古巴和波多黎各，迅速蔓延到西太平洋的菲律宾，6月美军占领关岛。同年12月10日，美西签署了《巴黎和约》，西班牙全面放弃古巴，波多黎各和关岛等割让给美国，菲律宾卖给美国。

占领古巴、菲律宾和关岛，并在同期兼并夏威夷，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此前，美国在“门罗主义”方针下反对海外殖民主义；此后，美国转换说辞，跻身殖民国家之列。正如学者阿尔伯特·温尼伯格（Albert K. Weinberg）所说：“美国要求获得菲律宾是建立在战争赔偿的合法基础上的，但在根本层面上也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式的预期之上的，即胜者可以在和约中写上他想要的一切。”

伴随美国的军事胜利出现的，是一套“昭昭天命”的说法，不但要使占领合法化，更要使之合理化。照此说法，美国不能在打败西班牙人以后就撒手不管，放任曾经的压迫者继续压迫当地百姓，不能因为美国的不负责任，使菲律宾陷于混乱与无序。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声称，美国不仅要去教育、解放、文明化和基督化吕宋岛，而且要将这一事业推向所有的菲律宾群岛，这是美国的天命。

在许多人看来，这是美国式的帝国主义，又或称之“仁慈帝国主义”（benevolent imperialism），其使命在于文明化和基督化这个世界。还有人提出，可以借此推销带有美国印记的“自由” （liberty），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林曼·艾伯特（Lyman J. Abbott）就曾呼吁把传统的帝国主义转变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即自由帝国主义”。

当时，美国国内处于“镀金时代”的末期，工商业大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为其海外殖民政策提供了经济支持，而天命昭昭的基督教观念又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精神和道义的支持。可以说，从一开始，美国帝国主义便是由这种基于差序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所谓“天赋使命”包装起来的。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菲律宾成为新兴的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块海外试验田。《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一种新的意识似乎降临到了我们头上——一种力量的意识——伴随着这种意识的是一种新的渴望，一种去展示我们的力量的渴望。这或许可以和野兽新尝了鲜血之后的反应相比较。不管是出于雄心、利益、荣耀，还是出于对土地的渴望，又或是对战斗本身的热爱，我们被一种新的感觉所支配了。我们面对着一种奇怪的命运，正如丛林中鲜血的味道那样，我们人民的口中已经品尝到了帝国的滋味。它意味着一种新的帝国政策将用武装起来的国家取代重新站起来的共和国。”

帝国的滋味让华盛顿的政客们兴奋不已，认为美国终于摆脱了西方第二梯队的位置。参议院库什曼·戴维斯（Cushman Kellogg Davis）宣称，“美国已经不再是西方大陆上的中国了。我们还活着，感谢上帝，我们绝不能被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欺负，不管是大的国家还是小的国家。1898年后的美国，“干涉主义”日渐抬头，俨然是一个积极扩张的新兴帝国了。

“门户开放”政策

美国占领菲律宾之时，英、法、俄、德、日等掀起瓜分中国的竞赛，占了先手。为免本国商业利益受此瓜分狂潮的影响，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899年9月至12月之间，分别向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发出照会，要求各国维系在华势力范围内的通商口岸的贸易自由，互相保持开放。这就是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要点有三：

一、对他国在中国取得的“利益范围”（sphere of interest）、租借地内的条约口岸和既得利益，一概不加干涉。

二、在各势力范围口岸装卸的各国货物，均按中国现行条约税则缴纳税款。此种税款由中国政府征收。

三、各国对于驶入其势力范围的他国船只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只的入港费；对于使用其所修建或经营的铁路来运送的他国货物，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货物的运费。

对此“门户开放”的提议，各国接受的程度不同，但均未公开反对。1900年6月，海约翰发表声明说各国都支持该提议，当时，义和团已进入北京并包围各国驻华使馆区。7月，美国政府再次照会各国，重申此“门户开放”政策，并呼吁各国维系中国的领土和行政权完整。

不少人对“门户开放”望文生义，认为是列强要求中国开放门户，其实大错特错。这一政策系在华列强约定彼此开放其门户，在各自势力范围覆盖下的口岸自由通商，利益均沾。质言之，是一种诸强共同压榨中国的“联合殖民主义”和“联合帝国主义”。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权的完整，是诸国在华彼此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前提，如若中国被割裂为若干小块的殖民地，则该政策根本无从推行。

“门户开放”是海约翰的好友、美国外交官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构思的。柔克义早在1884年就到北京任驻华使馆秘书，汉文功底很好，他本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感情颇深，但其谋划“门户开放”并非要去拯救中国，而是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奉行对华外交“中立”的结果。而这种政策在1900年前后也走到了尽头。

美国1784年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此后百余年对华交往均围绕商业利益这个唯一核心，并不直接插手中国政治。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抢占菲律宾，快速帝国化，在此背景下，其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事实上，“门户政策”推出还不到一年，美国海军陆战队便作为八国联军之一打进了北京紫禁城，柔克义则出任美国代表到北京谈判，最终在《辛丑议和条款》上签字。从此，美国的对华政策除了商贸，还带上了“征服”的意味。

西苑会面

就在国势窘迫的1898年，中国国内展开了一场变法自救的运动。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诏改革，包括革除冗官、兴办实业、开办新学等。而慈禧太后担心其所掌控的权力中枢失控，于当年9月13日囚禁了光绪帝，并取消多数变法举措。此次变法前后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其岁在戊戌，又称“戊戌变法”，总体上是失败的。

但慈禧太后也并非全然僵化守旧。事实上，就在“百日维新”开始前不久的1898年5月，她还破例接见了德国的海因里希亲王（Prince Albert Wilhelm Heinrich）。海因里希亲王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当时率领德国海军前来加强胶州湾防卫，系山东巨野教案后德国强租胶州湾的后续。

慈禧太后心知朝廷危殆，决定接见这位年轻的亲王，这是她第一次接见欧洲男性官员。当时驻京公使团主任（通常由外交资历最深的公使担任，非正式职务）是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窦纳乐夫人则担任公使夫人们的领班，她托海因里希亲王向慈禧太后转达公使夫人们觐见太后并为太后贺寿的愿望。

慈禧太后很爽快地答应了。这可是件破天荒的大事，因为太后从未接见过任何公使夫人，这次不仅答应接见，还要接见所有的公使夫人。各公使馆都十分兴奋，却也发生了一些争吵，主要为了翻译的人选以及各馆秘书的夫人和女儿也想一起前往。闹腾了一阵，最终还是决定只能公使夫人们和三四名翻译前往。

觐见本来要在慈禧太后的生日，即农历十月十日（公历11月23日）举行，不巧有位公使夫人不在北京，且新任俄国公使尚未递交国书，只好延期。礼部选择十一月初一（公历12月13日）为接见的良辰吉日，即冬月朔日，是大雪后第六天、冬至前第九天。负责外事的总理衙门提前制定了觐见礼仪，发给各夫人，见面时她们只行鞠躬礼，无需磕头下跪。

12月13日上午10点，总理衙门派随员一名、马夫两名和五人抬的轿子一顶，到英、美、法、日、俄、德、荷七国公使馆迎接各公使夫人，到英国公使馆齐集后，11点准时出发，前往紫禁城西侧的西苑（今中南海）仪鸾殿。仪鸾殿是慈禧太后的冬季寝宫，并不在紫禁城中。

公使夫人们抵达西苑第一道门蕉园门（今已不存），换乘铺着红布的轿子，每顶轿子都由六名太监抬着往里去，四名翻译则只能步行；到第二道门福华门时，再换到法国赠送的火车车厢里，由太监们沿着“西苑铁路”（全长1500米左右，民国时期全部拆除）拉一小段；到瀛秀门，各位夫人下车，有若干中国官员在迎候。夫人们喝了一杯茶，便随庆亲王奕劻等几名高级官员来到仪鸾殿。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在殿内等候。七名公使夫人将外套脱在外室，按照居京时间长短排好顺序，和四名翻译一起，朝着坐在宝座上的太后和皇帝深深鞠一躬。第一位翻译将公使夫人逐一介绍给庆亲王奕劻，再由奕劻再介绍给太后和皇帝。

接着，窦纳乐夫人做了个简短致辞，表达获太后接见的喜悦之情，“并大胆希望……东西方人民在相互交往中越走越近”。慈禧太后由奕劻宣读了她的回复，“今天接见的外国公使太太们已经一起献上了福愿，她们说的都是吉祥话儿，叫我很高兴。现在中外融洽，天下太平。我打心底里希望公使太太们在中国生活平安，万事如意。”

随后，公使夫人们逐一向前登阶，先到光绪皇帝的宝座前鞠躬行礼，再到太后的宝座前深深鞠躬，翻译则在阶下翻译。皇帝伸出手来示意平身和友好，太后则逐一把公使夫人们的双手拢在自己手里，给每个人套上一枚大珍珠金戒指，和颜悦色道：“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此后，各位公使夫人下阶，恢复进殿时的顺序。

觐见结束后，夫人们到偏殿用膳。御膳房已经备好美味佳肴，由中方翻译以英文和法文向公使夫人们逐一介绍。庆亲王奕劻和几位格格陪同用餐，氛围十分融洽。餐后是茶点，此时慈禧太后携隆裕皇后前来，待太后坐在一张黄色的椅子上，公使夫人们便如前般坐好。太后向公使夫人们介绍隆裕皇后，皇后略显腼腆，但康格夫人对她的印象很好。

之后，慈禧太后让夫人们前往戏楼听戏，也就是观赏京剧。听完戏，公使夫人们回到偏殿，再次见到等候在那里的慈禧太后。待各她们入座，茶点都上好了，太后起身到每一位夫人面前，举起茶杯自己先抿一口，再递给她们，说道：“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接着，又送了公使夫人们一些精致的礼物。

最后，七国公使夫人与太后告别，乘轿子从蕉园门离开西苑，返回英国公使馆，再各自乘轿回家。整个接见流程与总理衙门事先拟定的基本相同，但赏赐礼物、听戏及戏后赐茶和更多礼物等，则是慈禧太后自己的临时决定。接见中的一些礼仪，如太后拉着诸位公使夫人的手、抿一口茶再递给对方等等，都是表示友好和善、亲密如一的姿态。

今天的历史评论对慈禧太后多有挞伐，也常做“落后中国vs先进西方”的对比。但在北京城那段历史时空中，西方人总是以见到中国皇帝和皇太后为荣的，更不必说中国人自己了。见过与没见过皇上和皇太后，是很不一样的，例如“百日维新”的干将康有为，曾受光绪皇帝召见，至死都是“保皇派”，而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没见过皇帝，就没有这方面的“负担”。

对于觐见一事，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萨拉尤感兴奋，她给美国的姐妹写信，激动地回忆道：

我们陶醉在新奇和美丽之中，一切都那么、那么地不真实，完美得像一场梦！想想看，中国紧闭了几百年的大门终于打开，在这之前，没有外国女人见过中国的统治者，而中国的统治者也从没见过外国女人！回到英国公使馆后，我们仍然兴奋难耐，便一起照了张相，想要留住这非同寻常的一天——1898年12月13日，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伟大的一天！

她的丈夫美国公使康格于次日，即12月14日，致信国务卿海约翰，报告觐见的过程。也许是受到夫人雀跃欢欣的影响，他评价道：“由皇太后或是皇后出面接见外邦女性，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次，应该会带来诸多好的影响。在紫禁城里，想要去了解西方和西方人的想法会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得知太后待见外国人后，也会放下一些原有的敌对情绪。”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此番“夫人外交”，对缓和中外关系还是有些作用的。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迅速改变了很多东西。康格和他的太太，连同其余几个国家的公使和太太们，都被围困在使馆区内。这些我们在下一篇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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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