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256名医疗队员抵沪，他们见证了武汉在春天苏醒

4月6日下午3点30分左右，载有256名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员的MU7874航班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

这架飞机上乘坐的医疗队员来自上海三家市级医院，分别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五人民医院、第七人民医院，其中第一人民医院共有156人，其余两家医院各为50人。

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员在武汉天河机场，准备出发。仁济医院 供图

2020年4月6日，武汉，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ICU护士胡雨坐上大巴去机场，她的爸爸开着车带着一家人一路相送，迎着风，爸爸大声说“我送你到机场”，弟弟妹妹们坐在后排，举着“感恩上海医疗队”的牌子。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疗队员拍摄

用诗抒发感慨，40多天见证武汉在春天苏醒

抵沪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护士叶稚茵感慨：“40多天里，见证了武汉在春天苏醒。”

武汉的经历让她改变了心境。“回来了，或许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其实内心已经承载了许多。”叶稚茵说，就像《诗经·采薇》里的那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叶稚茵爱好诗词，来武汉的前一天，她用白居易一首诗的后四句表达心情，“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她说，那时的武汉，确实像一座荒城，而上海送别着一批批医护人员奔赴前线。

在武汉，叶稚茵的工作相当于“信息枢纽”，连接着医生和护士。因为每个人都穿着几层防护，还戴着面屏，沟通困难。这种情况下，叶稚茵要将审核后的医嘱，以最简单明了的方式传达给护士。此外，她还要检查入舱人员的防护服，负责各方面的信息统计汇总。

同时，她还是一名腹透专科护士。有的腹透感染病人辗转多个病区后，经市一医院副院长刘军和肾内科副主任医师贾洁爽定制方案，由她精心护理，病人顺利出院。

“刘军副院长带我们啃最难的骨头，给我鼓励。”叶稚茵说，后方和领导的支持，也让她很感动。

为了保证病人能够安全转运到下一病区，叶稚茵和同事需要交代清楚病人情况，以及治疗进行到了哪一步。对于出院的腹透病人，出院并不意味着治疗结束，日后家庭护理仍要继续。为此，市一医院的医护人员制作了许多温馨小卡。

“市一医院永远和那些病人在一起，我们不是曾经来过而已，我们要把先进的理念传给病人。”叶稚茵介绍，医疗队还把多项小发明留在这里，比如“小舱式多功能操作防护罩”、“咽拭子采集保护装置”等。

雷神山的工作虽然繁重，但是叶稚茵还和同事一起申请了一项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新型自动腹膜透析废液管连接装置 ）和一项发明专利（一种阻隔呼吸道病原体的新型头罩）。

医疗队员们用自己发明的“小舱式多功能操作防护罩”为患者吸痰。

4月4日，随着最后一位患者转出C1病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驻雷神山医疗队正式关舱。结束了最后一天工作后，叶稚茵想起了一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那一天也是全国哀悼日。“病房内听不到外面的鸣笛声，大家也都忙着手头的事情。但到了10点，舱内外的医护人员都站起来默哀。”叶稚茵有些伤感，“那些牺牲的医护人员，是我们的同袍。”

隔离14天，将总结整理支援湖北的工作经验

另一名来自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队员吴卫青，想要感谢两群人，一群是武汉人民，他们在背后默默地为医疗队服务，一群是医疗队员，很多80后、90后，甚至是00后的孩子，他们都非常坚强。

“大家都说，少年强则国强。以前我们都觉得这群孩子没有经历过磨难，没有经历过考验，肯定吃不起苦。但是这次支援武汉，我看到这些孩子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国家的重担，他们在这次磨难中迅速成长起来了。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有前途、有光明的。”

问及回上海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吴卫青首先想到的是要去看看她的同事们。“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每天都会微信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他们想办法给我寄来。”

不过吴卫青很愧疚，“前期我都没空看他们的微信，回去后我想快点去看看他们。”吴卫青第二个想看的是家人，她的先生也是一位医务工作者，他非常支持妻子支援武汉。

医疗队返沪后，还需要隔离14天，吴卫青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总结整理一下这次援鄂工作的经验。

“这次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要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以后跟大家一起交流沟通。”她说，“疫情发生后，我跟先生在家里就一起讨论、思考过，怎样面对和处理这类事件。一开始还担心物资保障有困难，但到了武汉后，发现当地政府和我们前勤指挥部协调得非常好，物资保障井井有条。我觉得在整个援助过程中，各个部门、各个岗位要理顺自己的条线、职责，各司其能，但也要有一个总指挥负责组织协调，就不会出现混乱的局面，相互之间还要多交流、多沟通，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80后男护士：最想回家给女儿补一个周岁生日

“我走的时候，女儿就10个月大，4月9日是她一周岁生日了，那会儿我还在隔离期，没办法出席了，希望能给她补过一次生日。”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袁维方抵沪后，就想给女儿送上一个生日祝福。

他在雷神山医院感染二科重症医学二病区工作，护理着32张床位的病人。1988年出生的他，有着6年ICU工作经验，在这里担任护理小组组长。

早在出征武汉前2周，袁维方突发阑尾炎，他用抗生素暂时压住了病情，打算在年后再动一次手术。但来到雷神山医院后，他的阑尾炎又复发过一次，他尝试着一天2-3次抗生素输液治疗，“有时候，早上去医院前挂一次水，晚上回来再挂一次，这样不耽误病人治疗。”

袁维方坦言，他所在的病区接诊的都是重症患者，但有重症医学背景的护士缺乏，“专家给出治疗方案，我们实施护理，一刻都不能耽误，有工作经验的多一个总是好的，好在这种疼还能忍忍，一切为了病人。”

4月4日返沪前两天，袁维方仍然在工作岗位上，他与队员们忙着转运病区里的重症病人，“并非每个病人都具备转院条件，一些经评估具备转院条件的，在进行病毒核酸检测阴性后，会将转去附近常规医疗机构，如果检测结果是阳性，就转去定点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

尽管回来了，但袁维方还是很迫切地想将武汉经验投入到上海的抗疫中去，“这是我和身边其他队员们一个共同的心愿。”

来自上海第五人民医院的医疗队员李鹏写下的微信感言

医疗队员在心愿墙上留下签名。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供图

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员告别雷神山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