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十二时辰·丑时｜抢救重症患者，他四换阵地与死神赛跑

【编者按】

4月8日，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从1月23日“封城”至今76天，在武汉的人们在十二时辰的不同生存状态，构成了这段抗疫史的历史切片。

2020年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凌晨一点。

范学朋穿过武汉市第五医院住院部5楼病区走廊，这里是由他和团队刚刚改造完成的隔离病区，仅仅12个小时前，这里还是妇科住院病房，大年三十，一夜间收治了30名新冠肺炎患者。

他去查看一位60岁危重症患者。“1月24日下午两点，患者转运到这里，几小时后他出现呼吸窘迫，一度心跳骤停，情况危急，我们全力抢救。”在麻醉状态下，这位危重症患者正静静睡去——他的血氧饱和度一度低至60%，医护人员把他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在ICU病房内，患者被机器、导管和监测设备包围，各种仪器运转的声响起伏交织——这些仪器都是刚刚从武汉市第一医院运送过来，先紧着危重症患者用，“我们到五医院的5楼时，病区空荡荡，只有床位，其它什么东西也没有”。

走出隔离病区，连续作战十几个小时的范学朋在缓冲区脱去两层隔离衣。那时防护物资紧张，他没穿防护服，把防护服让给了在隔离病区呆得更久的医护。

接近凌晨三点，范学朋在办公室给自己泡了一碗泡面。一边吃着面，他拿出手机，查看在隔离病房里几个小时而错过的手机信息，滑过二十多条拜年信息后，他停在两条特别的拜年红包上。

除夕夜零点，范学朋的14岁双胞胎儿子分别给他发来一个20.20元的红包，留言“爸爸，好好休息，注意安全。”范学朋笑了，“不善表达的两个儿子忽然一夜之间长大了。”此刻，一身疲惫似乎一扫而空。

放下手机，范学朋开始总结他来武汉市第五医院支援抗疫的第一天。

1月下旬，新冠肺炎在武汉全面暴发。湖北省1月2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武汉市安排7家医院腾出3400张床位，专门收治发热患者。

第五医院是1月22日武汉第一批收治发热患者的7家定点医院之一。1月24日下午两点，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范学朋临危受命，带领一支医疗队接管第五医院的两个病区和三个发热门诊诊位。

从1月初建立武汉市第一医院首个隔离病房，到支援第五医院，再到带队进驻武汉雷神山医院，最后在第一医院被紧急征用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定点医院后，回来成立感染22、23病区，范学朋四换阵地，一直忙碌在抗疫最前线，没有休息一天。

疫情暴发：一床难求、生离死别

1月24日，大年三十，范学朋来到武汉市第五医院接管，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惊。

“当时发热门诊人已经堆起来了，有人在排队时晕倒，医护直接上去抢救，一天门诊接诊量超过1800人；该院的一线医护人员严重不足，防护物资基本没有。”范学朋告诉澎湃新闻，“我们抓紧时间，把从医院带来的仪器一趟一趟往里搬，一边调试设备，一边发现设备耗材不足、管路不足，甚至连吸氧的瓶子都不够，又紧急从我们医院调配。”

1月下旬，范学朋在武汉市第五医院支援时，正是疫情在武汉的暴发期，“一床难求”问题突出，他每天电话不断，大多是“要床位的”。

“有一天，我接到一名本院职工的电话，是一个科室的主任，他的爸爸感染了新冠肺炎，想到五医院住院，我实在安排不上。后来听闻噩耗，那名职工的爸爸很快就在五医院的急诊留观室走了。没过几天，他的妈妈也发病，病区空出一张床位得以入院。”谈及武汉当时“一床难求”的现实，范学朋很无奈，“那时我能做的只有全力救治，尽早有序安排康复患者出院，加快周转速度，收治更多病人”。

如果说无法安排床位是无奈，面对新冠病毒肺炎，这种人类知之甚浅的传染病，范学朋有时则感到身为医生的无力。

“我老婆只是你的一个患者，但她是我的全部。”一次查完房返回病区出口，一位中年男子跪下来求范学朋一定要救活他的老婆。面对患者家属的请求，范学朋感同身受，但他深知新冠病毒的可怕之处——没有特效药，相关疫苗也还在研制阶段。

每个患者身后都是一个家庭。

“我无法向家属保证一定救得活，大部分人要靠自愈。从新冠肺炎治疗方法来说，氧疗和营养补给最为关键。新冠肺炎患者跟平时在ICU拼尽全力去抢救的病人不太一样，有的看上去不错，却出现了肺纤维化，因为喘气生活质量严重下降；有的躺着的时候血氧饱和度很正常，一起来上个厕所就低至60%，急性呼吸衰竭……”

在五医院，范学朋见证了太多生离死别。好在，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迅速建成，“发热患者得到集中收治”，疫情在武汉朝着逐步控制的方向发展。

1月25日，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决定，除了武汉火神山医院外，半个月内再兴建一所“小汤山”医院——武汉雷神山医院，预计新增床位1300张。

2月5日，武汉雷神山医院交付使用，新增床位1500张。范学朋率45人的医疗队于6日率先进驻“雷神山”，他在一片工地上成立了该院首个病区——第16病区，收治了44名患者。

范学朋第一天走入“雷神山”时穿的是套鞋，“那时地面还都是水泥”，他和同事们用肩扛、用背驼，把设备、物资搬进第16病区，就连病房的桌椅板凳都是他们从库房一点点搬的。

“只有我们国家如此强大的动员能力，才能短时间内把疫情遏制住，这在整个传染病历史上不曾有过。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火速建立，全国各地医疗队的八方支援，才能够实现武汉疫情阻击战的胜利。”范学朋说。

抢救重症患者，他与死神赛跑

在咪达唑仑（一种镇静剂）的持续作用下，一位71岁的女性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已昏迷数日——在她最危险的时候，范学朋为她接上了当时全院唯一一台ECMO（人工肺）。

ECMO从体外接管了患者的肺部，通过静脉向患者的脏器运送氧气，并泄出二氧化碳。

这台造价数百万元的ECMO由吉林大学捐赠，据范学朋介绍，“捐赠来的设备只有主机，所需耗材当时在武汉极度紧缺，我们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去别的医院借，导管是肺科医院借的，穿刺器是金银潭医院借的，这样才凑齐一整台能用的ECMO。”

这是武汉市第一医院3楼ICU负压房内的景象。这里随时上演着一场场生死搏斗——进入这里的患者，致死率高达67%。

2月11日，武汉市第一医院被紧急征用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定点医院，范学朋从雷神山回到医院，成立9楼感染22、23病区。后来，又有10支国家医疗队、1659名队员，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和他并肩奋战。

回忆起抢救患者的情景，范学朋依然感到惊险万分，“这名71岁患者因年龄大、肺部病变重，病情迅速恶化出现呼吸衰竭，医护人员先后采取了气管插管、俯卧位通气等抢救，其肺氧合状况依然没有改善。2月26日，经多学科专家联合会诊评估，一致认为应积极给予体外膜肺（ECMO）挽救性治疗，才能为患者抢得一线生机。”

据范学朋介绍，他及团队成员和国家医疗队组成了联合专家组，重症患者会由专家组共同沟通，至少两个人形成共同意见以后，再对患者进行治疗。

会诊评估结束，范学朋和同事们迅速将患者转运至ICU负压病房。ECMO小组成员一致决定使用静脉到静脉模式，为该患者的顽固性低氧和呼吸衰竭提供挽救性呼吸支持。

“当天下午2点，我们两个团队进入隔离病区负压病房，按置管、预冲、监护三个组安排，明确分工，立即启动。因患者较胖，超声判断血管发现，双侧股静脉位置都与股动脉有重叠，位置不佳穿刺难度大，其间患者还突发快速房颤、血压降低等险情，负责血管通路的吴彬医师和负责监护抢救的王小文医师身穿好几层防护设备，克服呼吸憋闷、视野不佳等困难，通力配合，靠着平时练就的娴熟技术，顺利完成股静脉和颈内静脉置管，连接管道、调试流量、稳定内环境，ECMO终于顺利运行起来……”

此时，范学朋和同事们穿着防护服全力抢救已近7小时。

“大家全身湿透，汗水闷在口罩里，长时间压迫式佩戴口罩，带子像刀子一样割在耳朵上……待这位患者呼吸、循环稳定，ECMO、呼吸机等仪器参数调整好，运行平稳后，我们才安心离开。”

正是像范学朋这样的医护人员在这场战役中全力以赴、不言放弃，才从死神手里赢得了时间，为重症患者的下一步治疗争取了机会。

抢救结束已到晚上，范学朋仍守在隔离病区，进行深夜巡房，以便目睹“夜里真实的情景”。

2月11日至3月18日，范学朋每天参与倒一线班。“每个班4个小时，加上穿脱防护服的时间，每天至少在隔离病房待5个多小时，只有在隔离病房里呆足够长的时间，才能更好地了解患者治疗的情况，改进治疗的流程，也有助于我了解战友的辛苦和不易。”范学朋告诉记者，因为除了查房、安排患者收治工作，他还要处理管理工作，为各医疗队提供床旁超声等重症医学的相关支持，以及参加会诊和会议，他就把自己的一线班排到了深夜。

夜里患者治疗少，“以守为主”。凌晨的ICU病房里，医护人员穿戴防护装备的不适感此时都放大了，“时间格外难熬”。但范学朋也利用深夜难得的时间，静静反思新冠肺炎患者治疗平时的问题，“抗病毒药物使用上，这一次的共识是，不要所有人都用激素；插管治疗方面，抗疫初期认为，插管对患者改善意义不大，还会增加医护人员感染风险，就宁愿用无创呼吸、呼吸机或者高质量吸氧来解决问题，后来发现插管使病人的气道处于密闭状态，产生的气溶胶比我们做无创的时候还要少，并且患者主动吸气努力减弱，从而对患者的肺部损伤也降低了。”

范学朋在深夜病房里静静思考总结着新冠肺炎治疗问题，对重症医学科主任来说，他必须细致缜密，快速完成一道道生死判断题。

“活着意味着一切，患者有一线生机就不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