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清史学界的“云”对话：元史何以“大”、清史何以“新”

“宋元明清制度、文化传承与融合研讨班”今年年初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的若干学者倡议组建，目的在于增强宋元明清史领域中的跨朝代、跨学科交流。近年来关于“新清史”研究所引起的论争，使得从欧亚史、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待古代中国的研究一时蔚为大观，备受关注。由于元朝和清朝都是由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中国大一统王朝，具有更广的欧亚史意义，同时在断代史的贯通研究上也有彼此启发的视角，所以“宋元明清制度、文化传承与融合研讨班”的第一场讨论“大元史如何链接新清史”，就围绕沈卫荣教授去年出版的新著《大元史与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展开。

因为疫情的原因，本场报告第一次以云端的形式于4月2日在腾讯会议室展开，并且突破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的人员限制，对相关研究的国内学者开放，开创了新的会议研讨形式。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乌云高娃研究员主持，主持人首先介绍了研讨班的组织缘起，以及本场的讨论主题——大元史与新清史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如何将元史和清史研究置于欧亚史乃至全球史之中，如何在拓宽视野的前提下进行区域史的研究，回应这些问题，需要不同断代、不同学科研究者间的对话。

在主旨发言环节，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的罗玮认为大元史和新清史，都涉及到在广阔疆域中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问题，引发了热议。去年北京大学的张帆教授“如何看待元朝”的讲座、厦门大学李春圆的文章《“大元”国号新考》（详见《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回应。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的吴四伍响应了罗玮的发言，认为今天发起这个讨论，倡导从大元史跟新清史的链接，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超越朝代的局限，从一个较长的时段观察历史本身。关键在于朝代之间怎么链接？沈卫荣教授的书说藏传佛教在西夏、元和明三代政治、宗教体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实质上是从另外一个观测点观察宋元明清的内在更替，从西藏而不是江南，从高原而不是平原。这种历史观测镜里看到的连续性，他们的撕裂与重合，明显跟江南视野中的景象，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其二，元史何以大，清史何以新？元史之大，究竟是复古，还是创新呢？“新清史”虽公开宣称“多语种文献、全球视野和满洲因素”三大标配，但是上述因素同样也是老一辈学者研究清史的常备工具。“新清史”究竟新在何处？作为一种新的流派，他们带给我们的冲击力是什么？如果只是立场的差异，只是哗众取宠，为了创新而创新，那么给后人带来的更多是障碍，而不是帮助。在他看来，“新清史”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冲击，是政治史的重提，或者说是“复古”，促使我们对于影响清代历史的大事件、大格局有更多的反思。其三，“中国”概念怎么理解、何以生长？沈教授书中指出，新清史的出现和引发争议之处，在于如何理解“中国”。简单地说，清朝是不是在中国历史序列之中，或者又何以摆放清朝的历史序列？在新清史看来，“清朝”和中国只有部分重合，此外，还有“内亚的帝国”。沈教授认为，这种简单的泾渭分明的区别是不妥的。吴四伍认为他最欣赏的是沈教授指出：“中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既是一个历史的、人文的概念，又是一个民族的、地域的概念，还是一个政治、法律的概念，若我们只选取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来谈论一个抽象的中国，则一定是不全面和不恰当的，也都无法与这个现实的中国相对应。此外，中国还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历史性的概念，是动态的，是生长中的。如果承认这种生长性，而不是本质论，那么元史、清史、藏传佛教都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有其特定位置。归根到底，怎么定位、怎么描述元和清在历史序列中的位置、形象，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而非封闭式的答案。

作为《大元史与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一书的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盛洁也“现声云端”，说作为一个编辑，最大的快乐来自于书籍每一次被引用和讨论。沈卫荣教授不仅是优秀的学者，而且是学界会写作的作者。在围绕着“新清史”的热议中，沈教授发表了一系列长评，引发了进一步的讨论，促使出版社将其组织成一个主题进行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沈教授的《回归语文学》。如果说《大元史与新清史》一书是提出问题，那么沈教授的另一本著作《回归语文学》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回答，指出了研究的学术路径。即将出版的新书《何谓语文学》，则会有更进一步的探讨。《大元史与新清史》出版之后，吕正惠、钟焓等学者发表了长评，“澎湃新闻”、《中华读书报》等多家媒体给予好评，豆瓣评分也很高。相关话题同时引起了学者和普通读者的兴趣。在策划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思路是“大家小书”，希望让学者的作品得到更广泛的讨论。现在一些流行的历史建构，是由掌握话语技巧、迎合普通读者兴趣的非专业作者来主导的。而大元史和新清史，与我们的史学传统有一定的差异，对于我们有关全球史的思考，有很大的启发。策划本书，希望我们历史学者的书写，能受到读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元史学界的回应：文献与视野的扩展

北京大学的张帆教授认为我们讨论大元史和新清史，强调的是和传统的元史、清史的不同之处。传统的元史、清史，是在历代王朝的序列里来研究的。大元史和新清史的概念，提示我们关注其与狭义的中原、汉文化具有差异性的一面。主张大元史与新清史的日本、美国学者，主要关注边疆、民族、宗教等问题。虽然他们的关注点很重要，但是即使从传统的制度史入手，也能看到元与清的特殊性。元朝、清朝作为统一王朝，想要统治和原来的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大型社会，必然要被动或主动地采取和接纳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和管理体制。深入研究这一采纳、学习的过程，会发现制度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出与传统的中原王朝的不同之处。比如元朝对金、宋制度有很多扬弃，清朝对明朝制度也有很多扬弃，哪些因素得到发展、哪些被舍弃，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即使是为元、清所继承的制度因素，表面来看非常相似，机构设置差不多，但是内在的运行逻辑和背后的政治理念也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些方面有很多深入探索的余地。

复旦大学的邱轶皓副教授认为与国内的研究情况不同，最近十年研究元史的西方学者越来越少，相反，将蒙古帝国作为整体进行的讨论非常热闹，学者们从不同领域切入进来。他近年来的研究，更多地在扩展外文史料，不再把汉文史料当作核心、把元朝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目的在于，一是探索我们对史料的掌握程度，对已知和未知的史料还能够挖掘多深，二是作为受过元史训练的研究者，进入新的领域、研究伊利汗国和金帐汗国，能不能从新的视角得出新的观点。围绕着语文学的问题，他的看法有些不一样。语文学这门学科，包括其理论和应用，其高峰在伯希和开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著名的一批学者已经淡出了学术舞台，留下了重要成果。之后，区域文化、跨文明研究崛起，相对而言古典的语文学某种程度上衰落了。对区域研究而言，比如伊利汗国史研究被置于伊朗史框架内，金帐汗国史研究被置于俄罗斯史和东欧史框架内。语文学是一种必要的训练，如伯希和对译文、名词的反复讨论和校勘，但是对于处理海量的文献则减损了效力，难以展开讨论。现在的区域史和跨文明史研究，语文学训练是其基础，不再集中于字词、术语上。沈教授所讲语文学的复兴和提出新的语文学的尝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文本、推进对历史的认知，似乎还处于试验状态。对国内的研究而言，文献的积累、规范的阅读，可能是更重要的。传统的对勘、对音研究，是很重要的一笔财富。但是，怎样尽可能快速地扩展文献和视野，则需要在教学方法上面进行更新。

南开大学刘晓教授回应，几年前他参加了“何谓‘中国’，何谓‘亚洲’——重新讲述蒙元史”座谈会，论文收入《重新讲述蒙元史》这本书中，讨论了历史上的“中国”概念和现在的差异。毫无疑问，元朝和清朝的历史都是中国的历史。至于元朝和清朝的特殊性，新清史的所谓三个特征，元朝也有类似之处。这不是现在才认知到的，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很早就注意利用多语种文献研究元史。相关议题钟焓老师写过很多文章。讲到元朝和清朝的不同之处，元朝的国家统合力比清朝要弱。清朝的统治者汉文化程度很高，在民族防范上有很多政策规定，如对夷狄名号的忌讳，为此兴起不少文字狱。但这在元朝是根本不可能的。元朝科举考试，考《春秋》是用胡安国的注本，而胡注是特别强调夷夏之防的。又如文天祥死后，元朝很多官员写文章来悼念、称颂。他们在南开大学读《通鉴续编》，这本书很有意思。这是元末至正年间出版的书，但其中宋朝的下限是1279年，宋朝的年号列在前面，后面附元世祖的年号，这在清朝是不可想象的，是杀头之罪。最近刘晓教授完成了江南镇戍体系的研究，发现在淮河以南有将近九十个汉军万户的番号，军队人数至少有四五十万，其中一半沿长江布防。江南是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地和人口聚集区，是镇戍的重点地区。

三、清史学界的对答：借鉴的价值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邱源媛研究员强调：满文之于清史研究的重要性，现在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不能否认，某种程度上这与新清史所带来的影响不无关系。自己在十几年前做学生的时候，在北京甚至很难找到合适的满语老师，而现在情况则大为改观了。她认为目前基于多语种文献的清史研究，更多关注边疆管理、政治制度等国家层面的问题，讨论多集中于王朝东北部、北部、西部地区及其非汉人群，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传统汉族区域，对于社会史、区域史、经济史等领域的关注相对较少。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清代旗人群体和八旗制度，研究对象有比较浓的非汉因素，同时基于对社会史、区域史的研究，她近年来有意识地将两种研究模式结合在一起，组织了一些交流对话，包括2016年AAS-in-Asia 上内亚与华南学派的专题对话，以及去年“书谱石刻：中古到近世华南与西域研究的对话”工作坊等活动。她认为目前清史领域中呈现出来的多语种利用、多元研究视角，不应该局限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史、制度史、国家疆域等问题，需要走向更开阔的学术空间。清代社会史、区域史的研究，即是其中颇具潜力的领域之一，清史得天独厚的史料条件，官方档案、民间文书是其他朝代所远远不及的，其背后所蕴含的丰富而多元化的问题意识亟待挖掘。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鱼宏亮研究员认为就新清史来说，元代与清代大致在两个方面具有继承关系，一者为满洲上层信仰中的所谓“藏传佛教世界”，一者为皇太极获取林丹汗传国玉玺的草原正统问题。清朝上层统治集团的信仰是多元的，既有萨满教、喇嘛教，也有道教等中原宗教，信仰世界低位最高的，当然是儒家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这个无须说明。关于皇太极获取林丹汗传国玉玺的问题，林丹汗的传国玉玺相传是秦始皇所制“制诰之宝”之玉玺，这个玉玺代表中元朝坚持的中原正统地位，而不是草原正统。目前此玉玺只保留有一方钤有“制诰之宝”四字的谕旨上，原玺已不存。由此延伸出草原正统，是不了解元朝在中国史中的地位。新清史的争论起源于何炳棣先生有感于美国学界对中国史的曲解，发表长文《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由此引发几次大的辩论。在何炳棣《捍卫汉化》一文发出后，基本上结束了争论，一些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何先生都讲过了。目前，欧美的一流学者已经比较多地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比如彭慕兰，但新清史很少用内地学者的研究。

深圳大学的蔡伟杰认为关于美国新清史的学者引用中国学者的问题，他的认知不太一样，以欧立德为例，他的代表作《满洲之道》里面就大量征引了定宜庄、刘小萌，以及王钟翰等老师们的著作，他们都是中国大陆一流的满洲史与清史学者。其次关于沈教授的书，其中对新清史的很多批评，例如关于藏传佛教的部分，他也同意。不过有些部分，他的认知也跟沈教授有所出入，例如关于新清史的学术系谱上，他认为书中提到的Rian Thum的研究，不能列入新清史中，Rian的研究更应该放在像李普曼（Jonathan N. Lipman）还有Ben-Dor Benite等人所属的中国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研究中，才更能理解其意义。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和欧杨（Max Oidtmann）等人的研究更能代表美国新清史的新发展。大元史和新清史的共同点，是两者都强调要从欧亚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待元朝和清朝。当然元史和清史都是中国朝代史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也都具有更广的欧亚史意义。在中国的元史学界，很早就已经注意到非汉文与域外史料的重要性以及元朝的世界性。我们说新清史强调非汉文材料，并不代表汉文材料不重要，而是说汉文与非汉文材料都应该为学者最大程度掌握。对中国的理解亦然，例如张帆教授提到元朝开启了大中国时代一样，清朝也扩展了历史上中国概念的内涵。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大元史跟新清史确实有互相借鉴与互相发明的地方。

四、疫情下学术研究的新探索

在两个多小时的网络会议结束之后，一些学者在其他学术平台继续了对相关议题的讨论。如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孙昊认为，清史在表达文化自信方面有一个显著表现，是对西方学术界中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进行辨识和反击。对海外学术思潮蕴含的意识形态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样才能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才能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正确面对海外学术成果，建立起自身的话语体系。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李鸣飞认为沈教授书中提到与传统的以多语种文献为基础的考据史学相比，现如今历史叙事已经更重要、更热门、更受大众欢迎，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历史学者应该考虑以大框架叙事的方式把自己的研究讲给大家听。她认为沈教授这本书是很有趣的，虽然题目叫大元史与新清史，但其实是以沈教授自己多年的藏学研究为线索，针对一些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做的回答。众所周知，有一部分人对元朝和清朝与中国的关系有所疑问。尤其，其中牵涉到西藏与元朝和清朝的关系再推演到与中国的关系，沈教授在《大元史与新清史》一书中，给出了基础坚实的答案。

由于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学术交流活动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乌云高娃研究员尝试以云端学术研讨会的形式组织展开学术对谈。一方面在疫情期间，在保证学者们的安全的前提下，能够顺利开展学术活动，使得学术交流活动能够持续进行；二是在当前疫情形式下，讲述好中国故事，以国际的视野进行跨朝代、跨研究室、跨学科之间的交流，推进学术工作。三是通过这一系列学术活动，以新的形式给更多年轻人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尝试学术活动新形式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