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陆帅：风流之外——魏晋时代的人群、政治与社会

【整理者按】3月20日，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编辑室与历史研习社邀请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陆帅博士在线上举办“风流之外：魏晋时代的人群、政治与社会”公益直播课。

陆帅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于《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曾赴日本京都大学从事合作研究。2020年，其译著《晋武帝司马炎》《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与刘萃峰、张紫毫合译）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逐次推出。

讲稿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编辑室整理，文字经陆帅博士审定。

首先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起这个题目。讲到魏晋时代，我们自然就会想到魏晋名士、魏晋风流，就像诗中所说的：“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名士风流是魏晋时代的永恒标签，但是除此之外，魏晋时代与秦汉时代，就时代特征而言究竟有什么差别？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生活在魏晋时代与生活在秦汉时代究竟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基本生活状态是怎样的？这些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基本问题，希望大家在听完这堂课后能够找到答案。

一、士庶有别：魏晋国家体制的特征

1、士人与身份

先谈第一个话题，就时代特征而言，魏晋时代与秦汉时代究竟有什么差别？

首先从社会身份方面来说，魏晋和秦汉时代存在很大差别。自战国时期各国改革变法后，开始实行编户齐民，秦汉时代延续这一政策，除了皇帝之外，理论上来说其他人都是平民，在法律精神这一层面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地位体现在何处呢？从经济社会这个角度，就是每个人都要交税、服徭役。《汉书》如淳注中有一条很经典的史料，在讲到秦汉时代特征的时候经常会提到：“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法律规定，每个人都有戍边三日的义务，哪怕你是丞相的儿子也不例外。当然实际上，每个人戍边三日是不现实的。从已出土的简牍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少在边境上要值三个月，大家往往是出钱，找一个人代替去值这三天班。因而有些人就专门在边境去戍边，以此来获得收入，绝大多数内地的人选择交钱来承担戍边的义务。由此可见，汉代的法律在精神层面，有一种相对的平等性。当然，如果你有高爵，是可以免除徭役的。但获得高爵需要军功的积累，这种特权来自于后天，而不是先天的身份。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一类人，即士人或者说士大夫，他们先天具有特权的。士人的一项重要特权是“荫其亲属”。《晋书》记载，士人子孙拥有免除徭役的特权。此外，《南史》中还记载士人无“关市之税”。六朝时，商品经济很发达，国家大量的收入来源是商业税收，商品进出关口是要交税的，但士人带着商品则不需要交税，这也是他们的特权。所以沈约在《宋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周汉”，他这里主要指的是秦汉时代，大家身份上是相对平等的，有能力的人做官，管理普通人。但是他说魏晋时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分化为贵与贱。贵指的就是士人，士人天生高贵；贱指的是庶民，庶民天生就不如士人。士人与庶民是严格分开的，从出生起身份就不一样，享有的权利也不同。

这就是秦汉与魏晋时代在社会身份上的一个重要差别。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说，秦汉时代是皇帝的个别人身支配时代，所有人都像一颗颗原子，在每个人之上的只有皇帝而已。只有皇帝一人，天生高贵，身份与众不同，而其他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但是魏晋时代出现了变化，皇帝之外，出现了士人这个阶层。士人处于皇帝与普通民众之间，天生享有特权，不仅在经济、社会活动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方面都拥有特权。政治方面的特权体现在能不能做官，能不能做到比较高的官职。

2、九品官人法

从选举制度上来说，汉代和魏晋时代有很大的差别。汉代的选官制度有很多，例如察举制、征召制，还有任子制、訾选等等。到魏晋时代，出现了九品官人法，也称九品中正制。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人做官之前，要对此人评定乡品，从一品到九品，品级越高，能够担任的高级官职就越多。而品级越低，那仕途就比较困难。其实还有大量没有乡品的人，他们想进入官界就更困难。他们一般会先做一些流外官，等找到合适机会后再进入官界。当然，也可以去前线获得军功，靠打仗立功进入官界，六朝时很多出身一般人走的都是这条路。但这条路很危险。

九品官人法这个制度好不好呢？它的本意实际是好的，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察举制成为主流的选拔方式。察举制是郡太守每年向中央政府推荐人才，根据每个郡的人口多少、地位高低，有不同的名额，选拔权力实际掌握在郡太守一个人身上，这里面就容易出现很多虚伪、走后门的现象，文献中也有很多材料表明东汉时选举制度已经非常腐败了。所谓“九品中正制”，是指一个人在参与国家选拔之前，由当地的中正官根据当地人对此人的评价给予乡品，乡品分为九等。理想的状态是，中正官和当地的社会氛围都很公平公正，那九品中正制显然是比察举制更为进步的制度。但是我们知道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并不能达到理想状态，包括魏晋时代很多大臣都谈到：在九品中正制度下，许多优秀的一般人才华得不到施展。因为它看起来很理想，但实际上由于品评人物的大权掌握在中正的手中，一些大家族垄断品评相品的权力，出现了所谓的“门第”，不论能力品德如何，有些家族天生拥有较高的乡品。相反，即便一个人品行才德都不错，但只要不是大家族出身，甚至都没有资格得到中正官的评价。所以，这个选举制度反而比东汉的察举制显得更为僵化。我们知道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九品官人法研究》，前些年由复旦大学的韩昇老师等翻译了中文版本，谈的就是这个制度。中国方面张旭华、陈长琦、阎步克、李济沧等很多学者，也都很关注这个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代，政权频繁更迭，与不稳定的皇权相对应，士族（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则相对稳定，士人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日本学者川胜义雄说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贵族制社会，与汉代很不一样，原因就在于士人的身份不是由皇帝决定的，而是由士人舆论决定。史书中有很多经典的例子，主要是发生在南朝，因为南朝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制社会。比如，中书舍人王弘出身不太好，想成为士人。宋文帝很喜欢他，跟他说：“你要想做士人的话，得去找王球。你跟王球说你是奉旨意来的，如果王球跟你坐下来，好好聊一聊，那你成为士人这事就没什么问题了。”王球是谁呢？他是琅琊王氏出身，是当时名士的代表人物，得到他的认可就表明士大夫这个阶层接纳你了。结果，王弘去了之后，刚想坐下来，王球就举着扇子说：“你不能坐。”王弘也没办法，灰溜溜地回来了，把事情告诉宋文帝，宋文帝说：“那我也没办法了，这件事我说了不算。”文献中有一句经典的话，即“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3、累世联姻

魏晋南北朝时代，这些大家族联姻的对象也比较固定，士族与士族间通婚。门当户对是中国古代，甚至到现代都长期存在的一个习惯。我们观察一些大家族的主要房支，只要他们还处于比较好的社会经济状况下，他们的联姻对象是比较稳定的。例如知名的陈郡谢氏，宰相谢安就出自这个家族，家族里房支众多，据传世文献与1984—1987年南京司家山谢氏家族墓地出土谢珫、谢球、谢温等墓志，可知谢攸一支联姻对象包括琅琊王氏、陈郡袁氏、太原王氏、温氏、颍川陈氏、庾氏、河东卫氏，都为知名的侨姓士族。这样的情况在魏晋南北朝很普遍，包括皇帝的婚姻，有时也要受到这样风气的影响。哪怕到唐代，这种风气仍在延续。有个很有名的例子，唐代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想跟清河崔氏联姻，结果被拒绝了。到了唐代中后期，唐文宗也想跟这些大家族联姻，结果又被拒绝了，他很生气地说：“我家做了两百年天子了，门第还不如崔氏、卢氏？”

大家都知道《西厢记》，主角是张生和崔莺莺，这个剧的原型是唐代人元稹写的《莺莺传》，里面有一个细节，女主角叫崔莺莺。她为什么姓崔呢？或许不是偶然。对唐代人来说，人生成功圆满的标志有好几个，考上进士科是一个，娶妻要娶五姓女也是一个。所谓五姓，就是崔、卢、李、郑、王这个著名的大姓。当然，其中还有细分。例如崔氏有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女主角姓崔，它实际反映了唐代讲究门第的社会风气，而这种社会风气源自魏晋南北朝。

二、里、村、豪族：乱世中的人群与社会

1、秦汉时代的非宗族化社会

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普通百姓生活在魏晋时代，与生活在秦汉时代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基本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秦汉时代是一个小家庭化时代。在汉代最为常见的家庭是五口之家，《汉书·地理志》记载：“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这是西汉末年的情况，算下来的话平均每户4.87人，不到5人。为什么汉代是个小家庭社会呢？战国前期，孟子说当时是八口之家，稍微大一些。这主要与商鞅变法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关，当时规定强制分家，“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家者，倍其赋”。家里有两个儿子及以上的，儿子成年之年必须分家，否则赋税加倍。把大家庭变成小家庭，是为了便于日常管理与控制，压制地方上的豪强势力，一般来说豪强都是大家族，家族越大凝聚力就越强，对抗政府的可能性就越大。从商鞅开始的强制分家、压制豪强的政策，秦、西汉时代统治者一直延用，除此之外，还不断把地方上的豪强、战国时贵族迁到都城附近。比如秦始皇迁六国贵族。汉高祖、汉武帝把功臣家族、豪强家族迁到长陵、茂陵等。随着这些豪强迁过来，方便中央控制之后，这些陵区——有时候概称为五陵——周围反而成为有钱人的聚集地。唐诗中常常用到“五陵少年”这个词，它给人的意象是一个有钱、豪爽、潇洒的少年，其出典就在就在西汉时代。

秦晖老师在《传统十论》中说道：“秦汉时代是极端的非宗族化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从魏晋以后，宗族聚居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而在秦汉时代，却有些不同。秦晖老师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在秦汉时代提到一个人的信息时，经常说四个信息：名、县、爵、里。你叫什么名？住在哪个县？住在哪个里？是什么爵位？在一些出土文物上也可以看到，比如秦始皇陵附近发现了一些刑徒墓，这些人主要是为秦始皇修陵的。以一条砖铭为例：“兰陵居訾便里不更牙。”这是什么意思？兰陵是兰陵县，居訾是此人来这儿服徭役的原因，欠政府钱。这个人是兰陵县人，居住的里叫便里，爵位是不更（不更是二十等爵中的一个），他的名字叫牙。在信息记载中并不记载他的姓，因为秦代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非常细密，确定了你居住在哪个县、哪个里，确定了你的名字、爵位，就能定位得很清楚了。

在秦代和西汉前期，讲到一个人的时候，很多时候都省略姓。比方说很有名的内史腾，一开始做咸阳内史，后来做南阳郡守，在这期间把韩国灭了，在睡虎地秦简中看到他后来又去做了南郡守。这个人很有意思，但是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叫腾，不知道他姓什么，史书中没有记载。这样的例子非常多，这个细节就反映出秦、西汉前期，是一个非宗族化的社会，政府尽量地把家庭打散，不让百姓形成大的宗族，杜绝地方上形成豪强势力。而魏晋时代就不一样了，豪强又回到了历史的前台，我们后面会提到。

2、“里”的时代与“里”共同体

秦汉时代，人们往往是居住在里中，有些学者还画出了里的复原图。这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基本适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传统所谓中原地区，像是南方地区或是西北边塞可能实际会有所差别。我们就先谈这种理想的情况，秦汉时代最基本的是郡县制，郡、县、乡、里，里是人们基本的居住单位，有点类似今天的小区一样，规模不是很大。

里的四周有围墙，门口有看门人，称为“监门”。里不能随意进出，早晚有固定开放和关闭的时间，外面的人进来，要通过监门的通报。不同学者画出的复原图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基本按照文献中记载，一个里有一百户，这样画出的复原图。五家在一起，当时有类似保甲连坐的制度，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中也提到，如果家人、邻居犯法，你知道却不举报，那么你也有罪。从复原图上看，每家的间距离很近，每五家、十家会再有一个小隔档，这就是当时人们居住的最基本单元。不过从新出土资料来看，很多时候没有这么理想化，马王堆汉墓出土过《驻军图》，上面画了很多的里，图上里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三十多户、二十多户。再如我们能看到东汉时期都城洛阳周边的一份买卖契约，一个里中很多家聚在一起去买一块公用地，契约里反映里的户数也不太多。这就说明，一个里一百户人是一个理想状态，是来自经典的一种想象，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别。

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生活在里中的人互相间关系如何呢？里具有相当的自治性。里中主要有两类人在进行管理工作，维持秩序。一类人叫里正（里魁），带有一定官方性质，但是他又不是官员。另一类人叫父老，民间色彩更浓一些。里正收税时，父老在一旁协助。父老一般是有道德的，最重要是年纪大的人。我们在史书中可以看到，刘邦入关中，和父老相约，轻徭薄赋、约法三章。这里的“父老”，指的就是当时关中地区在地方上具有一定领导力的一类人。汉代的“里”，除了里正之外，在日常民事纠纷、祭祀活动、维持邻里关系等方面，主要是依靠父老。汉代的里是具有共同体性质的小社会，居住在其中的人彼此很熟悉，平时的互动很多。和当今的大城市中小区的邻里关系很不一样，今天城市小区中年轻住户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少的。

新出土的《岳麓秦简·三》记录了一则很有意思的案件，叫“识劫婉（原字为左女右冤，方便起见用婉代替。）”。案件的开头讲了一件事，秦国有个大夫（这里大夫不是指士大夫，是二十等爵制中的爵位）名为沛，他原来有个妾叫婉，实际上在当时是家内的奴隶。沛很喜欢婉，婉也为他生育了几个孩子。沛在正妻去世后，说不再另娶了，就把婉当做自己的妻子。然后我们看到，他把这件事告诉宗人、里人，也就是告诉自己的亲戚和邻居，他想把婉纳入自己的宗族，给她一个相对正式的身份。除此之外，还要“出里单赋”，简单来讲就是出份子钱。住在同一个里的人，遇到婚丧嫁娶都要出点钱，从这些钱办一些活动。在里中的人收了份子钱，也就算是认可了婉的身份。从这个故事，我们就能看到当时生活在同一个里中的人，平时联系很紧密，拥有这样一种共同体的意识。

从秦、西汉时代开始，到东汉时代，里共同体社会实际上在慢慢解体，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上豪强势力的兴起。虽然豪强一直存在，但是他们的势力在秦、西汉前期较弱，在西汉中期以后，尤其是从东汉开始，地方豪强的势力发展得越来越迅速。因为与秦、西汉政权相比，东汉政权相对较弱，另外从根本政策上来说，压制、迁徙豪强的政策，从西汉中后期开始就慢慢地消失了，在文献中就看不到了。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豪强的势力是长期而普遍存在的。秦、西汉时代反而是相对特殊的一个时段。

3、豪强崛起与坞壁村堡

东汉时代，豪强已经逐渐崛起，在地方社会掌握着很大的势力。许多实力强大的豪强就从里中走出来，自己建立庄园。庄园很大，有家兵，有防御设施，甚至可以抵抗地方政府的军队。东汉以及三国时代有很多相关的记载，家丁犯法，地方官员带着军队上门去抓，豪强把庄园的门一关，军队也没有办法。这些豪强不仅武力比较强大，而且有产业，财力雄厚，在朝廷中有人，地方官员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举个例子，前两年的电影《让子弹飞》里的黄老爷，就是典型的地方豪强。这一类人，从古代到民国时代一直存在，东汉时代的豪强很多就跟黄老爷差不多。豪强往往是聚族而居的，家族不断繁衍，在地方社会的实力也越来越强，垄断各种资源，包括政治、文化资源。东汉时代有一部很有名的书《四民月令》，虽说是农书，但实际反映的是豪强庄园中的活动，而不是生活在汉代典型的里中民众的生活。

从居住在里中，到豪强庄园的出现，在东汉时代，这两种居住形态是并存的。但是由于战乱的发展，东汉末年至三国分裂割据，让不少的里迅速消亡。一般来说，在和平年代，居住地都是挑选地势平缓、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但是一到战乱时代，这些地方很容易就成为军队袭击的对象，所以到东汉末年以及三国时代，以里为居住单位的形态一下子少乐很多。

普通老百姓在战乱时代，尤其是在东汉末年瘟疫还很流行的时代，里不能住了，那人们去哪儿呢？这时候就出现了很多所谓的“坞”“壁”“村”“堡”这样新的名词。它们与里的差别，一是在于往往地处险要，有军事防御设施，具有一定的军事防御功能。二是虽然也是小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的领袖不再是父老、里正，战乱时代政府的行政控制已经很难达到最基层，仅仅年纪大、品德高尚，也难以号令大众。而拥有雄厚实力、富有组织才能的一些豪强、豪族，成为了不少“坞”“壁”“村”“堡”的领袖。当然，品德为众人所认可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们看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献，随着时间的推移，里出现的越来越少，村出现的越来越多。所以日本学者宫川尚志专门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六朝的村》，这是他认为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相比地方社会上一个很大的差别，汉代的人居住在里中，里中尊奉父老；而魏晋南北朝的人住在村中，村是带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村中首领往往是豪强。东汉末年战乱，让本来隐藏在秦汉大一统王朝之下的潜流地方豪强迅速兴起。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各地都出现了知名的家族、豪强，完全掌握地方资源，比东汉时代的势力更为壮大。这些豪强中有不少与后来的曹魏、孙吴、西晋政权产生了联系，朝廷想要社会稳定，就必须拉拢这批人。这批人也具有领袖才能、军事能力，所以他们就慢慢进入朝廷，成为士人的一部分。

因为坞壁、村堡的普遍存在，陈寅恪先生曾经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桃花源记>旁证》。《桃花源记》是东晋陶渊明写的很有名的文章，那么桃花源的原型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中是没有战乱纷争、一片祥和的世外桃源，代表着人们对于太平盛世的理想追求。但是陈寅恪先生说，桃花源其实是有原型的，这个原型就是东晋末年刘裕北伐的过程中，路过了很多的堡壁，这些坞壁、村堡都地处险要。陈寅恪先生认为，参与北伐的随军文人看到这些堡壁之后，把相关的故事带回了南方。陶渊明在听说了这样的故事后，就以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原地区的坞堡、坞壁为原型写作了桃花源的故事。《桃花源记》实际上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并不是仅仅出自文人的想象。

在战乱时代，什么地方可以避险？那肯定是山中，而不是平原地带。六朝时代，无论是从文学上，还是史学上，从人们的政治、宗教、文化活动，甚至日常社会生活，山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山中可以避险，山中也很幽静。尤其是南方的山，对于永嘉南渡后迁徙而来北方人，是全新的景观与环境。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别是南方地区。普通百姓，修行的道士、僧侣，甚至统治者都喜欢山中。山这一地理区域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关于山的元素。山中隐居、山中修道、赏玩山水。魏晋南北朝时代人们在山中的活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渊源。武汉大学魏斌教授前些年一直做与山有关的历史研究，最近刚出了《山中的六朝史》这本书，光看名字就很有美感，内容也兼具了精致、有趣与深度，推荐大家看一看。

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人们生活的区域、基本单元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还出现了大量的屯田民。做屯田民的日子很辛苦，所以实际长了，百姓往往要逃跑，很多时候进入到豪强的庄园或坞堡中。客观上而言，在豪强庄园、坞堡中，虽然生活也很艰辛，但至少稳定。不容易被军队掳掠袭击，也不太会被官方强制征发各种徭役、兵役。我们看中国古代史上关于人口数目的统计，魏晋南北朝时代与汉代相比，人口少了很多。但是少了这么多人，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瘟疫灾害等非正常死亡，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人跑到豪强庄园或坞壁、坞堡等国家户籍无法统计的地方，从而逃避赋税、徭役等大量的义务。

4、豪族共同体社会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豪强的兴起，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先生曾经提出一个理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豪族共同体”社会。组成这个社会的基本单元不是一个一个的里，而是以豪族为中心的共同体。在豪族之上，进入朝廷做官，成为所谓的贵族。再往上是皇帝，皇帝也是士族或者说贵族集团的一员。这是他认为秦汉与魏晋南北朝时代重要的差别。

文献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北方的一些大家族，“一宗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这是一个大家族聚居的时代。当然，这样聚居的大家族其实是以一个或几个核心大家族为中心，还有许多普通百姓依附这些大家族。谷川道雄先生认为，豪族共同体能够形成的原因不仅是豪族拥有强大的实力，更关键的是豪族具有道德、文化知识。

谷川道雄先生的这个观点有一定争议性，在日本学界就存在一些反驳的声音，引入国内以后自然也有很多争议。毕竟这与大家熟悉的阶级斗争史观不太一样。好像原本被马克思主义史学揭开温情脉脉的面纱又给蒙回去了。包括在具体论证的过程中，谷川道雄先生其实线条是比较宏大了，列举的史料不多，理论性的概述比较强。这也是中外一些学者提出疑问的方面。包括我自己，曾经也对谷川先生的这个观点有些疑惑。

不过，这件事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理解。就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谷川先生提出的这个理论主要是关注到了魏晋时代和秦汉时代在地方社会的组织形态上的巨大差异。魏晋时代，在传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以豪族为中心形成的坞堡、村壁的确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在秦汉时代，尤其是秦、西汉时代几乎是看不到的。这种差异，谷川先生将他作为观察秦汉魏晋历史变迁的一条线索，只是希望借此提出一个视角、一个方法。而不是说将“豪族共同体”作为真理，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把所有的史料都放进去分析。不少我们熟知的理论，可能都是这样一种情况。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豪族共同体”等理论就好比独孤九剑，很精妙，但终究是外家招式。短期内有点速成效果，但如果想真正理解，发挥最大作用，还是要依托最基础的华山剑法与内功心法。反过来说，只专注于基础的剑法与心法当然也不行，人的思维与眼界会被限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