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福山“新冠论”：“科耶夫病毒”、赤裸国家与“承认政治”

当新冠在新大陆开始蔓延之后，人们陡然认识到，这已经不是哪个国家或者哪个族裔的灾难，而是人类的灾难。美国学者像欧陆的那些学者一样，也纷纷展开对新冠的思考。这其中，朱迪思·巴特勒从新冠疫苗的生产与购买入手，指出因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新冠可能会给人带来的新的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健将大卫·哈维也随之跟上，重弹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老调；德高望重的乔姆斯基索性把当前肆虐的新冠扔到了一边，直言这和他所感到的即将出现的“文明的崩溃”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在这样的情景之下，福山终于也出手了，这位日裔美国思想家曾经因在《历史的终结》（1989）一文中提出“历史终结论”，即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体制而名声大噪，这次他似乎依然出言不凡，既没有像朱迪思·巴特勒和大卫·哈维那么忧心忡忡，也没有像“乔老爷”那样发出先知般的却让人多少有点摸不着头脑的“神谕”。

弗朗西斯·福山 视觉中国 资料

2020年3月31日，福山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抗疫”能力》（The Thing That Determines a Country’s Resistance to the Coronavirus），在文章中，他撇开了欧陆思想家对于民主制度突然因新冠“紧急状态”而中止的恐惧，以及对于个人自由的执念，坦言当下在新冠的挑战面前，再争论“姓社姓资”毫无意义，关键就是要控制住病毒，挽狂澜于既倒，这才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其余的都已经不足挂齿。

他的这个观点似乎透露出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的色彩，但真的如此吗？换句话说，他“见贤思齐”的对新冠的批评是“别出心裁”还是“老调重弹”？

一、“科耶夫病毒”：“去意识形态化”与“行政管理”

福山此文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将各国应对新冠的举动看作是政府的“行政管理”（the executive）问题，而非意识形态问题。他认为考虑或者衡量两种制度的优劣在于谁可以尽快控制住病毒的扩散，而不是看资本主义的democracy政体或者社会主义的autocracy政体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博弈，而是应当将其予以中性化的处理或者悬置起来。这种观点可以用中国一句很经典的话来概括，那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democracy也好，autocracy也好，都不重要，唯一的检验标准就是谁能更好地控制新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需要紧急发动自身的行政部门（executive branches）的行政力量来调配各个部门的人力物力疏危解困，尽快尽好地控制疫情，救护那些不幸被感染的病人。

应该说，福山的这个说法有其合理之处。作为一种传染性强且之前没有准备的新型病毒，新冠的爆发，随时存在特定时空内医疗资源的挤兑和透支，不管是武汉，还是纽约，米兰，伦敦等，都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短时间内组织大量的医护人员投入抢救就成为一个必须的“规定动作”，但是完成这一“规定动作”的方式却不一样，中国是靠行政命令来调配各地医护人员前往武汉，而美国则是征召医护人员作为志愿者前去纽约救援。这两种方式本质上都是为了解决医疗人员不足的问题，因此从福山的视角看，双方似乎没有必要为此而争一时之短长。

而在福山的这个观点后面，浮现的俄裔法籍哲学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1902-1968）的面影。1933年起，科耶夫曾在巴黎高等实践学院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当时梅罗·庞蒂、拉康、雷蒙·阿隆、巴塔耶等都曾去听过他的课程，萨特等人也受到其影响，因此有人说他用“黑格尔病毒”感染了这代法国思想家。实际上，他所讲授的黑格尔是他予以“升级”和重新进行了“基因合成”后的黑格尔，可以说，他也是个“新冠病毒”，是黑格尔“一代”病毒的升级版，因为“传染性”太强，几乎每个人的思想都被他所“感染”，因而成为“阳性”患者。而福山就被他的病毒所感染的一个“三代”患者，因为福山在康奈尔大学的老师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曾在巴黎亲聆科耶夫的教诲。科耶夫对于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有个看法，认为其与资本主义相似，本质上，这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也是“应付”工业社会的手段，而且他认为是比资本主义更好的手段。韦伯也有类似的观点，但科耶夫的这个观点直接和机器时代联系在一起，所以更具影响力，巴塔耶的研究发展和论证了他的这个判断。

所以，福山对新冠的“去意识形态化”，将其归之于主要是行政管理的做法，也可说是科耶夫的“老调重弹”或者说是“旧锦新样”。但是，福山的这个观点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别样的启示，那就是战胜新冠的确并非是哪一个国家和哪一种制度单独的任务，没必要以此来夸耀各自的优越性。福山也指出，因为行政管理体制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政治体制的管控，他认为美国可能会在对疫情的处理上赶上或超越中国。因此，在各个国家尚处于紧张的抗疫之中的时候，不宜轻率的对其进行评价，因为什么是最好的抗疫方式要到最后才能见分晓，而对这个问题也还是需要再三思考，不能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过早地给予论断。所以，对新冠去“意识形态化”不是哪个国家的事，也是各个国家都应该保持克制、谦卑和努力的方向。显然，这对人类共同体的维护和建设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二、“霍布斯的训诫”：“国家权力”的膨胀与“赤裸国家”的还原

随着新冠在世界各国的肆虐，几乎每个国家都或主动或被动地采取了“紧急状态”，如各种“禁足令”乃至“封城”，甚至“封国”措施的采用。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用“战争状态”来描述当下的特殊国情。这让人想起了有“现代国家之父”之称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对于国家的“训诫”。他在《利维坦》里谈到国家存在的意义时，说大家之所以愿意让渡自己的权利达成契约以建立国家这个“利维坦”或者“活的上帝”，就是为了从人人为敌的“自然状态”也即“战争状态”中脱险，依靠国家来保障自己的生命的安全，对内谋求国家的和平稳定，对外抵御侵略等，这其中最为首要的就是人的生命安全。而且不管什么样的政体，其基本功能都是相同的。

这次新冠的影响之大几乎出所有人意料，因为病毒的强大的传染性和较高的致死率，不仅使得人人自危，也使得各个国家如临大敌。因为这场“战争”既在国家内部爆发，也从外部侵入，可谓异常复杂和危险，“内忧外患”使得各个国家的功能得以“还原”至国家的最初状态，重新成为霍布斯说的那种拥有最为原始功能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可称为“赤裸国家”，也即去除了各种矫饰和面具，只剩下或者不得不发挥国家最为本能的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功能的“国家”。这对于很多长期生活于正常状态下的人来说似乎很难接受，但福山提醒大家，这样的紧急状态在美国并非特例，而是早已有之，且屡见不鲜，也屡试不爽。

他举例说从美国内战开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状态”，再从1908、1929到2008年的三次大的经济危机中，国家都曾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紧急状态，而之所以国家要采取紧急状态，目的即是为了加强和释放“国家权力”（state power），用强力去激活和驾驭行政管理的力量，以安然度过或拯救这种状态下的人的生命及提供其他安全保障。因此，福山认为民主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强大的“国家权力”，甚至有过之无不及。美国尤其如此，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创造出巨量的国家权力（The U.S. has thus been able to generate huge amounts of state power when necessary）。但是，只有在紧急状态下，民主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才会生产出这种强大的“国家权力”，用我们习惯说的话来讲，在紧急状态下，他们不仅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甚至可以“集中力量办更多更大的事”。这从美国在二战中启动强大的国家机器后所展现出的强大的生产力就可见一斑。

不过，福山的这个观点也可以给人启发，那就是“紧急状态”也是国家常态的一种，而不应将之视作世界末日到来的信号，也不必因此而担忧“全球化”会因此回归于各个国家的“地方化”。实际上，这样的紧急状态每个国家都曾多次经历过，只不过有时仅仅将那些真实的战争引发的“战争状态”作为紧急状态来处理罢了。而福山的问题在于，之前美国在紧急状态之后均会“还政于民”，但新冠之后并不能保证未来美国还会“还政于民”，更不能保证其他国家也会这样做，所以，欧陆思想家们对国家紧急状态的担忧也非空穴来风。

三、“黑格尔与韦伯之争”：“承认的政治”还是“信任的政治”？

福山把特朗普的贻误时机以及最近阻击新冠的“乱象”，归之于他对政府的“信任”和民众对其“信任”不足，但这是真的是问题的答案吗？

福山在此前的著作中，之所以接续科耶夫的观点重提“历史终结”说，依据的就是黑格尔所“研发”的“承认的政治”。黑格尔把政治浓缩为人与之间的关系，起于“主奴之争”所导致的对主人的单方面“承认”（recognition），终于民主制下的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所产生的普遍的平等，而随着人与人之间不再“为承认而斗争”，历史也随之“终结”。这也是福山“历史终结”时代的所使用的理论支柱。近年来，福山似乎试图以“信任”（trust）来取代“承认”，以建构自己的“信任的政治”。这个努力在他1995年出版的《信任》（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一书中已经基本成型。这一著作企图从文化的角度切入社会的经济发展，从中找到各种不同的“文化-政治-经济”共同体中经济发展状况出现差异的原因。他虽然提到亨廷顿从文化及宗教角度研究政治纷争的做法，但他更多的研究的是“文化-经济”的关系。而这本书副标题已经说明了该书的主要内容：那就是“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也即一个经济繁荣稳定的社会的创造，依赖于“信任”这个巨大的社会美德。福山认为，“信任”是各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他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其信任超越血缘等关系，是“高信任度社会”，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其“信任”局限于血缘关系，是“低信任度社会”，意大利，法国等也是如此，正因如此，影响了各自的经济发展的状况，使得后者很难和前者相媲美。

当然，福山承认，他的这个说法并不新鲜，因为“信任”其实是马克斯·韦伯的“口头禅”，他也正是从韦伯那里找到了自己的“信任”理论的强力支持。韦伯在谈到新教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以及儒家中国缺乏信任时，也特别强调这种来自新教的超越于家庭或血缘关系的“信任”，才使得资本主义的兴旺成为可能，而儒家正是因为将“信任”局限在家族及血缘关系之中，是个“熟人”社会，所以很难产生需要更高也更为广泛的“信任”产生，或者可称之为“陌生人信任”的“信任”，因此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福山从“承认”到“信任”的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背后就是他所制造的黑格尔与韦伯的“纷争”而已。

不过，福山忘记了，“信任”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经济的繁荣确实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对于处于紧急状态之下的国民来说，“信任”其实已经被“悬置”，平日隐而不显的国家的“承认”重新冲到前台，取代了日常生活中情意绵绵的“信任”。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中不断强调和批评的因为特朗普这些年的“倒行逆施”，导致行政管理机构及民众之间的“信任”受到腐蚀，所以美国才会出现现在这种抗疫不力的状况，让人有刻舟求剑之感。很多国家在启动紧急状态后，大部分国民都可以遵守禁令，约束自己的行为，其中当然有国民对于政府的“信任”的因素存在，但更多的还是对基于“承认政治”所建立起来的黑格尔所说的对国家这一“走在地上的神”的依赖所致。

四、“帝国反击战”：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保卫战？

至此可知，福山的“新冠论”既有“别出心裁”的一面，也有“老调重弹”的意味。但福山的愿望也许和现实还有一段距离，因为目前新冠不仅仅是一场对国家行政管理力量的考验，同时也不可避免卷入意识形态的纷争之中。而且，让人略感遗憾的是，福山没有提到的科耶夫的另外一个观点，那就是可以把各国的“新冠之战”看成是一场捍卫各种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战争”。

科耶夫对于民族及其文化及生活方式还有宗教等方面因素在现代国家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视，这也是科耶夫在二战结束期间产生“欧共体”的设想并在战后热心参与这一带有很强烈的文化色彩的政治经济协作组织的原因。他在1945年完成的《法国国是纲要》中提出因为宗教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原因，欧洲在战后必将形成三个不同色彩的跨国的政治经济集团即“帝国”，一是以新教为主的“英-美帝国”，德国战后也必将进入这一体系；二是以正教为主的“斯拉夫-苏维埃帝国”，东欧国家即为其势力范围；三就是以天主教为主的“拉丁帝国”，以法国为代表，而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也属于这一体系。他认为有必要在战后与曾经是敌人的意大利还有其他拉丁国家携起手来，以在欧洲形成可与新教的“英-美帝国”，正教的“斯拉夫-苏联帝国”三足鼎立的“新拉丁帝国”。因为科耶夫认为，像前二者一样，拉丁民族也有着自己共同的“拉丁精神”，有着一种独特的文化，如对悠闲的喜爱，对艺术的热爱，对生活的热情，还有对于物质的某种蔑视等艺术化审美化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是神圣的，也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应该得到保护。

所以，新冠也是对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考验，同时也是各个“文化帝国”所展开的对病毒的“帝国反击战”。只是，遗憾的是，科耶夫没有提起拉丁民族的那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在非正常状态下可能带来的危害，而他们随心所欲的心理和行为特点或许是意大利，西班牙这些“拉丁帝国”的疫情比较严重的原因之一。

而从科耶夫的这个角度看起来，我们似乎也可以说这次中国对于新冠的抗疫“斗争”/“战争”，也是对“中华帝国”的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捍卫，这种“中华精神”与“拉丁精神”，“新教精神”和“斯拉夫精神”等各个不同。这种精神“奉天乐道”，愿意遵循四时的节奏安排自己的人生，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而生生不息；又讲究诚心正意，仁爱兼备，故有天下大同之念想；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归之于对生活本身的热爱，这种热爱既有对现世充满“动”的生活的执着，至死不渝，又有对蕴涵着高深之境界的“静”的山水的自然的陶醉，与物同游，在大化流行之中与动静相和之间得以尽享天年。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为之洒泪和流血流汗的永久的“梦想”。

2020年4月3日匆草于五角场。

（感谢我同济的同事和好友韩潮教授在霍布斯问题上对我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