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传染病与人类同在

大瘟疫如何改变世界历史走向？从疾病医疗社会史角度，怎样重新解读人类行为与世界格局？若传染病无法被根除，我们又应该与之如何相处？

4月1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余新忠携译著《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做客中信读书会，由历史视角观察现实，从社会现实思考历史，与读者们共同探讨传染病和人类历史之间的关系，反思疫病与人的竞争、博弈与平衡。

《瘟疫与人》由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著，他从疫病史的角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叶，详实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瘟疫与人》将生态、人口与政治、文化整合起来，率先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重新解释人类的行为，讲述3000年来传染病塑造人类与社会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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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人类思维疏漏，给人以巨大触动启发

谈到和《瘟疫与人》的结缘，余新忠表示，这其实源于他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的写作。“与现今不同，当时历史学界较少关注疾病医疗问题。选择进入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这一研究领域，有点盲人摸象的感觉。”在大量搜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余新忠在国家图书馆港台书库中无意间发现了与自己研究密切相关的《瘟疫与人》。这本书当时在国际上已颇负盛名，但鲜少为大陆学者所知。余新忠坦言，那时的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瘟疫与人》，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欣喜和激动，似乎还有一种学术心灵的震撼。

正如他在《瘟疫与人》译者序中所言，在学术史上，藉由精深的研究，就某一具体问题发前人所未发，甚或提出某些不易之论，这样的成果虽然不易取得，但也不时可以见到；而那种能从宏观上洞察人类思维的某些疏漏，从而无论在方法还是知识上都能给人以巨大启发和触动的研究，却总是微乎其微。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可以说正是那些微乎其微的研究中的一种。“毫无疑问，它已成为我开展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最初乃至持久的动力之一。”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著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1963年，麦克尼尔以一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举成名，此后，他笔耕不辍，迄今已出版《瘟疫与人》《世界史》《人类之网》《追寻真理》等30余部作品。1996年，因其在“欧洲文化、社会和社会科学领域所做的杰出贡献”，荣获伊拉斯谟奖。

余新忠认为，麦克尼尔之所以能够完成《瘟疫与人》这样的著作，离不开其敏锐的学术感觉和深刻的历史洞见。凭借对世界历史和西方历史的深厚修养与积淀，麦克尼尔于1976年完成《瘟疫与人》。该书出版后很快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不仅局限于欧美地区，东亚地区也广受影响，日本和韩国分别于1985年、1992年出版该书译著。1998年，《瘟疫与人》在中国台湾正式出版。

《瘟疫与人》书封。

疫病与人类的竞争，将会与人类长久共存

“‘微寄生（micro-parasites）’和‘巨寄生（macro-parasites）’是《瘟疫与人》的基本立足点，该书着眼于探究‘微寄生’在人类历史中产生的重要作用。”微寄生，是指微小生物体（病毒、细菌或多细胞生物），它们能在人体组织中找到可供维生的食物源。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平衡体系之中，而所谓人类的巨寄生则主要是指同类中的其他人。余新忠指出，麦克尼尔创造性地借助“微寄生”这一概念，将自然因素引入历史研究当中，使得人与自然、社会、文化和国家相互关联。

在《瘟疫与人》的开篇，麦克尼尔便讲到，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后，为什么少数的欧洲能相当迅速的征服庞大的美洲大陆？难道当时欧洲人的武力真的有如此具体的威力？如果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长期以来为历史学家所忽略的疫病因素的话，很多的历史现象也许就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余新忠表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花病毒被欧洲人带到美洲大陆，从而给印第安人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衣物的发明使得人类开始走出湿热的热带，出现在相对寒冷而干燥的温带乃至寒带地区，这也预示着，他们遭受看不见的敌人——各种致病微寄生物袭击的风险的降低。同时，人类的智慧让他们在狩猎和对付看得见的敌人——各种大型天敌占据优势。这些造就人类在生物意义上的空前成功，也开启了全球生态关系的转变。余新忠谈道，农业生产方式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繁衍，不过，随之带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人口密度的增加，人类感染各种寄生虫病和疫病的机会也在增加，也更容易招致其他社群的攻击，通过长期不断地调适，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逐步确立了自身与各种微寄生和巨寄生之间的有限平衡。

“随着，蒙古骑士东西征战，使得鼠疫杆菌等致病微生物轻易地穿越河川等天然屏障，造成了东西方传染病模式的再度失衡，新一轮的疫病大流行在欧洲以及中国等地出现，直到1500年前后，新的平衡才在各地陆续达成。”此后，天花接种的发明推广、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出现和发展等，使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取得了革命性的胜利，但是疫病与人类的竞争并未消失，并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余新忠讲道。

与微寄生乃至自然和谐相处，重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

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是真正的经典之作。“就当今历史学研究而言，该书在疾病医疗史、环境生态史和全球史这三个领域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与价值。”当然，余新忠也指出，《瘟疫与人》就卫生的现代性和现代医学的思考甚少，但也敏锐地意识到因过于清洁而引发的疾病等部分问题。主要的例子就是20世纪急性骨髓灰质炎的日益流行，尤其流行于最注重卫生细节的阶层当中。

“如果要像理解过去那样，努力地理解将来，则传染病的作用不能置之不理。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改变不了的是人类对寄生物的脆弱性。在人类出现之前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与人类自身同在，并一如既往，将仍然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余新忠表示，瘟疫给人类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对生命健康的损害，更多的是由瘟疫带来的恐慌和无序的应对。在全球化时代，需要我们有共生共存、和谐双赢的理念，但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个人本位主义、民粹主义，以及诸如疾病污名化等以邻为壑的行为。长时间以来，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将自然界当作征服的对象，譬如，以“战疫”“抗疫”等战争式语言来描述瘟疫等，而历史视野的最大启示就是征服与和谐相处。

最后，余新忠总结道，在历史的维度中观察和思考现实，或许无助于直接推动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进步，但却可以让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省思现实存在和前进方向。当代一系列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对那种认为可以通过科技进步征服疫病的现代性迷思提出了警示，告诉我们，如何克服人性的贪婪，抑制人类无处不在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自以为是，努力达致与微寄生乃至自然更加和谐地相处，坚守并重构人类适合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可能才是我们人类未来更应着力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