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华评《晚清戊戌史事新探》︱“引狼入室”还是古典新绎？

变革时代往往滋生探究前车之辙的热情，如同戊戌时期涌现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各种评论，当今改革年代对戊戌变法的新探别解也是持续未断，时有新作问世。最近的一种当属雷家圣著《引狼入室——晚清戊戌史事新探》。著者是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台湾教授，原书名《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政变史事新探》，经调整内容后易名在大陆推出简体字版。受命作评，遂于鼠年春节后疫情持续吓人之际逐页阅过。书分五章，除序论、结论外，主体由“二、朝鲜问题与中日甲午战争”“三、百日维新”“四、戊戌政变”三章构成，书末三种附录，合计约十五、六万字。这册小书旨意明朗，要揭露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人士在戊戌维新期间谋划施行“中美英日合邦”计划，使中国面临被列强兼并瓜分的危险，慈禧太后“力挽狂澜”，发动政变阻止“合邦”阴谋，堪称挽救国家危局的民族英雄。书名也颇惊心动目，然而内容远不足称新探，且处处强作解人，以臆测代言“失落的真相”。

第二章颇长，连同附录《大同合邦论》校记，占去全书半数篇幅。朝鲜亡国史及甲午战争作为变法运动的背景，已是今人研究的常谈，晚清志士对日本兼并朝鲜也早有警觉和遣责；在“戊戌史事新探”名下重述朝鲜最后半个世纪史事，不仅无谓，更属文不对题。序论章提出“甲申之变与戊戌政变有许多相似之处”的意见（35页），则必须落实于正文，这是学术论著的基本规范，但后面两章中未曾提及，未作片言只语的史实印证。只是在第四章中有著者代袁世凯思索的话：“袁世凯只要稍加思索，便可以明白，这些变法派官员，即是中国的开化党，谭嗣同即是中国的金玉均与朴泳孝。如果……则慈禧太后就要成为闵妃。”（198页）这显然已不是在述史了。

第三章“百日维新”主要介绍康、梁、慈禧和光绪等“关键性人物”，著者自陈“尽量运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来呈现戊戌变法的经过”。撰写新书，无论如何没理由整节挪用既有成果，“运用”二字也不通。文中“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是两种不同的性格，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决策方式”也是病句。赞美慈禧明辨是非、果决能断，光绪轻躁冲动、感情用事；其说当否暂且不论，但据此所得结论“戊戌政变，可以说是由这两种不同的性格所导致的权力冲突”（135页），则尤其不通，政变是性格不合所致还是权力冲突的结果，两说不能并存。本章论“翁同龢被黜事件”一节，推论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后，即罢黜不支持新政的翁同龢，此举得到太后的默许，显示慈禧支持变法新政的态度（143-144页），浑不知吹响新政号角的定国是诏出自翁手。认为“翁支持康有为变法的主张，并向光绪皇帝推荐康，这仅是康有为在戊戌政变之后的片面说法”，则不应不知《梁启超年谱长编》附翁致友人信云“弟之举康、梁也，衷心无一毫不能告人处”。此函真伪虽尚存疑，但翁荐康之事仍有迹可索。李盛铎从保国会倡议人之一到依附后党，成为荣禄心腹，是学界研究的共识。著者臆断李氏“非荣禄私人”，只为证明罢免翁“非出于慈禧之意”，完全无视康梁之外，叶昌炽、金梁等局内人直言慈禧、荣禄、刚毅辈挤走翁同龢的记载；并且认为梁启超列出的另两条阻扰变法的依据“二品以上官员赴太后处谢恩”“亲信荣禄担任直隶总督”“未必出自慈禧之意，也可能是光绪讨好慈禧之举”（165页）；让人纳闷著者何以这般爱偏袒太后。

第四章“戊戌政变”，谓百日维新后期变法派官员上书提出“借才”“合邦”计划，慈禧洞察其中惊天阴谋，果断发动政变，使中国免于被日本、英国瓜分殖民的危机。此章乃全书重心，仍是充塞着捕风捉影之论，不耐推敲。

著者“合邦这一名词源自日本”（170页）“在中国无此一词，此一词汇系由日本传来”（211页）之说并不准确，其源在《尚书·尧典》“协和万邦”、《史记·五帝本纪》“合和万国”，《尔雅》释“和、合义同，故训为合”；梁启超《大东合邦新义序》即直认此词出自《尚书》。“合邦”涵结合、并和两义。日议员森本藤吉1893年发表《大东合邦论》一书，鼓吹朝鲜与日本合邦是归化文明之举，意在宣示日本兼并朝鲜的合理性，而对中国则只提“合纵”。梁启超释为“联盟”可谓恰切，梁氏指斥此书合邦论“攘我藩服，摇我心腹，立意狙险”，但认可其中“合纵条理，洞中肯綮”，赞同中日平等结盟之必要，这是他在戊戌年四月翻印此书的初衷。著者也承认“合邦是比较中性化的名词”，谓日人以此包装其“并合”朝鲜的野心，在1896年兼并朝鲜阴谋受挫后，就将此策移用于中国（176页）。具体表现在康有为受日公使矢野文雄影响，于变法前夕确立推进两国合邦的宗旨，及变法期间伊藤博文到访，与变法派策划合邦之计，大有一举吞并中国之势（177、225页）。按康氏《我史》记戊戌年四月“与日本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矢野君未敢”，著者认定此合邦就是“谈中日两国合并”，依据何在？为何不是谈联盟？今人尚以“合和万邦”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根据。如果康意在并合，岂非正中日本人下怀，作为政客的矢野岂有不敢之理？事实上康对日本以合邦之名兼并朝鲜的行径多有谴责，甲午后上书条陈“发日本之阴谋，指朝鲜之蓄患”，政变后重申日本并合朝鲜的教训：“当乙未之夏，煌煌然夸诩自立，以为脱中国之轭矣，不及十年，并于日本，乃始悔误听之诡谋。”著者严斥伊藤、矢野等在戊戌年即着手实施“一举吞并”的合邦计划，这一判断非同寻常，却未能提供任何文献证据，只是辨解说“我们不能因为日本的档案之中没有合邦的内容，就认为当时不存在合邦的计划”“我们无法确知日本在合邦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这不代表合邦这一阴谋不存在”（260页），同一段落之上，著者曾宣称“检验事实要依靠证据，但证据只应问有没有，不应问多与少”（259页），如此自相矛盾、颠三倒四，也值得佩服。不去切实爬梳伊藤、矢野等日方当事人的文献档案，却在戊戌史探的名目下，煞有介事介绍1909年日本政书有关“国家结合”“国家并合”异同的报告，不厌其烦地罗列《大东合邦新义》字词校勘所得，究竟有啥意思有啥用？

著者认为康氏举措在既筹备合邦会议，又出版《大东合邦新义》，两者相辅相成；在无证据的情况下，先自认定翻印日人书与康脱不了干系，不惜虚拟故事：“笔者推测，康一方面与日人计划召开合邦大会议，一方面又令梁启超出版《大东合邦新义》，两件事的目的都是在推广合邦的观念。”（299页）“既然梁启超认为此书内容大有问题，又为何要出版此书？笔者认为，由于当时康正与日人共同推行合邦大会议的计划，因此要求梁将此书出版，梁在师命难违之下，只好将此书付梓。”（302页）纯以虚想代替实际，梁与其弟子经管出版宣传事宜，并不依康指令行事，康氏本人著作也会被梁扣压数年不出，虽暴怒而无可如何。康在政变前一天与伊藤博文的对谈，以《游清纪语》为题见载于数月后的《台湾日日新报》，内容与《我史》所记“见伊藤博文而不请救援，但请其说太后而已”相符合。著者未能从中发现预期的内容，失望之馀遂无端致疑：“《游清纪语》的内容，可信度令人质疑。”“康有为与伊藤博文见面，对话内容仅仅如此而已吗？”（208页）这不正是《列子》寓言“邻人窃鈇”讥讽的可笑心理吗？

著者谓“变法派合邦的阴谋，在杨深秀、宋伯鲁奏折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证明”（249页），而所列举的“证明”，适足以反证著者理解史料的基本能力有欠缺。两折皆康有为草拟，杨《时局艰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将“合邦”涵义限定于折文征引的洪汝冲“联结与国”、李提摩太“联合英、美、日本”、伊藤博文“联结吾华”诸说中，等同于联合结盟，因而表示“勿嫌合邦之名不美”。著者认定其义非结盟，“杨深秀所主张之合邦，实际上是与英、美、日本三国合并”（212页）。莫非忘了自己说过合邦是中性化名词、兼有结合之义吗？宋《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折》，交待前一日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出示分割图，并转述其“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云云，但上疏的关切点在摘由所示“结连与国以安社稷”。同时《国闻报》“要闻”栏报道李提摩太进京将“瓜分中国图”递交总署，主张“为今之计，须与英、美、日三国定一确实联邦之约”。而著者看宋折，不仅认定宋伯鲁支持李提摩太的合邦建议，更引申作“可见当时变法派官员所谓的合邦，的确并非只是外交上的结盟而已，而是交出国家大权的合并”（214-215页）。能这样率意在结连、联邦和合并之间划等号吗？

著者对变法派吹胡子瞪眼，写到慈禧则换成咏叹调。“慈禧有能力也有意愿看到杨深秀的奏折，杨的奏折是逃不过慈禧法眼的”，“康梁等外交常识竟如此幼稚，几乎将中国主权拱手相让，若非慈禧太后断然发动政变，则中国将不堪设想矣”，“慈禧政变前并没有长期训政的打算，看宋伯鲁奏折，知八月初六这一天清朝已危在旦夕也不为过，太后当机立断发动政变。对清朝有力挽狂澜之功，使中国免于瓜分兼并之祸”云云。在著者笔下，慈禧仿佛成了讲原则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然而扬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不正是老佛爷吗？政变后清廷宣布康梁及六君子罪状，却无片言涉及所谓合邦，著者为弥缝此阙，在本章末尾分析慈禧为何避谈此事，对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讳莫如深，主要是顾忌“变法派在民间的势力，一时之间难以完全根除”。这是不讲理的瞎猜，若真有变法派引狼入室的“惊天的国际阴谋”，必列为头等罪状诏告天下，藉以消弭变法派的社会影响力，怎会藏着掖着？

近年来奇葩偏至之论看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应对之策不外是效法前贤的断喝“拿证据来”！想要无端标新立异，看来还是没门。

与其站在满清统治本位的立场谴责维新派引狼入室，从古典新绎的视角考察更具历史合理性。伍子胥与申包胥的典故雅俗皆知（《左传》记两人相友善，同为春秋后期楚国大夫，伍之父、兄受陷害而皆冤死于楚平王之手，伍发誓以引吴师灭楚的方式为父复仇。行前谓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国。申曰：子亡之，我存之。十九年后伍助吴国破楚。申赴秦国求救，在秦廷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受感动而出兵救楚，扶楚昭王复国。）自西汉起这一故事不断被人敷说重塑，在不同背景下演绎出不一样的涵义。循此脉络考察，方可理解康梁等变法志士藉此表达涉外立场的用意及诉求。维新派上书建言“借才”用客卿，往往举伍子胥为例，“吴用伍员而威强楚”（洪汝冲），但主要在重申踵武“申包胥哭秦庭”的救国策略及现实意义，这在戊戌前已频见于康梁的呼吁中。康1895年即表示若不发愤图强，则“哭秦庭而无路”。他代拟上书倡议联英拒俄，也是具体效法“申胥九日不食，竭诚相感”的途径。踏上流亡之路后，康梁与英、日政要及学者通信或笔谈，更是言必称“哭秦庭”“当效申包胥之哭，乞师外国”“仆等不能不为秦庭之哭”“未能输张柬之之孤忠，惟有效申包胥之痛哭”“秦庭之哭，想见哀怜”。

相对于要做当代申包胥的明白表态，康有为对伍子胥的评价则别有抑扬。贾谊《新书》贬斥子胥对旧君复仇并殃及无辜之举，而《史记·伍子胥列传》对其有褒无贬。章太炎早先取贾谊立场，认为伍对楚平王有臣谊，不可行复仇之道（《春秋左传读》）。入民国后谈及《史记》编撰微旨，以为司马迁既明察子胥“藉吴覆楚”合于复仇之义，“此《春秋》所不能讥，非独不讥，且不能无褒美”，又知“其贻祸后人至酷矣，子胥之事而可为，则宗国危；子胥之事而不可为也，则不共戴天之义忽”。经义窘于应付此两难情形，史迁权衡利害轻重，在子胥传之外，专设《游侠》《刺客》两种类传，意在避免子胥式复仇造成的伤害。“后世有抱子胥之痛者，伏尸二人、流血五步，足以致命遂志；而借外患以覆宗国者，其事可以不作。故刺客传者，所以救《春秋》之穷而干其蛊。”（《菿汉微言》）说是史迁“微旨”，又何尝不是太炎的夫子自道。康有为则肯定子胥为父复仇符合《春秋》大义，他未照搬《公羊传》云“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而赞同何休《解诂》“父以无罪为君所杀，诸侯之君与王者，异于义得去，君臣已绝，故可也”之见，以为复仇是据乱世的法典，“君主杀人却凭权势脱罪，不足昭公理、服人心，故孔子许复仇，所以补礼律之穷者也”。另一方面，康氏严斥引吴灭楚之举大悖于经义，但应受谴责的是吴国而非子胥，孔子将《不修春秋》“吴子灭楚”改作“吴入楚”，“削子字以恶败人国，以夷狄之行则还为夷狄也；又改灭字为入字，明贤君虽灭，尚有其国也”（《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康、章议论的着眼点及异同，要放在清初历史背景下方能看得清晰。

清初遗民多对伍子胥与申包胥故事发过议论，近乎趋同的一点是对申包胥不吝褒赞之辞。一如天才少年夏完淳的复明倡议“哭秦庭而援楚，借汉室以救韩”（《夏完淳集》卷八《与李舒章求宽侯氏书》），杰出的诗人思想家钱澄之《申包胥论》一文，称赞申不仅独力挽回国亡命运，“楚之复，直胥一人复之而已”。更且以义气感激秦王，“楚王复国，秦师遂归，割地输币之说曾不与讲。然则非独包胥义也，秦亦义焉！”类似助人复仇而“不望人报，以义兴师”之例还出现于唐代，“唐肃宗借兵于回纥，用以中兴，由今论之，回纥亦可谓义矣。”（《田间文集》卷一）顾炎武也赋诗《申包胥乞师》“亡人惎寇兵，微命托宗祊”（伍子胥出亡教唆吴国灭楚，楚社宗庙系于包胥一日之身。）题为乞师，诗句全在赞扬申之忠心救国。如同钱澄之专论包胥之作，却侧重渲染施援国的义气，为此不惜略去回纥助唐人平难后勒索金帛的史实。其因即在伍子胥式的“乞师”，重现于吴三桂乞师满清入关，引狼入室，断送明室江山。殷鉴在前，非独不能称颂乞师，且得为谴责吴三桂而鄙薄子胥，所以顾炎武才会作《子胥鞭平王之尸辨》（《亭林文集》卷六，可参见吴梅村《鹿樵记闻》“日本乞师”条）刘命清《吴入郢》、徐增《胥口谒伍相国庙》等，也都意在肯定子胥为父复仇之道。懊悔于出什新朝的吴伟业，既为子胥枉死惋惜 “手把属缕思往事，九原归去遇包胥”（《梅村家藏稿》卷十九《伍员》；“属缕”系吴王夫差赐子胥自尽之物），又在《伍胥复仇论》中辨论汉代史籍记载不可信，子胥无掘墓鞭尸之举，并且子胥复仇之志不在灭楚，而是要完成父愿，“立贤君，存楚社稷”（卷二十三）。

清初言说重现于康、章及变法人士笔下并非巧合，正如遗民谈古是出自反清复明的基本关切，变法人士祭出任客卿、哭秦庭古方的背后，是不能明言的与满清政权的疏离感。即以本书当作反面人物论及的变法之士为例，百日维新中率先倡议广聘外国人做官的李岳瑞，民国元年即借讨论清史条例而公开质疑满清统治的合法性（拙文《李岳瑞与〈清史私议〉》，《书城》2019年第一期）。王照在衣食等日常生活上的西化程度在京城引人侧目，他上书要慈禧出国旅游，皇帝去日本做留学生，并“以改衣冠、易民主为言”，时任京官的唐煊在日记里骂他有疯症，感叹其曾祖王锡朋道光间以抗英烈士闻名，而王照乃对洋人“和身倒入，推崇夷俗若是”（《唐煊日记》）。前述康有为与章太炎相似的看法是，都对伍子胥式的乞师外国颇有警觉和谴责，斥其“引狼入室”显然说不通。而高调自居为申包胥的“微旨”尚需发覆，包胥哭秦庭的前提是楚亡于吴，而变法事业夭折，清廷仍存，亡人号哭于海外，先自认定国已不国，不啻显露出区分中国与满清的潜在意识。梁启超在戊戌年初提出“变法宗旨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梁启超年谱长编》），但康氏特地嘱咐负责报章宣传的侄子“称及国家、皇上及满洲，说话皆宜谨慎”（《与康同和书》）。及至亡命海外面对外媒则不妨大放厥词。在康看来，变法夭折等于满清权贵向汉人交权的“内转”进程中断，此进程始于满人被迫放权给曾国藩等，至戊戌时期业已形成沈、李、翁、孙迭相柄政格局，“哭秦庭”者为此移权中断而哭也，后来他支持辛亥革命也在认同“故国版章，归还民族”这点上。章太炎对他的驳斥，在于强调“满汉固莫能两大”，无论曾左李还是沈李翁孙，只有虚名而无实权，但对康举汉人秉政作为满汉消长的坐标这一点并无异议。清史研究者至今纠结于满汉消长以骑术兴衰作标帜是否合理（见王敬雅评《马背上的朝廷》，《上海书评》2020.2.1），似仍无视康有为标举的观察尺度。康梁及戊戌变法的相关思想特征，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戊戌，何来辛亥？

戊戌史事研究著作无虑百数，第一佳作当推汤志钧先生《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下册，至今不失其研究基石的作用；茅海建先生严谨的戊戌史事考索，使百日维新的朦胧面目趋于五官清晰。阅读本书，只觉得时下学风出问题，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