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天，武汉一名肝癌患者终于有了住院床位

睡梦中，张涛觉得冷，醒来摸到手机一看，凌晨5点多。空调被莫名关掉，他翻监控录像，发现父亲夜里在空调前站了三个多小时，左看看右看看。

那是2月24日，患有中低分化肝细胞癌、淋巴管恶性肿瘤、肝性脑病、癌细胞扩散肺部感染等十余种病症的父亲被“劝”出院的第40天，父亲病情一天天恶化，“变得痴呆”。

张涛要带父亲去住院，母亲反对。她担心去医院会交叉感染，“我和你爸出事没关系，你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就完了。”

为这事，母子俩争吵了两天。

这两天，父亲整宿不睡，神智不清，无法沟通，翻箱倒柜摆弄家里东西。

2月26日，张涛说服母亲，载着父亲在武汉市内一家挨着一家医院跑，但要住院必须证明自己不是新冠肺炎病人。

“判定一个人是新冠肺炎病人很简单，判定非新冠肺炎太难了。”医院普通科室停摆，只能在急诊科输液，但父亲肝癌细胞扩散至肺部，病例上“怀疑病毒性肺炎可能”几个字，没一家医院愿意收治。

张涛带着父亲先后做了七次核酸和三次抗体检测，都是阴性，他多方求助，等着，熬着......3月22日，张涛终于为父亲争得一张住院床位，距离父亲过年前被劝说出院已67天。

看着躺在病床上安静输液的父亲，张涛说不出抱怨话，“只要人活着，其他啥都行。”

“出院”

“你爸病情差不多稳定了，今天回家吧。”1月16日，张涛正在病房里照顾患有中低分化肝细胞癌、淋巴管恶性肿瘤、肝性脑病、亚急性肝衰竭、糖尿病、冠心病等十多种病症的父亲，医生来通知张涛收拾出院。

病区内其他病人也被以不同理由劝回家了。

当时距离武汉“封城”尚有七天，武汉各大医院发热门诊日接诊量已是平日的几倍，已开始增派其他科室医护人员支援发热门诊和隔离病区，收治新冠肺炎病人。

让出院前几天，张涛就发现，去医生办公室但见不到主治医生。平时基本坐满的办公室里只剩一位医生值班，询问才得知，其他医生都被派往医院的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

去年12月底，张涛看到网传带有“SARS”字样的截图后，便有些警惕，他发个朋友圈提醒朋友“近期不要去华南海鲜市场，不要吃野味，等待官方通报”。

随后，武汉官方发布通报称“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可防可控”。张涛回想父亲此前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治病时，医生曾两次严肃地提醒要戴上口罩，他网购了三十多个N95口罩，在医院时，和父母都戴着口罩。

16日那天，张涛收拾好父亲的病例材料和衣物，载着父母回家。

出院记录上写着，父亲患有肝恶性肿瘤、肝衰竭等15种病症，病情十分严重。但没办法，他们还是得出院。

张涛尝试给武汉市其他几家医院打电话说想住院，得到的回复都是“最近住不了院”。

父亲今年才54岁，从2004年开始，身体一直不好。

张涛想起他初中时，一家人住在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父亲在一家公司做销售。

父亲晚上总喝得醉醺醺回家，做销售有应酬，想要回款，“喝一杯给一万，不喝就慢慢等着。”

2004年，父亲被查出患有肝硬化、肝腹水，那会儿母亲带父亲在武汉医院治病，一天花一万多，家里所有积蓄花光，还欠下几十万外债。

没多久，医生跟母亲说“没必要再治了，回家吧”。母亲不愿意放弃，坚持要留在医院治，还悄悄用尽偏方，硬生生的把父亲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后来父亲恢复得和正常人一样。

在那之后，父母借钱在县城里开了一家小旅馆。

母亲睡眠不好，父亲心疼她，自己守夜班。就这样，小旅馆开了八年，父亲守八年夜班。

靠着小旅馆，还了欠债后，张涛父母还存下些钱。2012年，他们在武汉市江汉区买了套房。两年后，把小旅馆盘出去，一家人来武汉生活。母亲又摸索着开了一家月嫂中介公司，生意也还不错。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好景不长。2014年，肝癌又找上门来。2014年至2019年的五六年里，张涛父亲不断查出各类肝病，先后做过几次手术，都还算成功，病情得到控制。

但从去年9月份起，癌细胞不断扩散，导致恶性肿瘤、肝衰竭、肝性脑病，扩散至肺部，导致肺部也感染了。

张涛辞掉工作，全心陪护。自疫情以来，母亲也没有再工作，两人日夜交替，守在父亲身边。父亲曾辗转武汉三家医院，最终又回到最初住院的那家医院。

但病情还是没被控制住。去年11月一天，医生通知张涛，“没有必要治疗了，家里的车子房子该过户抓紧过户，准备下后事”，这句话像刀子一样刺进他心里。

那是个大晴天，病区外阳光照得刺眼。张涛走出病区，来到停车场，躲进车里，哭了许久。

心情慢慢平复，张涛想通了，“不哭了，留着力气好好吃饭，吃好睡好才能照顾好他。”

他也把父亲名下的车房过到自己名下，买好丧葬用品，放在车后备箱里；又回了趟老家，买下一块墓地。

恶化

父亲被“劝”出院后，张涛陪伴父亲熬过67天。

1月17日起，张涛只能在家尽力维持父亲的生命，他开始谋划接下来的打算。

这些年，张涛一家人和医院打了不少交道。他也因此把父亲病情相关的药物和对应的症状，记得七七八八了。

他每天给父亲喂药喂饭、擦洗清理，还记下父亲当天的症状及服用药物剂量。

1月20日，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时肯定了新冠肺炎会“人传人”；21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确认“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

在家的这段日子里，张涛尽己所能也没能让父亲身体好转。

他所做的“病情记录”中写着，回家的第四天，父亲出现腹泻症状；第七天，父亲开始卧床不起，乏力，食欲不振，排便困难，面部、眼球发黄，是黄疸症状，下肢开始水肿。

又过了几天，父亲开始呕吐，腹部肿大。

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封城”了。

“封城”那几天，父亲还能吃下点面条。身体越来越差之后，张涛每次做饭都为父亲煮点粥，端到床边，让父亲用吸管吸下，饭量少得很，有时一天喝不了一碗粥。

2月，张涛父亲身体不断出现新症状，病情日益严重。一天，张涛发现父亲下肢已经没有知觉，上肢用力掐才有少许感觉。

奇怪的是，2月23日，父亲早上服药呕吐后，下午开始能自由下床行走，还闹着给全家做了次饭，做了他拿手的番茄炒鸡蛋。

做饭时，父亲体力、精神和意识都挺好，一边颠勺，一边冲着张涛的镜头乐呵呵地说“平常动都不能动，今天（身体）很舒服”。

张涛和母亲觉得“好的反常”。

让张涛下定决定带父亲去医院是在2月24日。

那天凌晨零点左右，张涛给父亲喂了些水，结果全吐出来，给他按摩穴位才慢慢好转一些，能少量喝水。安抚好父亲，张涛就回自己卧室睡下了。

睡梦中，张涛觉得冷，醒来摸到手机一看，才5点多。原来是空调被莫名关掉了，他翻监控录像发现，父亲夜里在空调前站了三个多小时，左看看右看看。

那晚父亲整宿没睡觉。张涛问父亲，父亲手拿着空调遥控器说“空气中已经没有氧气了，马上要爆炸了，要关空调”。

听父亲说这话，张涛明白了，肯定是肝性脑病又犯了。

以前父亲肝病严重时，就会犯肝性脑病，神智不清、喜怒无常、多话、健忘，无法沟通。

这两天，父亲整宿整宿不睡。有一天夜里，他非要把厨房里已经摆放好的调料弄乱，重新摆放，然后把柜子里的衣服被子都拿出来，按照自己的心意整理一遍。

张涛说什么都不管用，只能由着父亲的性子来。等父亲清醒时，张涛跟他说这些奇怪事，他完全不记得。

看着父亲病情一天天恶化，张涛意识到，无论如何都要带父亲去住院。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日益升级，眼下非新冠肺炎病人都不敢去医院，母亲怕交叉感染，“我和你爸出事没关系，你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就完了。”

为此，母子俩争吵了两天，“吵得很凶”。

2月26日，张涛终于说服母亲，带父亲去医院。

路上如何防护是个大问题。张涛自制一个“防飞沫保护面屏”，把家里贴在玻璃上挡紫外线的遮光薄板，贴在外套的帽子上，出门戴着帽子，遇到有人的地方，就把“面罩”拉下来。他戴上防毒面罩，有时会戴两层口罩，还戴上防护手套。

没戴“面罩”的时候，张涛就头套一个塑料袋，遇人就把塑料袋拉下来，不让皮肤暴露在外。父母偶尔也会这样防护，张涛觉得这样“最起码能阻挡飞沫”。

当天张涛带父亲去医院，做了“CT-胸部及心脏平扫”，显示“右肺上叶斑片影，考虑少许感染性病变可能；双肺下叶肿胀不全、支扩；双侧少量胸腔积液等”。随后，父亲在急诊科输了些护肝护胃的药。

打了针，父亲的病情并没有好转。那天晚上，父亲又犯糊涂，同一个问题，问了张涛一两个小时，张涛就这样面对着他，回答了一两个小时。

留观室

张涛不忍让父亲来回折腾，想让父亲住进留观室。但病人想留在医院治疗，必须要证明自己是非新冠肺炎病人。

为此，张涛带着父亲开始一段“自证清白”的辛酸之路。

为了打消急诊科医生的顾虑，张涛和父母三人在2月28日上午都做了核酸检测，下午的结果显示，三人核酸都是阴性。

2月底，一连三天，父亲都没有排便，肚子胀起来。

看着核酸阴性结果，张涛满心欢喜，心想这下父亲能住进留观室了，但当他带着父亲来到急诊科才得知，留观室已经没有多余的床位。

就这样，他只得每天把自己和父亲“武装”好，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让父亲在急诊科输液。

有一次，急诊科医生把张涛叫进办公室，大致意思是说父亲的情况不太好，已经没有必要再治，不然人财两空。

张涛已经听过太多类似的话。他沉默了几秒说：“接着打针，继续治吧。”

3月1日，父亲肚子胀得越来越大，病情实在严重，紧急中，张涛叫了辆120救护车载父亲来到医院急诊科。

“算是运气好。”张涛父亲顺利住进留观室。留观室不同于住院。医院规定，病人需要先在留观室住七天，做一套全面检查，全部都没问题后才能住上正式病房。

张涛每天都要挂号、排队、看诊、开药、照看父亲输液。晚上，母亲睡在留观室的折叠床上，他回车里睡。

“能否有一张留观室床位，完全靠运气。”张涛陪护父亲期间，每天都见到有非新冠肺炎患者家属哭着求床位的，也有大吵大闹甚至动手要一张床位的。

有一位比张涛小几岁的男子，他父亲生病想住院，但他没向医生争取来床位，情急之下动手推了医生一下，没过多久，这个男子被拷走了。

从那之后，急诊科就多了几位安保巡逻。

留观室不大，有11张病床，每张床都躺了病人，床边有家属陪护，病人和家属的衣物随意放在床角或地上，有老人总不爱戴口罩。这里的医护人员每天都穿着全套防护服。

张涛父亲是11号床，隔壁的10号床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也患有多种肝病，病情和张涛父亲差不多，肺部已经有感染，他一家人也奔波在“求住院”的路上。

张涛还见过，7号床那位五六十岁病人上午去检查，下午就被保安连人带床拖走。后来，他听说这个病人被检查出得了新冠肺炎。

也因此，他总叮嘱父母，在医院就要戴好口罩，而且要戴双层。

病毒肺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在留观室住的第四天，父亲的CT报告上多了一句话“考虑病毒肺炎的可能”。

记得去年11月下旬，父亲因要做人工肝手术，当时的主治医生曾告诉过张涛，他父亲肺部有感染病变，是癌细胞扩散至肺部所致。

正因“肺部感染”，父亲治疗住院路无比艰难。

3月4日凌晨4点多，张涛在留观室躺椅上正睡着，一位医生气冲冲来到他面前，刚要张口说什么，又止住了，把他拉到外面说“你父亲已经病毒肺了，怎么不跟我说？”张涛有点懵，他还没看到检查报告，更不知道“病毒肺”是什么情况。

那晚，医生让他明天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带他父亲去新冠肺炎定点医院。

第二天中午，四个保安把张涛父亲连人带床推出留观室，要拖进隔离的发热门诊，和发热病人住在一起。

“我们都已经做了核酸检测，是阴性。”母亲手拽着病床，死活不撒手，向医生解释。

为了“自证清白”，张涛在3月5日傍晚又带着父亲在医院检验科做了核酸检测。6日上午的检测报告仍然显示阴性。

拿着最新的检测结果，张涛用轮椅推着父亲又来到急诊科，他想给父亲输液。

今天是另一位值班医生。他告知张涛，医院规定，只能周一可以申请住院，入院必须持有三天内的核酸检测结果，医院不认可超过三天的结果。

2月6日是星期五，为了9日（星期一）有一张三天内的核酸结果，张涛6日当天让医生开了给父亲做核酸检测的单据。

父亲正准备做检测时，被急诊科另一位医生认出来，说“你们是疑似新冠，怎么又来了，应该去定点发热门诊。”他没收了所有单据，还告知张涛要去定点医院做两次核酸和一次抗体排查后，才能继续在此输液。

“既然被认定是‘疑似患者’，要不去定点医院。”张涛想。

“核酸都是阴性，不感冒也不发烧的，我们收不了。” 张涛联系定点医院，得到如此回复，他和母亲一时不知所措，就这样，父亲在家拖到3月10日，肝性脑病更加严重，越来越糊涂。

进入三月，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已慢慢降温。3月10日，武汉16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11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变成个位数，仅有8人；18日，这一数字变成0。

然而，父亲作为非新冠肺炎患者，想住院还是很艰难。

10日和11日，张涛载着父亲连着两天去了做了两次核酸检测，但被告知无法查抗体。他们又去了另一家三甲医院，也没法查。

看着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张涛想着“再去同济医院试一下”，结果，医生不仅不给父亲打针，连挂号都挂不了。

多次往返急诊科，他大概摸清了医生的轮班制度，“他们三天一换班”。

到了3月12日，他猜准当天的值班医生，认为这位医生会给父亲打针，拿着此前父亲的核酸阴性结果证明，带父亲去了急诊科。果然，父亲真的打上针了。

那几天，能不能打上针，全凭运气。

入院

“排除一个人是新冠病人太难了。”

为了排除父亲是新冠肺炎患者，每到一家医院，张涛都主动要求做核酸检测，“这样打针顺利些，多积累几次检测结果，也能印证父亲没感染新冠肺炎”。

往返于急诊科数日后，张涛向他们所在区的区政府求助，政府工作人员给张涛父亲做了住院安排。

以为终于可以住上院了，一家人都挺高兴。

3月14日，在医院开好了住院证，眼看就要住上院，但医生看了此前的病例上“考虑病毒肺炎的可能”，又要求重新做核酸检测，“已经检测过多次也不行”。

折腾了八个小时，张涛父亲做了核酸和抗体检测，两三天后结果均为阴性。

医生表示，可以住院，但医院很多药物都没有了，家属要白天去另一家医院拿药来用。

张涛满口答应。事到如今，他想不了其他的，“能住上院，已经很不容易了”。

到了3月17日，肿瘤科医生又告知张涛，“（你父亲）只能暂住‘缓冲区’，和其他‘正在康复中的新冠肺炎病人、疑似病人’住在一起先观察，都没问题后再转到其他科室”。

那时，张涛父亲已经做了至少五次核酸和两次抗体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他想了想，担心父亲被交叉感染，不敢让父亲住进“缓冲区”，就没继续办住院。

他又跑了武汉市其他医院，有医院的消化内科和急诊科已经开放，但其他科室都属于停摆状态。

“哎，还是去同济医院吧。”他带着父亲又来到同济医院急诊科，“小心翼翼”的做检查，谨慎地医生交谈，生怕被再次“盯上”。

这些年和医生打交道，张涛已经掌握了不少和医生交流的“小技巧”。“不能拿其他医生的诊疗建议给你面前的这位医生；和医生说话，要对病情有足够多的了解，最好还能掌握些专业名词，要不然两三分钟就被医生打发走。”父亲去年在医院治疗，张涛为了和医护人员“搞好关系”，还常常帮他们分饭，力所能及地帮些忙。

3月21日，张涛又带着一沓沓检查报告、病例及出院证明等材料，来到之前让父亲急诊科输液的那家医院检查。

父亲的CT检查结果让张涛欣喜，“双肺上叶淡薄斑片影，较前（2020-03-13）稍吸收”，病例没有“怀疑病毒肺炎的可能”或“感染性病变”这些字样。

事情变得顺利。

当天，张涛拿着这份检查结果，再拿上此前父亲做过的所有核酸阴性和抗体阴性结果，去找医生。医生结合以上所有材料，还组织一场专家会诊研判病情。最终，医生为张涛父亲手写下结论：病史同前，（3月22日13：00）患者已完成新冠肺炎筛查，已通过专家会诊，建议收住院。

为了这句话，张涛陪护父亲在家熬了41天，又在各家医院奔波26天。

办理完住院手续，张涛看着父亲躺在病床上安静地输液，这67天带着父亲为了一张床位而奔波的经历历历在目。“只要人还在，啥都行；只要人活着，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张涛以前算过这一两年给父亲治病的费用，“大概花掉一套房子，100多万吧。”眼下，家里存款基本花光，每天仍然要面临高额的医疗费，他有些发愁。

让他更愁的是父亲多次轻生的念头。父亲怕自己成为家里的负担，去年在金银潭医院医治时，要从楼上跳下去，被母亲拦住；疫情期间居家的日子，父亲又偷偷打开家门要溜出去想“在另一处住所等死”。张涛只能把家门锁上，自己拿着钥匙。

面对疾病，张涛总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对抗，但父亲的轻生，让他倍感悲伤无力。

这次能让父亲住进医院治疗，张涛原本心里踏实许多。4月3日凌晨1点左右，父亲再次轻生，酿成大祸，经过抢救“人保住了”。张涛知道，父亲剩下的时间已经“没几天了”。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