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亮瞻局｜终战？一座帝国坟场的新战争与和平（中）

虚幻的圣土

面对不利的局面，美国要想在中亚建立一个稳固的堡垒，从而获得卡普兰们所描述的地缘战略收益幻景，显然就需要更大的投入——比如一场战争。

华盛顿在阿富汗投入的时间、物质和人力成本可谓惊人，其选择的时间点也极为合适：在2001年，俄罗斯刚刚结束混乱和悲剧的20世纪90年代，刚上台的普京政府亟须重建国内秩序（尤其是在高加索）并振兴经济，其对外干涉的能力和意愿都处于历史冰点——尤其是在承载有整整一代俄国人惨痛回忆的阿富汗；中国、伊朗和印度此时尚处于关键的国力爬坡阶段，尤其缺乏国境外的力量投射能力，且三国各有更重要的战略方向需要关注，如台湾海峡和南海、波斯湾和克什米尔。在意识形态上，尽管各国普遍对美国在阿富汗的目的心存狐疑，但“9·11”事件和反恐毕竟给了美国人可以拿上台面的理由。

可即便如此，在短暂的表面胜利后，美国在中亚还是陷入了得不偿失的苏联式泥潭。强大的，无所不能的美军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其效率堪比1979年犁庭扫穴般占领阿富汗全境的苏联红军。其后迅速扶持新政权，并转入治安和反游击战也与苏军当年如出一辙。并不意外，他们面临的问题与失败也基本一致。

阿富汗是一个奇怪的国家。破碎贫瘠的山地地形让这个国家的总体组织结构部落化，领土中60%交通不便，可耕地甚至还不足农用地的2/3。这里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4岁，识字率只有28%，全国也只有20%的人口能享用相对洁净的饮用水。尽管“阿富汗”这个国名在普什图语中的涵义就是“普什图人的地方”，然而在3000多万总人口中，所谓的主体民族普什图族却只占40%，甚至比邻国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人口还要少。地理因素、社会及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在喀布尔和坎大哈之外，绝大部分阿富汗人更忠于自己的部落、宗教信仰和民族属性。原因很简单，喀布尔的中央政权与老百姓之间联系的纽带是若有若无的，其所能带来的直接利益也是有限的。生活在山谷乡村的阿富汗人极为贫穷，他们能生存下去的主要物质支持来自部落，精神支持则来自宗教。

就是在这样一个碎片化的地方，普通阿富汗人的爱国心理却令人吃惊的强烈。为了阿富汗所谓的独立和自由，几乎每个阿富汗人都愿意为之战斗甚至献出生命，无论他出自哪个部落或民族。可即便如此，他们对喀布尔的中央政权却往往是蔑视的态度，无论谁当政都一样，一个软弱的政权会让地方流于失控和发展停滞；但凡有一个新政权试图强化中央集权并带领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地方的部落势力又会立刻与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纠缠在一起反抗中央权威。而当面临外敌入侵时，每个阿富汗人又会拿起简陋的武器浴血奋战，且致力于推翻任何一个受外国势力摆布的傀儡政权。当这个目标达成后，则又会陷入新的无政府主义混乱甚至内战。

正由于中央政权的无力，阿富汗注定无法抵挡外来强大军事力量的迅猛进攻，但也注定任何外来军事力量都难以彻底征服这个国家。因此阿富汗人完全有资格自豪，他们在19世纪（1839至1919年间的三次战争）击败了当时的日不落帝国，他们在20世纪击败了当时的世界第二强国，他们又在21世纪击败了现在的世界头号强国，尽管他们在每一场战争中都没能守住喀布尔。

意识形态之战

在最初唾手可得的轻松胜利之后，外来入侵者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将纯粹的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胜利和实际战略收益，然而这很可能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阿富汗没有值得一提的资源，却有3000万“贫穷好战”的农民，为了勉强维持占领阿富汗的所谓战略枢纽优势，入侵者必须源源不断的投入。而由于这个国家周围被那些意识形态不同、利益不同的实力玩家所环绕，卡普兰笔下的所谓战略枢纽优势其实很难有发挥的空间，阿富汗碎裂矛盾的国家状态也根本无力为入侵者提供通畅的对外战略通道或贸易通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阿富汗更像是一个孤岛而非枢纽。

对于那些入侵者来说，他们即便在发动战争前没能看清楚这种战略上入不敷出的前景，也终究会在入侵成功后无聊血腥的治安战中逐渐心知肚明。所以，主动撤离成为最后的必然结局。当然，为了大国的尊严，为了给持续的巨额投入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回报，撤离也必须被粉饰成胜利。苏军在1989年后仍然给予了纳吉布拉政权相当一段时间支持，而后者也的确一度打得有声有色。苏军在1979年跨越苏阿边境时的口号是保卫阿富汗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至少在其撤军时这个“成果”仍在；美国在与塔利班的协议中要求塔利班不包庇恐怖分子，既然塔利班已经不被认为是恐怖分子，那他们当然可以满足此要求让美国有台阶下，毕竟塔利班也不再是最初“学生军”的明确概念，塔利班完全可以包庇那些愿意被指认成塔利班的任何人而不算违约。

但失败再怎么粉饰仍然是失败，无论美国还是苏联，他们都没有在阿富汗战争中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苏联没能通过阿富汗最终打通印度洋出海口，美国也没能通过阿富汗遏制俄罗斯的复兴和周边其他国家的崛起，甚至也没能消灭恐怖主义。

相比而言，美国人的失败更不应该，毕竟有英国和苏联前车之鉴，因此也更能证明华盛顿在发动这场战争时的决策存在重大失误。

这也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在拿不上台面的动机中，地缘政治野心很可能并非全部，甚至并非主要因素。这一决策失误的深层次背景更可能源于意识形态而非地缘政治。确切地说，阿富汗战争的决策更多来源于冷战后美国对自身实力和自由主义霸权的迷信。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言人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著作《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中，作者指出冷战后的美国彻底陷入了自由主义的幻梦，冷战被约翰·伊肯伯里和小约瑟夫·奈这样的自由主义学者认为是意识形态的胜利，自由主义的胜利。在国际关系中利用美国在冷战后获得的绝对实力优势推行自由主义，当遇到阻力时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被他们认为是塑造未来理想和平世界的合理方式——尽管所谓的“和平”也许是通过更多的战争和杀戮换来的。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那些重要的自由主义信徒们成为白宫和国务院制定政策的重要幕僚。在他们的理论影响下，“专制”的南斯拉夫被肢解、独裁的萨达姆被绞死、“恐怖”的塔利班被推翻……

米尔斯海默的看法则正好相反：自由主义并不能带来和平。历史一再证明，当普世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正面碰撞时，胜利的总是民族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其论证逻辑和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原书，本文不再赘述）。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十字军”行为是愚蠢的，其对武力和实力的滥用造成了世界的不稳定和大部分流血冲突，却没能让那些“不那么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在接受自由主义之前先放弃民族主义。而在这个注定失败的冒进过程中，美国作为21世纪“十字军”的旗手，不仅消耗了大量本应用于现实主义国际博弈的资源，同时也让自由主义这件外表华丽的“圣衣”被沾染上了仇恨之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