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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许不是最后一个“扔”资源的纪录片导演
FIRST青年电影展 凹凸镜DOC
中国的纪录片导演，能够期望什么？
蒋能杰期望的，只是他的片子被看到。他守在《矿民、马夫、尘肺病》的豆瓣页面，谁点一个“想看”，就把资源私信过去。
纪录片境况的惨淡和边缘，在这个导演亲自驻守的豆瓣页面，露出冰山一角。
这个生态也是脆弱的。病毒肆虐之下，国内外各大影展取消和延期，纪录片本就稀缺的放映机会骤然减少，抵达观众的通道越发逼仄。
蒋能杰导演的《矮婆》曾经入围12届FIRST影展的产业放映。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给网友发资源链接的纪录片导演。站在前途未卜、少人问津的路口，导演和他们的纪录片，该去往哪里？
01
入围电影节，我还是等不到一块大银幕
东楠想退出竞赛单元。
一个月前， 瑞士真实影展（Visions du Réel）传来消息：FIRST纪录片实验室项目，陈东楠导演的纪录片《旷野歌声》入围国际竞赛单元。
讲述了大山里一个合唱团的“前世今生”
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四月份，《旷野歌声》将在某个瑞士的影院举行世界首映。
然而入围消息公布没多久，疫情猛地击中世界各大电影节。东楠逐渐感到焦虑：“撞上这个混乱时刻做影片首发，真是太糟糕了。”
她的担忧很快应验。
《旷野歌声》的后期是在洛杉矶做的。早先国内疫情严峻，东楠去不成美国，线上沟通不像当面那样顺利。后来COVID-19在美国本土甚嚣尘上，在美的工作室有诸多不确定性。就这样《旷野歌声》的后期一拖再拖，要想赶在影展开始前交付成片，很悬。
当初拍完《旷野歌声》，东楠就对纪录片实验室的同事说：“放映这个事儿，我已经有点绝望了，不太想这个事儿。”2020年伊始入围影展的消息，不是没有带来早点见到观众的希望。但很快地，急转而下的国际电影市场局势，把她逼入更深的失落里：“世界都这样了，我觉得自己的片子不重要，所以没有信心继续做下去，也犹豫影展会不会如期举办。”
瑞士真实影展最终没有取消和延期，但不得不改成线上举行：在影展期间，观众可以通过影展官网在线收看影片。
意味着东楠蓄力多年创作的纪录片，仅此一次的、最为瞩目的世界首映，将在每个人家里的笔记本电脑、甚至是手机上亮相。
“我为这部影片付出那么多，后期很仔细地调色和做声音，是为大屏幕做的，不是给笔记本电脑的。”
“没有一个导演会对此感到愉快。”
韩萌是第12届FIRST影展竞赛评审，这段时间，她导演的纪录片《遥望繁星》相继入围了包括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IDFA）主竞赛单元在内的五个国际影展。
起初收到IDFA的入围邮件时，韩萌非常激动：“好啊，我想我要做新的片子了。”
随着她入围的瑞士真实影展和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CPH:DOX）纷纷改成线上举办，韩萌难掩担忧：“我就是按照大银幕来拍的，后期调色都是为了大银幕。”这和东楠的话如出一辙。
最令人担心的是影片安全问题。
《旷野歌声》有国内发行的计划，一旦影展的线上放映被盗录，盗版流传开来，“后面（国内发行）的事情就不太可能了。”
韩萌这几天一直和销售的同事沟通，虽然她对《遥望繁星》在国内上线不报太大希望，但她害怕盗版流传开后不可控因素增多。
综合考虑发行销售的风险，后期剪辑的压力，以及对属于自己的大银幕的等待，东楠最终决定撤片，放弃珍贵的国际竞赛单元角逐机会。
韩萌笑着说顺其自然，参不参加都不重要：“片子是拍给历史的，拍给未来的，是过去的一段证据。即使失去了参与电影节交流的机会，相信好的片子，还是会在五年十年拿出来看。”
她们私下聊天，聊疫情平息后大家做一个“Lost Films of 2020 Festival” ，召集2020年入围影展却没办法被看到的电影，再给大家放一次。
02
扔影片资源是自救
对纪录片，电影院的准入门槛苛刻昂贵，上线流媒体恐怕是见到观众的最佳选择。既然早晚要上流媒体，为什么导演们偏偏对电影节线上放电影有抵触情绪？
东楠说：“如果上院线的机会少，那能在大屏幕上播的只有电影节。”
对她来说，无论如何，第一次得在大银幕放。
韩萌觉得电影节就是交流，通过电影跟关心这件事的人互动，网上播实现不了这些。
韩萌和东楠，这样能够入围重要影展主竞赛的纪录片导演，尚且对影片能否见到观众焦虑和不安。大量的纪录片导演都蛰伏和沉寂着。《矿民、马夫、尘肺病》的“一夜爆红”撕开了现实，创作者为守住影片的完整性勉力支撑，而“被看到”从来不是一件板上钉钉的容易事。
为了被观众看到，韩萌觉得她也会把资源放到网上。
她的上一部影片《江南弃儿》，如果能获得主人公的授权，合适的时机是可以释放资源出来的。
“当下的纪录片制作发行体系就不算健全，没有正常的生态，扔资源是自救。”
东楠也说她会的。
“最后一步才会考虑放到国内网上。会和各方面的投资人，其他播出机构以及被拍摄者做好沟通，时机对才会放出资源。”
走到最后一步之前，她们会做很多发行尝试。东楠曾把上一部影片《偷》放在vimeo on demand。在这个平台，作者直接发作品出来，观众付费观看。“《偷》在国内的扩散完全是靠盗版传播，资源不可控制地扩散，但因此收获了很多观众。在这种大环境下，盗版有积极的一面。地下有让人激动的地方。只是那个不是自发的，很被动。”
然而在国内，纪录片的观看与发行尚未形成更细分和垂直的市场和产业模式，对于小体量和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无法在一个完整专业的观看链条和盈利方式持续成长。
当纪录片导演们带着作品离开后期机房，就不得不开始另一种征途。
韩萌和东楠都提到，她们在探索新的方式，这条征程“最终都是为了抵达观众。”
只是，这样迫不得已的抵达方式能持续多久？
身为纪录片导演，东楠自己都想不通同行们靠什么吃饭。
独立纪录片工作者，作为一个可谋生的职业，在国内能否真正存在，她是存疑的：“我也许愿意一两个片子不考虑钱，但也许以后再也不想做纪录片了。“
“搞副业也好，家底厚实也好，自己放片子出来也好，都是个人层面的选择。对于纪录片生态，需要高质量的作品，行业力量的呼吁和支持，还有观众培养。”
韩萌期待拓展更多元的放映渠道，除了更多的民间放映，还可以有大学的教研活动、公益组织的研讨。“我们的纪录片才有可能被更多人看到，并被有针对性的研究。”
原标题：《他或许不是最后一个“扔”资源的纪录片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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