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日志｜在知识之城哥廷根，“宵禁”后的生活和心理

我曾在武汉念书，2020年1月还在和母校的同学忙前忙后筹集募捐，隔空指挥父母防护消毒，却从未想到疫情也随着全球化的潮流，一路蔓延至德国。

2020年4月2日，德国哥廷根一家商店的橱窗里用装饰表达着关怀：保持健康，我们彼此在一起，照顾好自己。本文图片均为 申屠余夏 拍摄并提供

君子协定 

3月18日，我和室友Rico为争取生存权而大吵一架。他带来访的朋友入室，完全忘了“1.5米以上的间距、户外社交”的原则，而且还喝醉了，玩疯了。恐怕这不是孤例，在这段时期，这种无形的、荒谬的“内战”发生在学生宿舍中。我们在“分道扬镳”前重新约法三章，家中不接待任何访客，因为我们也可能是对他人的威胁。欢迎朋友们来，但只限于楼下花园里聊天，可以一起打排球、晒太阳，但是室内不允许进入。于是君子一言，我又陪他“豪赌”留下来一次。

从3月23日零点开始，德国正式进入全国宵禁，原本人口密度低的欧洲小城更难见到人了。手机屏幕左上角的信号提示已经从Vodafone（沃达丰）变成了StayHome VF.DE（待家里），我经得住自我隔离，运动科学系的“土豆室友”（德国人经历二战，土豆简直是他们的精神信仰，餐餐都吃）像只猢狲，他躺在沙发床上握着遥控，扭着身子，科普节目Galileo（伽利略）讲解新冠肺炎，出的测试题都和病毒有关，就连烹饪节目的主持人也是一边解说，一边聊新冠。室友一声嚎叫：天呐，我已经坐了两个月的“月子”（因为膝盖负伤，他已经提前静养了一个月），简直要把人逼疯。接下来的日子是要为了生存还是生活？

我和Rico共住的公寓阳台上，挂了一个福字灯笼。

湖边散步，来自陌生人的问候 

3月27日下午，我和久未见的医学博士Mufassara相约去湖畔，她习惯了提前五分钟，而我也一贯是分秒不差，两人一见面，各自退后一步，忍不住笑出声来。

她很遗憾自己还没开始冠状病毒检测中心的志愿者工作，就不得已停工了，因为上周突然有了流感症状。我还没出声，她就看出了我的紧张，接着分享好消息：中午刚拿到检测阴性的报告。回忆症状初发时的情状，她只觉得人生如梦，即使是学医出身也难免心头为之一颤。她怕自己成为移动的传染源，把自己禁闭在家中，只有倒垃圾的时候才敢出门，又怕影响到宿舍中的其他同学，避开电梯而改走楼梯。在强传染性的疾病面前，人的恐慌不仅来自于病魔对自己本身的伤害，还在于文明社会中对他人的责任。

虽然病毒潜入了生活，搅乱了节奏，但人生不只为了苟活。街上仍有人，我们一路向西走，迎面来了一位慢跑者，我目测距离不足2米，立即往右侧撤半步，跑步的人也同时往左靠半步，招手问一声：Alles gut！（一切顺利！）还有一些零星的人，也是独自或成对出现，遛狗，散步，虽然不相识，迎面都会微笑或问好。我感谢每一位遵守规则的“好市民”，在出让大多数自由的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了仅剩的运动自由，要知道德国大众简直视运动为生命。尽管这样的幸福也许不会长久，如果城里的感染率继续上升，外出就需要慎重了。

河畔风景 

Mufassara说她喜欢德国人之间的问候，即使是陌生人，见面都会问候与微笑。在她的家乡巴基斯坦，若有人莫名其妙地朝自己微笑，就会浑身带着不安感。我比照了中国，好像也是如此。新闻推送进来，Mufassara说意大利一位101岁高龄的老人战胜了冠状病毒，活下来了。我沮丧地说，昨天下午和医学院的另一位朋友出门散步，却是悲伤的故事。她同事的意大利邻居在一个月中，一口气失去了父母与祖父母。想说安慰的话，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想给一个关怀的拥抱，又受制于社交距离的禁令，两人陷入沉默。

回家的路上，我们在Bar Celona（Celona酒吧，谐音巴塞罗那）门口看到三个并行的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人。他们大概喝高了，勾肩搭背，说着胡话。旁边一位拾荒的白人妇女远远喊着：“臭小子，像话点，保持距离！”青年人一路嘘声: “Coronavirus!”（冠状病毒！）这就是令德国政客连连摇头的“自私的一代人”。

地面的涂鸦：社交距离会使家庭暴力的危险升高，有必要可拨打援助电话。

解压的泪水 

3月28日，我在戏剧课程上创作的关于武汉疫情的剧本得到了老师的支持。从二月底开始，十余位同学就持续地“云上”排练。下午，和剧组的朋友们在线完成了最后一次讨论。天南地北从未见过的彼此，在四周的磨合后日渐熟悉，第四幕大年三十的那一场尤其本色，仿佛四人真的成了一家子。互相埋汰的老夫妇，疫情中突然成长的儿子，漂泊在海外的女儿，齐声鼓掌，说着祝福的话语，我忍不住哽咽了起来。原本是一群在欧洲的人，遥远地祝福武汉的朋友，现在轮到了武汉的朋友来叮咛我们多加防护。和剧本起始描写的故事如出一辙，无非是时差7小时的距离，四周之间，灾情席卷全球。

自新冠病毒被宣布大流行以来，意大利已有一万人病死，紧随其后的是同样承受巨大打击的西班牙，24小时内有830人死亡，这是迄今为止该国最高的增幅。昼夜分割好像只对数据统计有意义，我昏天黑地地睡觉、写作业，已经很久没有看数据了，除了冰箱上贴着的一周饮食的rap在告诉我，Monday吃mango，Tuesday吃tuna，Wednesday吃whatever（周一吃芒果，周二吃吞拿鱼，周三随便吃什么）……感受不到日期，时间在流逝。

一周食谱

德国一直以离奇的低死亡率令人“瞠目”，有人遥远地为我打气。也有人暗暗心焦：即使意大利或者西班牙的疫情比德国糟糕五六倍，但是乐观的南欧人在精神上、心态上的恢复可能仍比德国人来得快。

关于宵禁的争议，从开始到执行，直到现在都从未休矣。德国心理学协会希望复活节（4月20日）后能取消宵禁，因为德国有高达30%的人口有不同程度抑郁症。我查不到他所说的30%，却从另一处资料中得知，抑郁症被称为德国的“民族疾病”：每五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在其一生中患有抑郁症。每年，有近530万德国人因患有单相抑郁症需要治疗，却只有极少数人能得到有效结果。原本春暖花开时，正是社交的好机会，但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宵禁，治疗抑郁的天然良药没有了。就在3月28日这天又得知，黑森州的财政大臣因抑郁症自杀去世。

关于解禁的讨论，各大媒体都在线播报着不同团体的各种声音，做决策前要考量的方方面面。灾难从来无法避免牺牲，只是如何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何种牺牲不算太大，何种做法更显得人道主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纬度作祟，我的情绪也随之感伤。社会是噪音太多的舆论场，明知要懂得过滤，仍会不自觉地听进一些刺耳的声音。我没有被任何一个外国人遥远地指着鼻子骂Coronavirus，却隔着屏幕也感受得到无知网民的戾气。

有人在街头竖起稻草人，为流落街头的难民呼吁住所。

我按捺不住情绪，打开水龙头，借着水声大哭一场，哭完了，心里头解不开的结也就打开了。陌生的校友小窗聊天，她说着安慰的话，希望我仍能保持一份乐观，原话是：你现在的生活就很积极阳光，可以作为海外华人疫情期间的标杆照鉴。我感谢她专程的安慰，说是情绪已随着泪水离开，不该沉浸在其中。

有人分享在重灾区北威州的购物乐事：超市归来，菜品不够新鲜，奶酪濒临保质期，货架满满当当，营业员比顾客多。德国人宅家不想出，荷兰人不敢逛怕招致病毒，结果被戴口罩的中国人捡了个漏，实现了一次大采购。

3月31日，Rico有些想念爷爷奶奶，但是按照宵禁的要求，拜访老人是不允许的。他拨通了爷爷的电话，互报平安。看着飞涨的数字，他问我中国是如何做到如此神奇，能够让数据达到8万后便突然停了下来。我告诉他，缓下来不是停止，国内正在上升第二波疫情，看不到的数据都似一股暗涌，悄悄地酝酿新的浪潮。

他不喜欢我泼凉水，却也看得到现实，流动就是传播，也许最终也不过是走向“从群体感染到群体免疫”的道路，但是不意味着过程中不采取积极的措施。德国目前每周都有多达50万例测试，在”test，test，test”（测试，测试，测试）的口号声中，不断暴露感染人数，医疗、疫苗研发都在跟进，做最坏的打算，却不放弃美好的期待。我俩比比拳头，饮尽一杯晨间咖啡。

德国人的特质 

来说说我看到和读到的德国人吧。

樱花盛开的哥廷根大学校园。

自律 

我虽然久闻德国人的自律，但生活日常与年轻人接触较多，也会看到他们的“随机应变”。曾经有过怀疑与担忧，却在宵禁时，真实地看到强大的自律精神对控制疫情起了无形的助推作用。

人们默认了1.5米到2米的社交距离，但人与人之间并不冷漠，不相识的人相道“Hello”是常态。哥廷根的街头，我没有看到四处巡逻的警察，但在柏林等大城市的确有警车来往街道中，喇叭里喊着“呆在家里”的口号，新闻也会报道抓获在外聚众的现象。

也许应该感谢自己生活在整体素养较高的知识之城，12万的总人口中有3万余人是在校大学生。村中的中老年人也有不少是哥廷根大学毕业的，守卫城池与守卫自己的身体健康，其意义是相同的。

大学校园对面的墓园

“为了重获自由，我们可能不得不在其他地方作出让步。”德国财政大臣Helge Braun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民众以模范方式遵守了这些规则，因此我深信，我们在几天内将看到他们的成功。”我也认可，若不是有成功的土壤，这种冒险的选择断然不会应用在灾难和危机前。当然凡事有例外，一直有人在试探着底线，放之四海皆准。“少管理思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检视者与民众发生冲突以及拳脚相迎的恶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坦诚 

我曾不止一次抱怨室友：你能把话说的漂亮点么，那么直接的表达有些伤人，但他直言做不到。他总跟我说，在德国要be honest（坦诚），这样可以提高沟通效率。我们在一个屋檐下不停地小摩擦，却也能日渐了解彼此，达成共识。

上周有朋友来表达关心，一切保重，看到数据不理想。我也学会了德式回答：数据的确挺难看的，政府已经预测本周三（4月1日）感染人数会突破七万。目前死亡人群仍集中在老年人中，“必须有效保护社会中的老年人和患病的人，直到有疫苗为止”是德国应对疫情的共识。禁止访问老人院，不拜访老人。德国的城市里老人独居较多，不太与晚辈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感染的概率（尽管也发生了多起老人福利院集体感染）。

骑车到郊外散心的人留在路边的自行车

目前德国的重症监护病床数已从2万8千张增加到4万张，配备的呼吸机也增加到了3万台，从数据上看，几乎是国际领先了。政府和专家层面不排除患者激增的可能，也担心医院和设备可能不堪重负。从默克尔最开始喊出“60%到70%感染的可能性”开始，德国政府似乎总是在“报忧不报喜”：也许我们不得不假设，非常态的生活将持续一年；长时间的封锁存在集体风险，整个经济都可能崩溃……满满的负能量！但民众似乎也默认了这种常态。死亡年龄的中位数是80多岁（每日都有波动），铁打的德国青年人满以为可以掉以轻心，近日有新闻发布，一位青少年感染去世，算是有效震惊了一些不怕死的德国青年。

和睦

仓鼠购物的成果 

从仓鼠购物（Hamsterkauf，即像仓鼠那样囤积式的异常购买行为）开始，Rico就在担心穷人是否能得到、买到便宜的食物，或得到捐赠。此前超市每日所剩都会交予慈善机构。德国民间常能看到令人动容的点滴，疾病无情，人间有情。楼栋里不知道是哪个姑娘写的倡议：晚上九点鼓掌迎接仍在一线工作的超市营业员、医护人员、警察们。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是精神上的支撑。邻里之间，帮老人购物成了共识，我和Rico日常会帮助对门的Fusch太太买菜。也有人主动贴告示，乐意帮助行动不便的人出门遛狗。

我和母亲因为疫情的“冷战”在一条消息中戛然而止。新家快装修好了，她发给我看卧室的照片，她怕灯带不够亮，影响我看书，特意多加了一个吊灯。我埋汰：“老土。”“不喜欢拉倒，夏天回来自己挑。”夏天快快到来，我想回家去看看那盏丑吊灯。

同学拍了落雪的场景，我转发给母亲，她感叹：“真是空旷，果然不用戴口罩，出去走走挺好。”对于有哮喘的我而言，戴口罩引起的呼吸不畅又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可是我的脚丫子就是爱往外面跑。

疫情结束后的日子，我们还打算放风筝，登山，骑脚踏车呢！

3月12日，我和室友Rico“禁足”前最后一次在外面吃午餐。那天学校食堂供应：三文鱼、土豆和梨。 

（作者申屠余夏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目前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汉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