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杨崇伊的前半生：从结交清流到迎合慈禧

每一个历史事件的背后，总有无数双眼睛，从不同角度观察和捕捉历史的不同侧面，并据以做出自己的描述与判断。不过长期以来，后世论者用以把握历史脉络的依据和对史事细节的钩沉，往往都是参照“进步”人士的书写，至于那些负面的或非主流的人物，其生活境遇、思想演变及立身处世之道，通常不为论者所重。然而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如果缺失了对后两类人物的研究和理解，不但会使丰富生动的历史内容空泛化、简单化，也很难全面客观地阐明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进程。

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清朝的国内政局和国际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战后围绕政治权力的重组和对内、对外方针，清朝高层争斗不休。其中一些人虽官职不高，却极为活跃，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杨崇伊是其中典型：甲午战后，京师强学会被禁和帝党骨干文廷式去职，都源于他的弹劾；“戊戌政变”的发生，也以其赴颐和园告密、奏请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为直接引线。不过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只在论述相关事件时，才提及杨氏其人，而对其政治背景、政治动机，缺乏深入分析；对戊戌政变后杨崇伊的所作所为及其对政局的影响，更是所知甚少。这就给本文提供了进一步深挖的空间。归根究底，杨崇伊之所以能在晚清政坛屡掀波澜，尤其在戊戌政变时一击即中，关键在于他适应了晚清官场的腐败黑暗，对于政治形势的判断迎合了慈禧太后的政治需要。澄清其人其事，有助于填补相关研究中的盲点，丰富学界对晚清相关人物史事尤其是对甲午至庚子年间高层政治的深入认识。

杨崇伊（1850—1909），原名同楏，字思大，号正甫、莘伯、遂居士，出身江苏常熟八大家之一，即所谓“翁庞杨季是豪门，归言屈蒋有名声”的杨家。杨家崛起于道咸年间，是典型的文化世家。崇伊曾祖杨景仁，官至刑部员外郎，辑有《筹济篇》。景仁生6子，次子希铨，翰林院编修，曾任惠州等地知府；三子希钰，素有文名。希钰生3子，长子沂孙官至安徽凤阳知府，为著名书法家；次子泗孙中榜眼，官至太常寺少卿；三子汝孙，为廪贡生，候选训导。汝孙娶国子监学录庞大堃长女为妻，育有4子，即崇伊、同檙、同颖（崇光）、同复（崇纶）。崇伊与刑部郎中曾熙文之女联姻，有1子2女。

同治九年（1870），杨崇伊中举，充觉罗官学正白旗教习。光绪三年（1877），报捐内阁中书。翌年，参与修建慈安太后普祥峪万年吉地工竣，保加五品衔。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先后任丙戌（1886）、庚寅（1890）会试同考官。光绪十四年（1888），充武英殿协修。次年考试御史，奉旨记名。十七年，充国史馆纂修。十九年，丁父忧，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补授江西道监察御史。早年的杨崇伊，只是一名闲散文员，并未在政坛留下多少痕迹，但因其拥有高等科举出身，又善于利用家族政治资源和同乡、同年、姻亲关系，仍得以跻身上流交际圈，结交了不少政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为其日后介入高层政争创造了重要条件。

就同乡关系而论，杨崇伊最看重的是与同为“常熟八大家”的翁、庞两家的交往。其中，翁家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翁同龢的三兄同爵，娶崇伊伯祖希铨之女；同爵之子曾荣、曾翰（注：后过继给翁同龢），曾就学于崇伊伯父泗孙；翁同龢与崇伊的伯父沂孙、泗孙、舅父庞钟璐，都素有交情。同治十年（1871），崇伊赴京会试，在庞钟璐家初见翁同龢，翁对其印象极佳，称“极清挺，翰苑才也”。光绪六年，崇伊会试得中，又出翁氏门下，更得其“垂爱尤挚”。光绪十一年（1885）起，每年翁同龢在京摆春酒宴请同乡，崇伊几乎都受邀参加。以翁数则日记为例，可证二人关系之款洽：

饭罢移时拜数客，晤杨思大，将请伊为德孙（按：翁曾翰之子）作媒庞氏（按：庞钟琳孙女）也。

是日三兄忌日，设奠。客惟见杨莘伯。

闻杨莘伯丁外艰，驰函慰，送药及伞，明日行。

崇伊与翁家后辈曾翰、斌孙等，也往来甚殷。庞家的中坚人物，是官至刑部尚书庞钟璐及其二子庞鸿文、庞鸿书。此一门三父子，皆中进士、成翰林，亦属门第昌隆。杨、庞两家且世为姻亲：崇伊之母，即庞钟璐胞妹；崇伊三弟同颖，又娶庞钟璐之女。鸿文、鸿书与崇伊既是姑表兄弟，鸿书又与崇伊为同年进士，关系格外亲昵。值得一提的，还有杨崇伊的妻兄、刑部郎中曾之撰。之撰洒脱不羁，负有文名，曾与王懿荣、张謇、文廷式并称“四大公车”，其子即《孽海花》的作者曾朴。

除同乡外，杨崇伊也高度重视同年关系，与李慈铭尤称莫逆。李慈铭（1830—1894），号莼客，浙江会稽人，文名早著，但科场蹭蹬，直至光绪六年始中进士，此后官不过御史。李虽仕途失意，但才名藉甚，“一时翰苑诸公皆仰之如泰山北斗”。杨、李二人结识于光绪四年，后同中进士，来往更加频繁。光绪九年（1883），“以国恤不贺年，执友密亲间一过从而已”，李犹于当日晤杨。光绪十三年冬，杨崇伊在家设宴，邀同好为李氏贺寿，也令李感动不已。“夜诣莘伯家，以今夕莘伯偕子培、桂卿、芾卿为余作生日也。……烛粲灯妍，陈设华整，肴馔皆出内治，精夺五鲭，点心两食盘，香美尤剧。叨此非分，深惭过情。”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杨、李二人既相交多年，彼此的行事作风、政治取向必有若干相契合处。时人评价李：“矜尚名节，意所不可，辄面折人过。议论臧否，不轻假借苟同，虽忤枢辅不之顾。以是人多媢之。”这与《重修常昭合志》对杨的评价相近：“慷慨有大志，性直，每喜斥人过，人亦以此衔之。”此外，李对慈禧太后一向推崇备至，曾赞其“忧勤图志，百倍女中尧舜”。这也很可能影响到杨日后在“帝后党争”中的立场。又，李思想保守，“对来自西方的学术文化与科学技术整体上持盲目排斥的态度”。杨亦自述“不识时务，尚能自知”。

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李慈铭广泛的交际面，杨崇伊与同年进士沈曾植、黄绍箕、盛昱、何乃莹、王颂蔚、朱福诜、徐琪、王咏霓、徐宝谦、王兰、郭赓平、徐宝谦等，不时诗酒唱和；与同为进士的袁昶、王彦威、沈曾桐、缪荃孙、吴讲、徐定超、鲍临、濮子潼、杨晨、吴品珩、冯煦、朱怀新、吴庆坻、陆廷黻、陈彝等人，也有所往来。尤令时人津津乐道的是，杨崇伊和沈曾植、盛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且杨、沈为同年进士，杨、盛为同年举人。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1890年3月19日），李慈铭特邀袁昶、曾之撰、黄绍箕等人，为杨、沈、盛三人庆生。袁昶有诗记其盛：“座客各肃然，呼僮斥寒具。就中同甲生，古心鞭呴呴。”尽管如此，杨与沈、盛二人始终谈不上深交，在甲午战后更是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就师门、同年和同乡关系而论，杨崇伊早年无疑与清流渊源匪浅。同光以来，在幼帝继位、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督抚坐大的特殊政治格局下，慈禧太后出于权力制衡的需要，放任清流议政的风气风靡一时。其中骨干多出身翰詹台谏。起初奉李鸿藻为宗师的张佩纶、张之洞等人风头强劲，后因卷入中法战争，遭受重挫。继而翁同龢一派势力渐长，亲信之人包括文廷式、张謇、汪鸣銮等。光绪十五年（1889），杨崇伊应御史大考，并获记名，表明其也有意借御史一职出人头地。而这曾获得翁同龢的大力提携。“今日阅御史卷甫退，同邑杨振甫第三，庞劬庵第四，俞佑澜第十七，望必记名。”

杨崇伊一面与清流人物来往频繁，另一面热衷于延续与李鸿章等淮系权贵的通家之好。李鸿章之父李文安，为崇伊曾祖杨景仁的门生。光绪初，杨氏家族刊行杨景仁的《筹济编》，李鸿章曾出面作序。后李鸿章胞兄瀚章之女，嫁给崇伊四弟同复，使两家关系更进一层。光绪十四年（1888），李瀚章与徐郙结儿女亲家，特请杨崇伊、曾纪泽做媒。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光绪十八年（1892），崇伊之子杨圻（原名朝庆，号云史）娶李鸿章的孙女、李经方的长女李国香为妻。杨圻幼而颖悟，有才子之称。李鸿章对这桩婚事十分满意，曾特意叮嘱崇伊为杨圻延师教授：

月前孙女归宁，文郎偕至，正值天时晴淑，阖宅欢欣。……文郎留住旬余，朝夕相见，质性聪敏，气度详和，绰有家风，洵称令器。询其志学所向，尤为远到之资。……专课之师断不可少。虽有过人资性，若无指授，终虑作辍不常。此正一日千里之时，如此美材，真宜宝惜也。

崇伊另有二女，长女此前已嫁给淮系要员胡燏棻之子希林，次女后许配李鸿章嫡孙、李经述之子国杰。较之同乡、同年关系，这种官场上下联为亲家的婚姻关系，为杨崇伊缔造了更为稳固的政治基础。

生于江南世家，身负翰林清望，并得到帝师翁同龢的卵翼，文坛名宿李慈铭的推彀，以及联姻权臣李鸿章家族，这使得早年在政坛默默无闻的杨崇伊，实则拥有许多他人难以企及的政治资源，对于朝局的了解也比一般官绅准确透彻。尽管如此，杨崇伊的仕途发展不但落后于同科的沈曾植，更不及后起的文廷式，这使其内心深有不甘。而他之所以频频奔走权门，广为交游，正是为了寻觅在政坛发迹的机会。当然，对于翁同龢和李鸿章政见相左，杨也是心知肚明，故“与合肥书，痛诋常熟，而于常熟处又短合肥”，自己则夹处其间，左右逢源。至于李慈铭，虽与李鸿章分属不同阵营，但“以就天津书院故，官御史时于合肥不敢置一词”。其间是否也有杨斡旋之力，目前尚不得而知。

入台两劾：政治面目初显露

甲午战争以来，在日本的军事打击和国内主战派的围攻下，李鸿章及其淮系失势。同时翁同龢一派坐大，上结光绪帝，下联维新士绅，一面对李鸿章、孙毓汶等政敌穷追猛打，一面鼓动战后改革，并在事实上获得相当成功。不过随着对外局势有所缓和，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也很快发起反击。初任御史的杨崇伊，审时度势，出于政见的不同和政治投机、报复私怨的目的，不惜背弃师门，充当李鸿章和后党的政治打手，成为影响战后朝局走向的人物。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杨崇伊丁父忧服满，补授江西道监察御史，嗣掌广西道监察御史，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他在御史任上为期4年。这4年不仅是他政治上最活跃的4年，也是对国家大局影响最直接的4年。御史隶属都察院，负责监督各级行政，纠弹百官，官衔虽不过从五品，却拥有“风闻言事”的单独上奏权。这为杨崇伊参政、议政提供了便捷合法的通道。

杨崇伊就任后选择的第一个靶子是强学会。先是因甲午战后拒和运动的浪潮，以广东进士康有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军机章京陈炽为代表的一批进步官绅，逐渐聚到一起。他们一面上奏上书，敦促朝廷实行改革；一面发起京师强学会，创办强学书局，希望通过译书、办报，开通社会风气，汲引有识之士。强学会的成立，在一向严格限制结党集会的清朝京城，可谓首开先河，也因此成为中外各界关注的焦点。“自（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创办以来，朝士云集。军机、总署、御史、翰林、各曹来会者至百数”，包括翁同龢、李鸿藻、孙家鼐在内的中枢大老和以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为代表的地方高官，纷纷向该会捐款或拨房、拨物。若干英美人士也参与了该会的活动。继之而起的，还有康有为、张之洞两派共同发起的上海强学会，同样高调标榜改革。

正值中外人士对强学会寄予厚望之机，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1896年1月21日），杨崇伊忽上弹章，劾奏台馆诸臣创办强学书局，结党敛财，“流弊所极，必以书院私议，干朝廷黜陟之权，树党援而分门户”，请旨封禁并严惩创办之人。光绪帝当日下旨都察院查明封禁。上海强学会也随后宣告解体。

强学会被禁，在官绅中间引发强烈轰动。梁启超称：“会既被禁，京师哗然，谓将兴大狱。”翁同龢日记亦载：“南城因封禁强学会，众汹汹有烦言。”关于杨氏奏劾的原因，起初有人不满翁同龢明哲保身，杨崇伊又为其门生，疑心是翁氏暗中唆使。但多数人都揣测李鸿章才是幕后主谋，毕竟此前强学会成员曾多次攻击李，李要求捐款入会，亦遭该会拒绝，由此唆使亲家出面报复，着实不无可能。不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表示，李鸿章“拒绝承认他和强学会的关闭有什么关系”。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也判断李鸿章与此事无关。所以亦不能排除杨崇伊主动逢迎的可能。

本年春拒和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杨崇伊对时局一直保持缄默，不仅如此，出于对李鸿章的维护和偏于保守的政治见解，他对言路的高涨甚至抱有强烈反感，所以劾强学会一奏，开篇就抨击言路局外论事，惑乱听闻。杨氏同日所附奏片，亦是不满津、沪等地报馆讥弹时政，请饬南北洋议禁。另外，杨此前一直在上流交际圈如鱼得水，对强学会起初也有意虚与委蛇，但因其“不出会费而欲为会员被拒绝”，故而“怀恨在心，以种种理由构陷其事，遂及弹劾”。御史张荀鹤也揭露：“（杨）始与康逆厚契，闻康将败，抗章弹劾。”这暴露了杨性格中狭隘反复、挟嫌报怨的一面。而最重要的是杨能够透过李鸿章等人获悉朝廷高层好恶，借机媚上，亦是大有可能之事。此前强学会成员张仲炘请撤督办军务处、褚成博弹劾军机诸臣，严重触怒恭亲王奕等人，“政府既恐清议日甚，渠辈无所容足，而一二伧父，遂欲借此报私怨，兴大狱，抄党案旧文。”吴樵就格外强调这一层：“杨崇伊者，揣政府之意，……迎合李、孙（按：孙毓汶），欲借此以兴大狱，遽以聚党入奏。”翁同龢事后托词，亦是“推之两邸，而为诸人抱屈”。换言之，个人私怨、政见相左和取媚权要，都可能构成杨崇伊弹劾强学会的起因，而强学会的内讧又恰好给他提供了上奏的机遇。“会中有某官者，甚专愎，会中诸公共恶之。本月上旬会中分一新局在琉璃厂，将某官二三人分出局外，不与之谋，某人怒而相攻，故有言官奏劾之事。”不久强学会虽又获准以“官书局”的名义重开，但士气已挫，再无补于大局。

杨崇伊首战告捷，初次显露出其忮刻阴险的一面，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转年二月十六日（1896年3月29日），他再上一疏，严参侍读学士文廷式、记名御史李盛铎，再度在政坛掀起轩然大波。该折篇幅不长，却触及文氏甲午主战、操纵言路、交通宫禁、朋比党援等一系列敏感问题：

窃见侍读学士文廷式……通籍之后，谄事文姓太监，结为兄弟，往来甚密。东洋事起，群言厖杂，皆由该员主持。御史安维峻之折，亦听其指使。故遣戍之日，该员广为劝募，赆者盈万，躁妄险诐，至斯已极。……（与李盛铎）生同乡贯，互相标榜，梯荣干进，遇事生风。常于松筠庵广集同类，议论时政，联名执奏，博忠直之美名，济党援之私见。……应请旨速予罢斥，以儆官邪而端士习。

该折当日转呈慈禧太后。次日奉旨：

文廷式与内监往来虽无实据，事出有因，且该员于每次召见时语多狂妄，其平日不知谨慎，已可概见。文廷式著即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不准在京逗留。此系从轻办理，在廷臣工务当共知儆戒，毋得自蹈愆尤。

与强学会的封禁不同，该上谕完全反映了慈禧太后的意见，且亦不同于杨折重在攻击文廷式操纵言路，而是另行添出文氏“每次召见时语多狂妄”云云，并警告“在廷臣工务当共知儆戒”，明显是借机发作，杀鸡儆猴，刻意敲打帝党。这也解释了为何杨氏弹劾文、李二人，谕旨仅针对文氏。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号芸阁，江西萍乡人。早年为广州将军长善幕府，并由此结交其嗣子志锐，以及志锐之弟志钧和两个妹妹（即光绪帝的珍、瑾二妃）。光绪十六年（1890），因翁同龢赏识，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甲午（1894）春，大考翰詹，光绪帝亲擢一等第一名，升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甲午战争爆发后，文氏坚决主战，一再攻击李鸿章、孙毓汶，引起后党侧目。慈禧太后甚至放言“事定当将此辈整顿”。翌年（1895）春，文廷式又鼓动官员举子们抵制《马关条约》，痛诋李鸿章为“汉奸”，使李“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他还支持光绪帝实行战后改革，参与发起强学会。康有为形容文氏之于帝党的重要性称：“上所倚，一常熟耳，力不支，将以三哥（按：文廷式）佐之。”内阁中书汪大燮甚至评价：“京中真君党只渠一人。”

深谙政坛内幕的杨崇伊，此次径直向文廷式出手，且词连宫闱，不啻是对翁同龢的公然背叛和对帝党的公开挑衅，若非有高层授意，恐怕他也不敢贸然为之。对此，时人普遍认为是出自李鸿章的指使：

闻二月李鸿章临俄时请见慈宁，折列五十七人请禁勿用，第一即文道希，李出京而御史杨崇伊抨弹文道希之疏入矣。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杨崇伊为合肥访查台馆弹劾东事之人，开一清单，凡三十余人。十五六合肥又独诣长信呈之。十八杨即以弹芸阁章就正合肥。合肥临行有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否？

而由李鸿章及其心腹的反应，也证实了他对此事的特殊关切。二月十七日、十八日，沈能虎、盛宣怀竞相电告李，杨弹劾文氏落职的消息；十九日，李电复沈：“以后新闻，望商告孙（按：孙毓汶），随时电告。”

杨崇伊疏参文廷式，固然是为李鸿章修旧怨，但同时也是有意迎合慈禧太后。乙未春中日议和以来，慈禧太后为避舆论锋芒，一度退处深宫。但随着李鸿章、孙毓汶等人接连受挫，光绪帝、翁同龢的势力坐大，为维持政治上的平衡，她很快再施雷霆手段。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她以“信口妄言，迹近离间”为词，将翁的亲信、吏部右侍郎汪鸣銮和户部右侍郎长麟革职，永不叙用。翌年正月，撤毓庆宫书房，取缔翁与光绪帝的独对。二月十六日、十七日，她接连斩杀违例上书的太监寇连材，驱逐文廷式，皆是针对帝党的政治威慑。而杨之所以选在寇连材被杀翌日上奏，且以文氏勾通太监为词，很可能就有宫中之人里应外合。换言之，文氏被劾是甲午以来帝后党争的持续与高潮，杨则主动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而与之相对，李鸿章奉旨出使俄国，同样是慈禧太后政治平衡战略之一环。

相较于强学会的封禁，文廷式被黜对朝局的影响更加直接。汪大燮感慨：“自道希落职，从此诸人结舌，下药如此灵应，亦奇谈也。”翰林院编修叶昌炽也意味深长地写道：“钩党之祸，近在眉睫，明哲之士，所当深戒。”不仅如此，当时还颇有慈禧太后废帝另立的风传，“京师人人震恐，虑皇上之位不保。”吴士鉴还透露内定的继承人是端王载漪之子溥儁（按：3年后被立为大阿哥）。受这种紧张肃杀的政治氛围的影响，清朝的战后改革自然很难充分展开，而仅能于军事、经济、教育等有限范围内实施。直至胶州湾事变后，随着外患急遽升级，改革的势头才再度昂扬。

杨崇伊任职御史仅半年时间，首劾强学会，再劾文廷式，接连予帝党和维新官绅以重创，连带殃及整个国家的改革大局也由形势渐好转向摇摆不定。媚上希宠、挟私报怨的他，固然由此获售于后党，却也因此为士林所鄙。郑孝胥评论：“杨崇伊本恶奴，众所不齿，朝廷乃用其语弹压朝士，呜呼，人心瓦解，速之亡也。”吴樵也预言：“此人不久必高升，升则以排正类为己任，平日对人言如此，可谓凶恶之至。千古亡国，如出一辙，可恨可恨！”尽管如此，经此两番重挫，康有为等人也充分意识到言官之于政局的特殊影响，并在此后的行动中，不惜采用贿买、结党、代拟奏折等多种手段拉拢言官，俾其充当己党的政治代言人，进而左右国家大局。

（本文首发于《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原题《“行险以徼幸”：杨崇伊的仕途与人生》，作者张海荣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