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社会｜新冠疫情下的特朗普政权与奉承政治学

在最近的美国防疫大战中，不少政治分析评论人士都注意到民主党籍州长和特朗普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民主党籍州长若想从联邦政府获得足够的医疗资源支持，就必须在媒体上公开赞扬特朗普，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特朗普往往会刁难他们，甚至当众批评他们的需索是不合理的，因而不会得到联邦政府全力支持。作为典型政治强人（political strongman）的特朗普的这种行为，和美国联邦制度之间的固有设计存在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无疑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的极化与对立，但笔者更多注意到的是特朗普“求表扬”举动背后充斥的奉承政治学的逻辑。归根结底，特朗普为什么要“求表扬”？难道仅仅只是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而已？

明眼人一看便知，特朗普的真正意图在于借由民主党州长之口为他维系一定的选民支持度。特朗普想要州长们奉承和表扬他的最终目的在于，他希望能通过利用这些赞辞，来塑造他本人积极且有效领导全美防疫的政治形象，从而希求能够弥补全美确诊个案数剧烈增长的事实。早在2019年10月， CNN就有评论认为谄媚奉承 （sycophancy） 是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生态和政治行为的一个核心重要特征。另外，我们需要看到，特朗普这套打法虽然非常不合于美国政治传统，却未必就完全无效，最新的一项Gallup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人对于特朗普的防疫政策感到满意，而对特朗普政权的执政满意度综合测评也不降反升，达到47%左右。三月底《华盛顿邮报》和ABC News 的一项联合民调反映出52%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更能掌控好经济，只有42%的受访者在此项投了拜登；47%的受访者相信特朗普更能应对新冠病毒爆发的事态，只有43%的受访者在此项投了拜登。政治学者Jeffrey Davis 预计，在各州层级共和党人的助力下，特朗普仍有可能再次赢得总统大选。所以还是那句老话，特朗普对美国基层选民心理走向的拿捏和操控，是很有自己一套的（而且美国选民一定程度上有一种在危机时刻倾向于信任现任领袖的习惯）。特朗普一切政治行动的核心意旨就是希望营造一种环境，能让美国选民对其感恩戴德，进而增加其连任的胜算 。

疫情下的奉承政治学

上述现象让笔者想起了不久之前读过的一部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Daniel Kapust 教授所著 《奉承与政治思想史》 （Flattery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 ）。在Kapust 教授看来，政治上的阿谀奉承是一种值得让世人警觉的不良现象，奉承是奉承，友谊是友谊，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事。奉承说白了就是以迎合讨好的（ingratiating）言辞来巩固个人利益。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本就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唯有友谊，而非奉承，才能真正消弭这种不平等性。Kapust 教授在书中明确指出，特朗普希望别的政客说他好话，和特朗普对于支持他的选民群体的谄媚跪舔，本质都是错谬的赞扬（false praise），丝毫也不真诚，但通过在政治论域里广布这种错谬的赞赏，最终可以起到凝聚出听众支持的效果。

Kapust 教授一方面承认其实所有的政客都会一定程度上有参与过奉承之行为，但另一方面认为当前的美国政治里充斥着过度的和没有真实凭据的谄媚奉承，多余和不必要的恭维大行其道，而这一切的流行是大大有悖于美国立基建国所依赖的共和主义传统的，也与共和主义所倡导的自由观格格不入。 在共和主义的传统视角下，过度夸大的无根据的奉承等同于屈从的奴性 (servility)， 在美国建国一代的语境中，阿谀奉承者发出的称赞都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导向的，不管是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俱认为“奉承”这个词属于贬义，和旧的宫廷吹捧型政治文化密切相关连。 联邦党人责备反联邦党人跪舔地方上的民众，将有害于统一国家的型塑，反联邦党人则指斥联邦党人妄图构建和推销一个虚无缥缈的帝国，势将危害到地方上的多元性传统和自由底蕴。

更细化地说，Kapust 教授倾向于将奉承分为两种，基于道德层面的奉承和纯粹基于策略考量层面的奉承。他并不否认道德层面的奉承有时可能也有一定正面意义和效能，但他明确指出，那些不真诚的表扬和赞美，往往真实目的只是在于达到操控别人（这或多或少有点类似中文语境说的“口蜜腹剑”）。Kapust 教授也在书中提及有时候奉承可以被那些权势地位上处于劣势的人当作一种策略来实现自身利益，目前一些美国州长对特朗普政权的奉承，大约走的正是这个路径，大略相当于中文语境里有时会提到的“捧杀”。书中还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奉承者，前者是狡诈型的，主要动机基于其贪婪，后者则是依附型的，主要动机基于其自身地位的劣势，他指出有时候那种完全的顺服，也许会为依附型的奉承者提供一层保护。目前美国若干抗疫战争中的民主党州长正是属于这第二种的，尤其是当联邦层级可支配的抗疫资源较稀缺为各州所争抢时，其奉承颇有不得已而为之之感。

有趣的是，奉承似乎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有时候搏出位大骂特朗普，也可能是问题的解套方案之一。比如伊利诺伊州（并非摇摆州）州长J. B. Pritzker 一开始对特朗普的评价也是好声好气，希望获得足够的联邦支援，但由于后来支援并没到位，他就在媒体上公开抨击特朗普，成功获得特朗普注意，两人在推特上爆发口水战，最终特朗普做了一些让步，宣布给伊利诺伊州25万个口罩和300台呼吸机作为支持。这是个很有深意的例子，说明在一定的情况下，跟特朗普对着干，可能会有“爱哭的孩子有糖吃”之奇效。

联邦和各州的博弈

本来依据美国联邦体制，州层级与联邦层级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应该变成如今这样，因为毕竟美国国会的人员来源完全植根于各州地方，是以从原理上来讲各级立法机构本应扮演一定程度的润滑与调和的角色。但是正如美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的那样，美国联邦制政治当下的一个特色是行政机构主导的联邦制（Executive Federalism）的兴起，比如对于政治拨款的主导性影响力就已渐渐从各州与联邦层级的立法机构移转到行政机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各州州长（尤其是民主党州长）和特朗普就防疫资源分配产生的一系列文辞上的互动和攻防，才浮现到美国时政新闻的焦点前端。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另一个因素，即各州法律框架是有差异性的，因此各州州长手中的权力强弱是不同的，比如，历史性地讲，纽约州、俄亥俄州、犹他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的权力属于极强，而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亚特兰大所在的乔治亚州和洛杉矶所在的加州州长的权力则较弱（参阅Robert Lineberry et al: Government in America， Longman, 2009, 674页）。

Politico则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新冠病毒全美大爆发之后，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将应对的权力和责任都下推到各州层级政府，以示自身并不需对大爆发的后果直接负责，而各州一方面从特朗普那里得到更多的权力，另一方面却仍得不到足够的联邦层面防疫技术和工具支持。如此情况下，有的州长（如科罗拉多州和马萨诸塞州）就干脆绕过联邦政府，直接向中国采购防疫材料。此外，人们也注意到，当纽约疫情大爆发后，联邦政府与州层级政府开启了互相甩锅模式，特朗普说民主党先前主导的弹劾客观上导致他在应对疫情方面分身乏术，又认为目前情况恶化主要是由民主党籍的纽约州与新泽西州州长防疫工作太晚起步而造成，但纽约州长则直指联邦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支持、援助和相关指引，才是问题延烧的罪魁祸首。当有人提出是否要全国封关防疫时，特朗普也说交由各州层级自行决定，不会在联邦层级进行全国性封关。特朗普还表示现在各州州长与其动辄叫联邦援助，不如先全面清查州内现有资源（尤其是私人医疗体系手中掌握的资源），然后再合理统一调配，来得更实在有效。

现在许多评论者都认为特朗普是在拒绝执行领导整个国家的任务，也许，在此可以为特朗普稍微辩护一下，因为我们回看当年特朗普选战时的口号，的确有一条是这么说的：他上任后，将减弱联邦政府扮演的角色，并让地方政府有更多发挥的空间。总体而言，就美国民众观感来说，近来的一项民调（Monmouth poll）告诉我们，大约50%的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表现优良，而有72%的受访民众认为其所在州州长防疫工作做得好，相较而言，还是各州州长占上风。特朗普一度想在复活节前后使全美日常生活重新运转起来，后来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一部分是由于疫情快速发展，另一部分也是由于各州州长极力阻止。 但我们也需要明白，即使在美国的联邦制制度框架下，州层级的政治实力归根结底也是比较有限的，且普遍而言，各州都需要平衡其预算，因此州层级很难运用赤字性开支 （deficit spending）去纾困救市，各州亦无联邦储备系统那种开机大量印美钞的权力。 

特朗普的防疫修辞术及其后果

特朗普此次防疫工作，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修辞的色彩，而疏于基于科学实证的充分准备，在一二月间明显试图淡化事态，安抚人心，却没有做出足够的相关应对，等到三月大爆发时，医院里医护人员防护器材短缺，市面上病毒检测试剂不足，人群行为模式上的彼此距离间隔措施推行得太晚等现象俱昭然可见，按照华盛顿大学IHME给出的预测数据，到八月初全美将有超过93000名死者，美版钟南山Fauci医生已经公开预测疫情最后可能导致10-20万美国人付出生命代价，数百万人感染（当然，我们也需看到，此次防疫工作中，一些民主党州长，如纽约州Andrew Cuomo的表现，也引起一部分美国评论者批评)。 以反特朗普著称的CNN就在其主页直接说特朗普顽固的自我庆贺式的修辞术，与美国疫情的惨痛现状格格不入 。MSNBC更说特朗普根本不是在实际地当总统，而只是试图在电视荧幕上扮演一下总统的角色而已。

就特朗普时代的奉承政治学及此次美国防疫工作，笔者也征询了美国政治学者的看法。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 Robert Shapiro教授向笔者指出： 特朗普的确是太热衷于在奉承政治学一事上投机了。奉承政治学的这一现象，我们从各州州长与特朗普的互动关系上清晰可见，也可从Fauci医生与特朗普行政团队成员（及FOX新闻台里特朗普的拥趸们）对疫情的截然不同陈述中窥见，我们亦可从普京是如何通过吹捧特朗普而实现其战略目的（及特朗普对普京的吹捧中）而窥知。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的Jeffrey Green教授则向笔者谈到，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内阁各机关首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似乎常常被迫以称赞总统及其处理危机的方式，来作为其言论发表的开端。即使很少有证据表明奉承已经实际影响了抗击疫情的具体政策，但这种奉承倾向却一直是特朗普整个总统任期的特征，而且与真正的民主价值观并不一致，且对于应对目前公共卫生危机所亟需的最大程度聚焦和精明睿智决策，都有一定的扰动效应。

可以预见的是，此次疫情之后，特朗普与美国联邦主义政治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势将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乔治梅森大学Ilya Somin教授早在2019年就已敏锐地观察到，在特朗普时代，越来越多的左翼进步主义者开始对联邦主义原则心存好感，他们寄望于各州层级和地方政府层级能有效制衡来自华盛顿的政令，并对脆弱的少数派势力提供一定的庇护。目前有的学者认为疫情过后美国将进一步地方分权化。

毫无疑问，特朗普时代也是一个美国政治生态和行为模式激烈变革的年代。正如业师休斯敦大学政治学系Jeremy Bailey教授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在美国政治思想史传统里，一直有一种思潮试图将总统视之为代表国家的人（ The Idea of Presidential Representation: A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9），总统应能综汇融合并具象化地代表举国之意志，并对此意志高度负责 （Thomas Jefferson and Executive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若居总统高位之人沉溺于一种奉承的政治学，想来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发展，真未必是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