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格莱德：唯有生活永恒

贝尔格莱德：唯有生活永恒

曹然（文/图）

我来到贝尔格莱德，乃至一次又一次回到贝尔格莱德，是为了寻找一个梦境，一个与真实难舍难分的幻境。

1941年德军入侵南斯拉夫王国时，人们为躲避空袭进入地下防空洞。日复一日，他们生产军火、严阵以待，但进攻迟迟没有到来。他们索性继续地上的生活，寻欢作乐、坠入爱河，忘却了时间。在这里演奏音乐一样狂野奔放，婚礼上照旧朝天射击。五十年后，他们意外重返地上，发现战争仍在继续。“打倒纳粹！”他们抄起步枪，把鏖战正酣的各族士兵统统击毙。他们徘徊在迷宫般的地下甬道中，哀号：“没有南斯拉夫了？这是什么意思？我要回南斯拉夫去！”

这是大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我通过电影第一次触摸到这片土地悲剧的历史循环，念念不忘那行著名的字幕：“曾经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剧终是超现实主义的一幕，复活的众人在河岸上狂欢痛饮，脚下的土地突然与大陆分离，载着他们翩然远去。我想知道，被留下的大陆现在如何？又是怎样的时光胶囊，能使如此动荡流离的生活成为半个世纪的常态？

 老街的一次日落 
 

贝尔格莱德，曾是这个国家的首都。

挥之不去的念想引领着我，直到2011年的夏天降落在这个城市。我乘着机场巴士穿过郊区冷清的田野，穿过灰暗、丑陋、庞大的社会主义住宅区，驶入多瑙河大桥。灰白雾气中，对岸老城区始建于罗马时代的堡垒和奥匈帝国时代的建筑群猛然舒展。还未来得及感叹，巴士已经穿过火车站前街驶向“斯拉夫广场”，毁于轰炸的国家电视台大楼赫然矗立。优雅的新古典主义街区环绕着它扭曲的钢筋和粉碎坍塌的水泥立面。

那一瞬间，1999年的硝烟飘进了这个盛夏宁静的清晨。我意识到无论笼罩着怎样的浪漫与传奇，此地的生活首先是血淋淋的现实。从那天起，我无数次站在马路对面凝视这座废墟，看神色淡然的行人从安全棚下穿过——“当心石块坠落”。有些人望了它一会儿，又扭头向前，或许在回忆北约轰炸的那些夜晚。作为一个伤痕或勋章，它一直被保留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直到今天。对我而言，这座城的象征不是古老的城堡或繁华的中央大街，而是它。我不知能否理清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传说与神话，但一个声音击中了我：这就是塞尔维亚。这就是你在找的。

（一）“贝尔格莱德不愿被描绘”

不像伦敦、巴黎之类的名城在文学中不朽，对贝尔格莱德的描绘难以寻觅。西巴尔干的作家们，如伊沃·安德里奇留下了史诗般的维舍格勒，数不清的波黑作家歌颂过热烈的萨拉热窝，米洛拉德·帕维奇创造了神秘的哈扎尔世界，但贝尔格莱德始终维持着模糊的面孔。

塞尔维亚作家莫姆切洛·卡普尔名声并不响亮，但他罕见地写出了这座城的精髓。他认为，贝尔格莱德习惯于藏起自己的灵魂。它不愿被人描绘，从不在镜头前摆好姿势，永远处于运动之中。在相片中，它看起来如此平常，似乎可以是任何一座欧洲城市；它不像巴黎、伦敦、罗马、布达佩斯或莫斯科拥有标志性的景致。贝尔格莱德的心在哪里？它哪里都不在，又无处不在。它在于街头饱经战争风霜的平静老人们，在于餐馆里坐下来和客人共饮的侍者，在于那些你永远不会感到身为陌生人的喧嚣街道，女孩们掩饰过的贫穷之下是骄傲优雅的富人派头，还有那些无论发生何事都不会背井离乡的居民；“城市交织的街道、桥梁和河流如同我们的心血管图……它永不会吸引追求美的收藏家，但会在徜徉过这些街道的人心中激起几近痛苦的渴望。”卡普尔写道。

 老城全景 
 

我对这种渴望如此熟悉，它可以被听到、闻到、看到。

这是我在塞尔维亚的第一个清晨。在“斯拉夫广场”附近的旅社被缓慢的教堂钟声唤醒，推开窗便可以看到世界第一大东正教堂——圣萨瓦的圆形穹顶。无论古典或社会主义时期的建筑，皆灰暗、朴素却整齐，彼此和谐相依地往教堂高地绵延而去。随着钟声，还有小巷里收旧货的吉卜赛人的铃声，邻里元音饱满的谈话声，隔壁蔬果市场的车水马龙声。正对门的小铺子里飘来煎汉堡排的香气。“首先要尝尝他家的汉堡，”旅社前台卡特琳娜说，“城里数一数二的正宗诺维巴萨尔风味，纯牛肉。”诺维巴萨尔是塞尔维亚西南地区，受奥斯曼土耳其影响深远，居民多为穆斯林。

 夜幕下萨瓦河两岸 
 

花大约一点五个欧元买了汉堡——巨大的本地扁面包裹着还在滋滋作响、夹着洋葱粒的汉堡肉，还有掺了辣椒末的软奶酪。和路人一样边吃边走，转角就是弗拉查尔蔬果市场。来自附近村庄的农民们趁周末开着小货车来摆摊吆喝，“最好的草莓！番茄！自家种！”

就在我应接不暇的时候，响起一个声音：“你会说英文吗？”口音带着塞尔维亚式的骄傲。

我抬头一看，目测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先生。虽然头发灰白，但一丝不苟，头戴牛仔帽、身穿polo衫，皮肤晒成红黑色。他自我介绍名叫斯拉夫科，是一位工程师。得知我来学塞尔维亚语，又是学南斯拉夫史的，他大感意外。我告诉他，我还希望读懂塞尔维亚人。

“我一辈子都在这里度过，以后也会留在这里。你找对人了。”

他挥挥手，示意跟着他走。

从此，跟着斯拉夫科闲逛成了我每周的固定项目。

 世界最大东正教堂-圣萨瓦教堂 
 

弗拉查尔市场周围的建筑多是20世纪早期的产物，大气、简洁的现代主义风格在今天依然体面。斯拉夫科就住在其中一栋公寓楼里，雪白的阳台上点缀着鲜花。沿着小巷下坡不远，就是曾属于他祖父的奥斯曼式小平房，大门紧锁，我分辨不出墙壁原本的颜色。

斯拉夫科的祖父母来自黑山北部，20世纪初远赴美国谋生，在芝加哥做矿业生意赚了点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卡拉乔治王朝宣布建立史上第一个联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国家：南斯拉夫王国。他们当即决定回归故土。“这里是他们的根。”斯拉夫科说，“他们相信一个无与伦比的新国家诞生了。”

这里见证了他的家族在贝尔格莱德的辉煌起点，也见证了他们从资产阶级一夜回到无产。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的到来，房子和店铺都被政府收去，直到今天还未走完归还程序。

 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风格剧院 
 

还是在这里，斯拉夫科见证了南斯拉夫最后的日子。我们走进居民楼背后的庭院，下到一处黑洞洞的地下掩体，入口处已经扔满了垃圾。1999年春天那场长达七十八天的轰炸里，这就是居民们的避风港。“我只来过几次。后来我想，随它去吧，死我也要死在自己床上。”4月的一个深夜，炮弹击中了弗拉查尔街区的一座居民楼。

这一切似乎非常遥远了。

我们坐在贝尔格莱德最古老的咖啡馆——Znak Pitanja（意为“问号”）的后院，在午后温和的阳光里，雨后空气格外清新。问号咖啡馆以塞尔维亚传统菜闻名，19世纪初就开业，是城里保存最完好的奥斯曼小楼之一。两百年来无数塞尔维亚的知名人物都是这里的常客；诗人、作家、政治家、音乐家聚会在此，墙上挂着他们的画像或是照片；室内保持着19世纪的风貌：厚重古朴的圆木桌，一百多年前的座位，昏暗的油灯般的光线，民族乐器古斯莱挂在墙上，还有众多图片展示着这里的历史。这里的菜号称是最正宗的塞尔维亚菜，总能勾起贝尔格莱德人的自豪感。

 老城一处无名的涂鸦 
 

服务也带着塞尔维亚式激情。侍者甚至能记得你的名字，上菜动作如行云流水：这位小姐的沙拉，先生您的酒，那是鱼汤；哦对对对，这个时候味道最好了，请您慢慢欣赏，祝胃口好，还要来点什么吗，没问题，为您效劳！

每天不留出在咖啡馆无所事事的时光，就不可能融入塞尔维亚民族精神。我很快习惯于点一客内含半融化的奶酪的卡拉乔治炸肉排，喝土耳其黑咖啡，喝家酿李子白兰地——塞尔维亚的灵魂之酒，就如同伏特加对俄罗斯人的意义。

这种氛围让人很难想象十几年前紧绷的局势。然而一个午后，正当手风琴声和一旁十指相扣的恋人都令人沉醉，一个身影突然闪到桌边，和我们简短握手之后落座。“这是米尔科，”斯拉夫科介绍道，“我多年的兄弟。”

来人有一张过早衰老的脸，年过五十已似七旬老翁。他抬起深陷的眼窝望了我一眼，“你是中国人？”我还没来得及作答，他就举起了双臂。右臂比左臂短了一截，不自然地僵直着。轰炸时，他是国家电视台摄像师。“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值班，眼看着同事死在我面前。我们是在阻止自己的国家分裂，美国有什么理由这么做？中国理解我们。”

我不知如何接话；是自述政治立场，还是展开关于国家和个人关系的冗长演说，抑或随声附和？任何一种反应似乎都是苍白的。眼看南斯拉夫分崩离析，塞尔维亚人曾希望至少保住民族圣地科索沃，但换来的只是无情的炮火。他们发现，世界已站在自己的对立面。科索沃最终成为阿尔巴尼亚族的独立国家，给塞尔维亚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遭到北约轰炸的国家电视台废墟 
 

触目惊心的电视台大楼废墟就是这道伤口的具象。

我想起塞尔维亚史诗中，1389年拉萨尔大公在科索沃舍身抗击土耳其入侵者，天使告诉他：若放弃地上的国，便能得到天上永恒的国。

斯拉夫科和米尔科沉默不语。这或许是贝尔格莱德的宿命：无论此刻多么无忧无虑，过去的阴影总会突如其来造访。毕竟在这个国家，每一代人都经历过至少一次战争。

内容选自《择一城而短居》，本期为第一部分《贝尔格莱德不愿被描绘》，下期更新第二部分《无论如何，还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