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伊朗疫情中的民间行动；西方人为何抗拒戴口罩

《武汉热汤》引争议

近日，一份刊物引发了国际知识界的争论。一个基于阿根廷、辐射拉美，主要在当代艺术领域工作的左翼小组ASPO，出版了一份纪念疫情的西班牙语合集，合集中翻译并收录了包括阿甘本、齐泽克、吕克-南希、巴迪欧、巴特勒、哈维、韩炳哲等国际左翼学术明星为这次疫情所写的文章，扉页上写着“纪念李文亮”。刊物的责编是阿根廷教授Pablo Amadeo。然而引发争议的是，这期刊物的封面和专题名——它以《武汉热汤》为题，封面则是一个遍布蝙蝠的设计。

标题《武汉热汤》则把模棱两可的蝙蝠图像固定在了“热汤”这个物质和“武汉”这个地理位置上，对图像进行了补充。联名信指出，将问题归结于他人以给自己免责，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习惯做法。在这个封面上，是以设计和创造性对殖民主义做了润色。在他们看来，“武汉热汤”和特朗普的“中国病毒”没有本质区别。在这个敏感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关系，空间，时间和冬季都在被迫发生转变——对于那些有幸阅读到当代思想家合集的人而言，这种感知会更加明显。正因如此，我们应该质疑这种殖民主义话语，而不是再生产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地缘政治地理上的病毒起源，并不能减轻任何其它地方的人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也许需要承认的是，我们的共同责任首先是真正的变革。联名信质疑了“当代性”的西方中心视角，直到如今，依然要从西方当代性的框架下谈论东方。最后，他们敦促ASPO这期刊物的编辑和设计师移除当下的标题和图像，以防种族主义话语的进一步蔓延。

伊朗脆弱的底层与民间互助组织

伊朗疫情爆发至今，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最严重的国家，然而政府层面对疫情的控制则显得严重不足，始终没有颁布大规模隔离政策，很多生产领域也并未停工，这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伊朗卫生部4月5日的最新官方数据显示，新冠感染病例已达58,226例，其中4000人在重症监护中，死亡病例已达3,603人，比前一日高出151例。不过，因为伊朗卫生部目前只统计检测为阳性的病例，并未把有临床症状却未能检测的病例计算在内，其数据的可靠性遭到多方怀疑。伊朗总统鲁哈尼给卫生部发出指令，要求计算方法中纳入有临床症状的病例，但是目前为止未被采纳。

3月下旬，伊朗政府拒绝了“无国界医生”的援助请求，在国内外引发了争议。约一周前，伊朗已经开始限制城际间的人口流动，也勒令关闭了非必要的商业，不过仍然显得力度不足并且为时过晚。鲁哈尼在周日（3月29日）回应外部的强烈批评时指出，他必须要考虑伊朗在美国制裁下摇摇欲坠的经济，需在防治经济崩溃与大力控制疫情之间作出权衡。早先疫情刚在中国武汉爆发时，伊朗难以作出切断与中国贸易和航班的决定，因为与中国的经济连接之于美国制裁下的伊朗至关重要。除此之外，伊朗的官员在近日承认，防疫行动迟缓也与二月伊朗正在进行的议会选举相关。直到2月23日，伊朗政权还在否认危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声称，这是“西方阴谋”为了压制伊朗的投票率而散布的恐惧。

伊朗的红新月会近日指出，已有两百万人失业，并没有任何国家补助或救济。伊朗总统鲁哈尼在本周六（4月4日）宣布，“低风险”经济活动将开始恢复。

日前，伊朗已敦促国际社会解除制裁，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也在上周呼吁“紧急重新评估”对伊朗等饱受疫情困扰国家的制裁，当前的制裁造成了药物和医疗设备严重不足，持续下去有可能造成伊朗医疗系统进一步崩溃。日前，除了中国的物资援助外，英、法、德在三月底向伊朗输送了第一批医疗物资，这批物资在一年前三国与伊朗建立的INSTEX贸易机制下进行，这个贸易机制于特朗普退出伊朗和协定的背景下建立，目标是躲开美国制裁与伊朗进行贸易。

《卫报》不久前的一篇报道以这样一个故事作为开头：诺鲁孜节（波斯新年）到来的五天之前（3月16日），警察突然出现在德黑兰西边的一个小型的小商品市场。他们命令小商贩们把那些盆盆罐罐、袜子、塑料花都收拾起来，告诉他们在公共场所卖东西是在加速新冠病毒的传播。第二天晚上，警察又过来时，发现一个执拗的小贩在同一个地方叫卖。“你，又来了！”一个警官大叫。“如果我不在这里售卖，我怎么付我的房租？”叫卖的女人发问，语气中难掩悲伤。

伊朗在庆祝波斯新年，而德黑兰的荒无人烟的广场挂着瘟疫通告的横幅。几周以来，病毒在伊朗全境肆虐，成为全球被这场瘟疫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场传染病在伊朗的传播，是以这里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为背景的，这让伊朗人的处境格外脆弱。社交媒体上回荡着那些户外葬礼的图像，穿着黑衣的送葬者站在与死者的规定距离之外。

新年隔离在家的伊朗人，开始通过在社交网络上为彼此朗读传统诗歌建立连结，德黑兰的很多街道上的住宅区，人们在阳台外挂上了自己书写的他们所热爱的经典诗句。波斯语是一个充满诗性的语言，伊朗有着“人人都是诗人”的调侃。新年期间，大街小巷的阳台上展示出的诗歌横幅，诉说着这个社会的希望与尊严。

这场危机扫荡到了伊朗几乎所有的角落，但是影响最严重的，是底层的穷人。尽管老年人的死亡数字是最多的，但经济上伤害最大的首先是妇女，她们最容易失业，并且还要肩负疫情中多于平日的职责——照料病倒的亲人和停课在家的孩子。在过去两年中，特朗普退出核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同时伊朗政权对经济的不善管理，造成伊朗人的购买力骤降。女权社会活动家Nahid说道，“当伊朗民众遭遇这场瘟疫时，他们的营养本来就很糟糕，他们的免疫系统本来就很弱，他们本来就已经无力承担医疗费用了。”

库姆是这场瘟疫在伊朗首先开始传播的地方。该市的议员在2月下旬警告说，病毒正在这座城市杀人，但是官员却公开地对疫情轻描淡写。在数天忧虑的气氛中，政府的姿态显得游移不定，但是当高官们开始逐一病倒后，最高领袖霍梅尼开始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全国讲话，感谢一线医务工作者为抗击新冠病毒所做的努力。自那之后，政府的反应发生了明显变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的紧张和不信任。地方官员开始逐日公开死亡和感染的人数，并在自己管辖的城市设置路障以防止漫不经心的度假游客踏足。航空公司却断了绝大多数国内航班。尽管存在着阻碍，全国各地的商店倾力上货。伊朗绝大部分的消费品是国内生产的，这种多年被国际鼓励造成的自给自足生态，现在成为了伊朗对抗疫情的优势。

在库姆，草根动员现已全面展开。该城市的流动人口、神学院学生和商人已经离开，只剩下库姆本地市民，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团结，联结在了一起。很多志愿者组成的互助组开始出现，在一个中心枢纽下组织了起来；他们一起为人群聚集的街道消毒，向贫困或患病的家庭分发食物，并给医院里连轴转的清洁工和停尸间员工提供代班轮岗，让他们有时间休息。“人们看到了政府所警告的正在发生——你从家门走出来，你就会死”，库姆的记者Seyed Ali Pourtabatabai说，“对于死亡的恐惧，对于接下来就轮到自己死亡的恐惧，或因无动于衷而对他人的死亡负有责任的恐惧，让人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互助。”

近日伊朗社会有目共睹的是，女权活动家对于草根社区的深耕，她们搭建网络、组织起来为底层，尤其是农村提供健康指导建议。德黑兰的女权活动家Setareh，去年搬回她出生的乡下，近日花费大量时间拜访那些小商店主，给他们普及防疫实践的知识，分发塑料手套，“当我们给他们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非常感激”，她说。民间互助团体遍布很多城市，在库尔德地区尤其活跃。他们组织成立了“委员会”、“人民小组”等，不仅给有需要的人派发食物和药物，也同样派发口罩、手套，免洗消毒洗手液并普及防疫知识。伊朗政府没有给出任何救济方案，不仅如此，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还阻挠这些民间互助志愿小组，他们宁愿利用病毒滋生的恐惧，公共展演爱国主义。

瘟疫在德黑兰南城那些极度贫困地区造成的伤害是毁灭性的。那些地方毒品猖獗，在很多家庭，妇女要承担一家人的开支。在这些地区，人们生活在逼仄的违章住宅中，靠在地铁车厢游走、贩卖小商品为生。现在为了防止传染病，他们的工作被禁止。男人经常做日结零工，将一些货物用手推车拉到巴扎里，由于巴扎的商贸活动被限制，他们也没有工作可做了。女权活动家Mary的机构，在疫情期间开始给这些贫困家庭挨家挨户上门送食物和药品。她说现在的情况非常凄惨。很多人都有病倒的亲人在家里，他们没办法出门买他们本来就已经买不起的食物。“我们帮助的这些人，他们的生活原本就有非常多的困难，而现在，情况糟糕了百倍。现在贫困已经不再关乎忍饥挨饿，而是谁贫穷，谁就会死去。”

无家可归的人也没有得到照顾。政府甚至拒绝终止水电费的民间呼吁，到目前为止，政府的唯一让步是推迟支付医保费用、税收和水电费直至五月，但是这个推迟意味着，五月份他们的负担就会加倍。对社会中最脆弱阶层缺乏照顾的一员，使底层人民别无选择，只能冒着感染的风险继续奔波于工厂和建筑工地。

那些富裕的伊朗人，像他们的全球同仁一样，有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能力。德黑兰北部（中上产居住的地区）的银行都在门口放置了消毒洗手液，并提醒客户彼此间保持一米的距离。伊朗的急救病房已经无法承载更多人了，有钱人购置了氧气罐在家。环保主义活动家Sohrab在德黑兰的高级商场门口观察发现，在门口测体温的防疫人员，见到看起来像是工人阶级的人，不作任何解释就将其拒之门外。

医疗慈善机构苦苦挣扎。慈善组织和私营部门联合筹款，在伊朗建立新诊所，并且从中国购置医疗器械和物资。然而制裁让一切变得无比艰难。“慈善机构挪款非常艰难”，伊朗瑞士商会的负责人Sharif Nezam-Mafi说。得以进入到伊朗的一切都是基于“漏洞”，而非正规的人道主义通道。

《卫报》一文的结尾，作者Azadeh Moaveni（国际危机组织的性别与冲突项目负责人）与Sussan Tahmasebi（伊朗女权主义活动家）呼吁，在“大流行”时期暂停制裁不该被视为困扰的，甚至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支持美国制裁伊朗的那些人坚持认为，只有极短的压力才能给伊朗的政策带来改变——但是今时不同往日。抑制疫情不是帮伊朗政府的忙，而是为了伊朗人民——当然也是为了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

西方人为什么抗拒戴口罩？

3月30日，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被记者问到如何看待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提出的“每个人都应该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建议时，特朗普表示，“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重振往日的辉煌。我们不会永远戴着口罩。”

然而，就在特朗普发表评论之际，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报道称美国疾控中心（CDC）正在考虑改变先前的官方指导，鼓励人们在疫情期间使用口罩。而在4月1日，英国卫报也发表报道，称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在考虑“更改关于人们是否应该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指导。新的证据表明，这样做有助于控制大流行的传播。”据报道，在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和以色列等国家，政府已指示所有人在外出时必须佩戴口罩、遮住脸孔。而在4月3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首次公开表示建议民众佩戴口罩，以防止疫情进一步的传播。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实施全民必须佩戴口罩外出的政策同时面对着两个挑战。第一，相较于亚洲国家，欧美国家的口罩供应量严重不足。在全民陷入“抢口罩热潮”后，最需要防护的医疗人员可能无法获得必需的口罩。第二，一直以来，口罩在欧美国家都是“被污名化”的存在，当政府下达佩戴口罩的命令后，人们是否能够对此表示理解和接受仍然是存疑的。

生产力匮乏

在2月底，外科医生杰罗姆·亚当斯（Jerome Adams）在推特上写道，“停止购买口罩！它们不能有效地防止普通大众感染新冠病毒，但如果医疗人士无法获得口罩，他们将无法照料患者，这会使他们和我们的社区处于危险之中！”而华盛顿邮报表示，杰罗姆·亚当斯的言论恰恰说明了卫生专家正在担心，寻求保护的普通人会从有限的口罩储备中，买走医疗人员所需的口罩。在3月31日德国的财政部长奥拉夫·舒尔茨（Olaf Scholz）也被问及人们是否有义务戴上防护口罩时表示，德国的口罩将被优先用于医务人员。显然，在口罩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为最需要防护的医疗人员提供必需的口罩是合理的。但是，民众对口罩以某种方式保护了医疗人员，却对其他人毫无帮助的说法，表示出了困惑和怀疑。

而欧美国家此后的一系列行为则加剧了民众对于“佩戴口罩是否必要”的关注。在3月18日，特朗普政府呼吁美国建筑公司向医院和其他抗击新冠病毒的医疗机构捐赠口罩，以应对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口罩供应短缺。而在英国，国民保健署（NHS）则禁止医疗工作人员对缺少口罩、护目镜、面罩和长袍的情况发声，这些必要防护措施的缺失已让前线的医护人员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在3月28日，空中客车公司已经在欧洲和中国之间部署了一个新的空桥（air-bridge）航班，来向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的卫生系统提供更多的口罩供应，以支持这些国家为抗击新冠病毒所作出的努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报道指出，人们应该通过自制口罩来保护自己免受新冠病毒的威胁；据路透社报道，在美国，甚至连一些医生都不得不制作和使用自制口罩来自我保护。

伴随着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新防控指南的发布，特朗普政府也于美国时间4月3日表示，“政府现在建议美国人佩戴‘非医疗布料’制作的口罩”。而这与其先前给出的建议完全相反——即对没有病的人来说，佩戴口罩是不必要的。而特朗普政府在“人们是否有必要佩戴口罩”这一问题上的反复，也让部分专家感到不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 Zeynep Tufekci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表示，“围绕口罩展开的，自上而下的对话，已成为如何不与公众交流的典型案例……当局应该将痛苦的事实公之于众。尽管数十年来专家一直发出警告（尤其是在经历过SARS之后），我们仍然没有为这一大流行做好准备，并且我们没有尽力提高国内的口罩产量。现在的口罩短缺是灾难性的，因为我们的一线医护人员应得到最好的保护。此外，如果他们生病了，我们就都完了。我们应该号召那些囤积口罩的人捐出一部分给当地的医务工作者，而不是告诉人们他们不需要口罩，或者他们无法让口罩物尽其用。”

除去由政府的混乱政策所引发的争议，许多欧美国家还同时面临着医疗器械贸易被禁止的风险。根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包括口罩和呼吸器在内的许多基本医疗产品的供应都依赖于国际贸易，而在紧急情况下，这些贸易变得难以预测。在疫情期间，由于边境关闭、国内需求上升，这些产品的进口可能会被切断。在美国每年购买的外科口罩中，只有5%是在本国生产的。而纽约时报称，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将部分货物运往其他国家。上个月，中国向该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朗捐赠了25万个口罩，向菲律宾捐赠了20万个口罩。本周，它表示将向韩国发送500万个口罩，向意大利出口10万个呼吸器和200万个外科口罩。但是，部分国家仍然认为这样的援助并非长久之计。在4月3日，特朗普政府企图利用朝鲜战争时期的一项法律，迫使3M将在海外工厂制造的口罩发送到美国，并停止出口该公司在美国制造的口罩。一些贸易和法律专家担心，这些举措可能会适得其反，促使外国政府限制向美国出口急需的医疗必需品。对此，3M公司对特朗普政府的干预作出回应，“然而，停止向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医疗工作者提供呼吸器会产生重大的人道主义影响，在这些地区，我们是呼吸器的重要供应商……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可获得的呼吸器净数量实际上会减少。”在全世界国家试图相互扶持抗击瘟疫的今天，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为先”的行事方式将毫无疑问受到抨击。而事实上，土耳其政府也禁止了口罩出口，甚至对于已经被比利时以及意大利购买的口罩实行了扣押。而在捷克，一批运往德国的口罩也被扣押；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肯尼亚——运抵德国的多达600万个口罩神秘消失了。对此，乔治敦大学政府系教授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L Newman）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说，世界存在着“陷入不信任和自私”的风险。他们在《哈佛商业评论》(The Havard Business Review)上写道：“目前各国之间酝酿的高度相互猜疑，将加大协调国际反应的难度……当民众受到惊吓、供应紧张时，政府很难慷慨解囊。但这可能会导致恐惧和报复的恶性循环。”

文化污名

除去西方国家本身对于口罩的储备不足，西方民间对于佩戴口罩这一行为的“污名化”也妨碍了人们实践这一保护措施。在大西洋月刊的报道中，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医学人类学家Christos Lynteris 表示，“在西方，我认为我们需要克服——我不会称之为对面具的恐惧，而是面具带来的污名……我听人们说，‘我带了一个口罩上飞机，但我太害羞了，不敢戴。’这种羞耻从何而来？是因为人们会认为你是一个懦夫吗？还是因为人们会认为你病了？”据报道，在西方文化中, 戴口罩可能被视为疾病携带者，所以路上有人戴口罩，对周围人产生“冲击”很大。欧洲人多认为口罩的功能是避免传染疾病给别人, 缺乏“戴口罩是自保”的观念。

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中，“脸”和“身份”的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蒙面”这一行为常常与抗议示威乃至暴力活动相联系，欧美各国都建立了相对应的“反蒙面法”（anti-mask law）。早在1985年，德国就通过了法案禁止民众“在露天公共集会或前往露天集会途中”佩戴“妨碍身份识别的饰物”，以防止其对公共安全以及公共秩序造成威胁。而美国和加拿大的反蒙面法令，则将面罩与暴动以及危害社会安全联系起来（加拿大Bill C-309法案：防止个人在暴动和非法集会法令下隐瞒身份）。因此，在西方语境下，口罩、面罩和其他一切遮盖面部的饰物都与不确定性、不安全、甚至暴力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甚至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也充斥着对于起到“遮盖”作用的口罩的负面暗示。来自香港大学人文医学中心的学者冼顺英（Maria Shun Ying Sin）在其论文中写道：“在西方媒体中，面具常常含蓄地——有时是明确地——与透明、真实和真诚的观念相对抗。而新闻报道则强调了“揭露”和“揭露”的重要性。”读者经常能在西方媒体的标题中看到类似揭开面纱（unmask）、掩盖（covering up）等词汇，而佩戴口罩则成为了“顺从、服从管制和被操纵的象征”。

即使是在东亚民众纷纷戴上口罩抵抗新冠病毒的今天，西方民众仍然无法摆脱他们对于“被污名化”的口罩的看法。对西方人而言，佩戴口罩意味着你是病人，而东亚人却总是主动戴上口罩；当口罩成为构成东亚人身份的一种符号之后，东亚人也被视作潜在的病毒传播者。医学人类学家Christos Lynteris表示，自从非典以来，西方人把“戴口罩”与中国和东亚更广泛地联系起来。他将西方国家因此产生的污名感的部分原因归咎于仇外心理以及“中国是传染病的起源，而中国人在传播它们”的看法。他指出，如果你在英国的超市戴着口罩，“人们的反应会很奇怪”，这背后可能有很多原因：怀疑你与东亚国家有联系，怀疑你使用的是别人（医疗人员）更需要的东西，认为你生病了并且不应该戴着口罩来超市以及坚信你“散布了不必要的恐慌”。

事实上，东亚和西方对佩戴口罩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经历过1910年鼠疫后，中国和日本建立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戴口罩的传统。而其他东亚国家在经历过2003年非典的侵袭后，对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可能造成的损害有着深刻的印象和认识。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医学人类学家萧敬文（Judy Yuen-man Siu）表示，今天在香港，“如果您在公共场所不使用口罩，您将受到侮辱和歧视，这不仅是因为人们会惧怕您作为潜在的病毒传播者的可能性，还可能因为他们认为您的公民责任感较低”……在香港，口罩的使用已经完全“社会化”了，公共卫生官员和学校老师都强调了在非典危机期间使用口罩的必要性。政府“可以创造文化”，就像特朗普政府在冠状病毒危机期间建议美国人除非生病，否则不要戴口罩一样。而这样的态度，与西方将佩戴口罩者视作“潜在传播者”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

随着新冠病毒在欧洲急剧扩散，在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和以色列等国家，病毒的威胁已经掩盖了戴口罩这一行为带来的耻辱，这些国家的政府已指示所有人外出时必须遮盖脸孔。而现在美国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中，开始向公众传达在疫情期间佩戴口罩的必要性。但是，抹去一项行为的污名，同时建立一种新的文化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瘟疫无情扩散的同时，西方政府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让人们接受“口罩文化”？他们又是否会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佩戴口罩这一行为本身？甚至，在疫情过去之后，西方政府是否又将会针对口罩设立新的法律法规？相信这一切问题的答案，将在不久的将来得以揭晓。

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美国前国务卿，原国家安全顾问，国际政治专家亨利·基辛格于美国时间4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发表了其对于美国政府在处理疫情危机时所采取措施的看法，并同时针对美国在未来应该如何应对疫情给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对于基辛格而言，本次的疫情是一次全球性的危机，其带来的恶劣影响远远不局限于公共健康方面。伴随着疫情而来的，是将会持续影响几代人的政治与经济变革。在全世界逐渐走向孤立、分崩离析的当下，基辛格认为美国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从科技、经济、政治等三个方面维护好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发展。但是，随着特朗普政府在经济、政治乃至物资援助方面都显示出“以美国优先”的强硬态度，基辛格的建议能否让走向“孤立主义”的美国政府为维护全世界的利益作出改变，仍然是个未知数。基辛格在文末表示，目前各国的领导人需要在应对疫情的同时建设好未来发展的道路，而这将决定全世界所有人的共同命运。

对于基辛格而言，现在的疫情如同1944年末的阿卜丁战役 （Battle of The Bulge）一般，给人以一种刚刚开始（inchoate）的危险感。本次瘟疫没有特定的攻击目标，而是随机地在各地进行破坏。但是，基辛格也强调现在的形式与二战时有着巨大的差别。在二战时期，美国因为有着终极的国家目标而有着惊人的忍耐力。而现在，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分裂的国家而言，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有效率和远见的政府，因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克服新冠病毒这一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基辛格也表示，一个优秀的政府可以维持公众的信任，而公众的信任对保持社会团结、维护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确保国际和平与稳定都至关重要。

基辛格称，在过去，各个国家都相信他们的机构可以预见灾难，阻止其带来的影响，使得国家恢复稳定。这也是各个国家相互团结、繁荣发展的原因。但是，当疫情结束后，许多国家机构都将被视为失败。这样判断是否客观公正并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经历过新冠病毒之后，全世界将永远也不会和以前一样。

冠状病毒以其恐怖的传播性和传播规模无情地侵袭着美国，并揭露出美国医疗储备和医疗能力的种种缺陷。例如，医疗用品不足以应对不断增加的病例、有限的重症监护室时刻处于崩溃的边缘、测试无法确定感染的程度，到目前为止专家仍然没有找到阻止其传播的最佳方案。而研发针对该瘟疫的特效疫苗则至少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

基辛格肯定了美国政府为避免发生立即灾难（immediate catastrophe）所作的努力。但基辛格同时表示，对于美国的最终考验是能否阻止病毒的传播，并且以一种让公众相信，美国人仍然有管理好自己的能力的方式来逆转病毒的恶化趋势。基辛格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同时紧急启动一项，向后冠状病毒秩序（post-coronavirus order）过渡的平行任务。

在对美国国内努力作出评价的同时，基辛格也表示，本次疫情是一次不分国界的、全球范围内的灾难。虽然其带来的对于健康的影响可能是短期的，但是伴随而来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却可能持续影响未来的几代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仅仅凭借自己的努力克服瘟疫带来的影响。解决目前的问题，需要全球各国一同制定计划和付出努力。

在最后，基辛格对美国政府的未来政策和努力方向提出了三条建议。首先，美国应该增强全球对传染病的适应力。美国不应该满足于如目前取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医学胜利，必须不断研发出新的感染控制技术与科技，以开发出能适应大量人群的疫苗。而各个城市、州和地区应该做好相对应的准备，持续通过在科学前沿进行储备、合作规划和探索来保护人民免受传染病的威胁。

第二，美国应该努力使得世界经济重新恢复活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全世界各行各业所带来的严重冲击是毁灭性的。但是从本次经济危机的速度和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来看，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收缩是在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这也使得本次经济危机显得更加复杂。伴随着社会隔离、关闭学校和企业等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社会面对的经济压力将会更为加剧。而对于社会的低收入人群而言，本次疫情带来的打击是致命性的，政府能否为这些人群设立合适的帮助计划，减轻他们所遭受的冲击，也是未来经济工作的要点。

第三，美国需要维护好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基辛格提到，现代政府的建立是一个强力的统治者保护着城墙内城市的图景。不论这些统治者是专制还是仁慈，他们都必须强大到保护人民免受外部敌人的侵袭。而根据启蒙思想家（Enlightenment thinkers）的新定义，合法国家存在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即人们的安全，秩序，经济福祉和正义。在当今世界，个人缺少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在这个全球化带来国家发展和人员流动的时代，一场瘟疫带来的是与时代不匹配的发展道路，许多国家似乎又将切断与世界的联系回到通过城墙包围城市的时代。

放眼全球，一旦各个国家在权力与合法性之间产生失衡，社会契约将在国内和国际上瓦解。然而，国家政府不应该奢望能在解决合法性和权力的问题的同时战胜新冠病毒。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外交等各个方面，各方都需要克制，并确定好优先次序。

基辛格最后表示，人类自二战以来已经迎来了巨大的腾飞与发展。但是，目前全世界的领导人需要在应对疫情的同时确立好未来的发展道路，而这将会关系到全世界所有人的共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