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和化解“次生灾害”需要法治思维

前几天，一位非湖北籍法学家在网络发文呼吁国人疫后应摒弃对湖北人的偏见，大胆接纳湖北人回到全国各地的工作岗位。并且大声疾呼：我们万众一心走完了抗疫的上半场，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接下来的重要任务是医治疫情创伤恢复经济正常运转，让全体人民回归正常生活。从目前全国疫情发展看，除了防范输入型疫情和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引起的风险（当然这都需要提到足够的高度予以认识和防范），恐怕防范因疫情造成的“次生灾害”将成为我们接下来工作的重点之一。“次生灾害”一词原指由于自然灾害（原生灾害）直接影响趋于平缓后，其间接造成的负面影响和损失。一般而言，大的原生灾害发生，都会导致一定的次生灾害。

如果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看作一次“原生灾害”，那么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我们大抵还是可以想到一些的：从破碎家庭的遗孤到倒闭的企业，从留守儿童的无人照料到由于医疗资源被挤占而得不到救治的非新冠肺炎病患，当然还包括返工无门的湖北民工。这些次生灾害有的已经发生，有的正在发生，而还有的则还没发生。如何防范和化解次生灾害，是每一次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显然，针对不同的次生灾害问题，理应使用不同的措施。但不管什么措施，其背后的主导思维和逻辑应是一致的，即法治的思维。

什么是法治思维？如果要详述，可能需要较大的篇幅。概言之，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阐述：一个层面是价值观层面，强调思考问题以“合法性”为出发点，强调所谓符合“法治要求”；另一个层面则是职业层面，强调处理具体问题以法律逻辑为基本逻辑方式展开。有学者将法治思维类型化为十二个具体方面，但其核心其实是三个，即规则意识（包括底线思维）、权利保障和程序优先。之所以强调法治思维在防范和化解次生灾害过程中的重要性，一方面建立在法治思维的基本特点和功能之上的，另一方面更是建立在我们党和政府依法治国的决心和方略之上的。

首先，法治思维是一种强调公平的思维。众所周知，公平是法治终极追求的价值，也是我们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疫后次生灾害的防范与化解，最需要的就是公正。次生灾害与原生灾害最大的不同就是原生灾害的近因是自然力，但次生灾害往往有一定的人为因素。此时，能否公平地处理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这里的“公平”，一方面来自实体结果的公平，即是否平等对待每一个个体？是否达到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相当？是否功当其赏，罪当其罚？另一方面来自民众直观感受，即朴素的正义观。这是人民眼里的“公平”。很显然，后一种公平有赖于前一种公平的实现，但有时候后者所反映的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公平和正义，其重要性不亚于结果公正本身。如之前发生的一些给予外国人或者外国归来者以高于本国人待遇的事情，既对本国人而言是一种不公平，而且也会影响老百姓对政府工作公平程度的认同感。而如果坚持法治思维，强调内外一致，人人平等，则不会出现上述问题。

其次，法治思维是一种强调程序的思维。程序问题是法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否重视程序的价值和作用是衡量依法治国水平的重要标尺之一。无论是政府行政还是法院、检察院处理案件，首先要保证的是程序的公正。只有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实体的公正才能得到保证。相反，如果程序缺乏公正，则很难保证结果的公正。即使结果看上去是公正的，但这种公正依然是缺乏可持续性的，也难以得到公众的完全认可。法治思维正是这样一种程序和实体并重的思维，甚至可以说程序比实体更优先。防范和化解疫情之后的次生灾害，程序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大疫之后，惊魂甫定，极易出现“寒蝉效应”。各种疫后重建，复工复产等工作需要倍加小心，防范和化解次生灾害亦是如此。此时程序的意义将被凸显，因为相对结果而言，程序更加显性化，而且先于结果出现。程序正义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更易被普通百姓理解并接受。试想一下，如果在疫后的复工复产过程中，某地某部门不能够在执行程序上实现公正，群众看在眼里，又如何相信会有结果的公正？而缺乏信任感的群众，则有可能诉诸网络，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网络次生灾害。因此让深受疫痛的百业和人民早日走出阴霾，同时避免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应当首先从各种工作的程序做起，努力实现程序的公正。这也正是法治的价值与光辉。

最后，法治思维从不排斥效率。在人类思想发展史的长河中，效率和公平从来就是一对双生子，不离不弃。有人认为经济学以效率为根本，法学以公平为依归，其实都是片面的。至少法律从不排斥效率，甚至很多情况下效率就意味着公平。这在很多法律条文中都有体现。从买卖合同中的风险分摊到合同履行不能时的效率违约，从证券发行规则中的信息披露到票据的无因性，无不透出效率的光辉。

法治思维正是靠效率和公平这两个轮子驱动而前行的。显然，疫后的次生灾害的防范与化解也只有在这样的法治思维下才能够有效进行，而不至于跑偏或者停滞。最简单的例子，恐怕就是大家每天都能在各种媒体看到的疫情发展的公开数字变化。准确、及时而快捷的公布疫情数字，既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基本手段，也是最有效率的化解恐惧、制止谣言的措施。

本文搁笔之际，听闻除武汉以外的湖北其他地市已经解封，而武汉亦即将于4月8日解封的消息。欢欣之余，“抗疫斗争下半场”的言语又在耳畔响起。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在前一阶段的抗疫斗争中付出了卓绝的努力，承受了巨大痛苦与损失。但“启封”之后的次生灾害防范和化解，以及“输入型”和无症状感染者问题的解决，其重要性和艰巨性可能不亚于“上半场”，因为与病魔的斗争主要靠医术与科技，而“下半场”问题的解决则需要改变一些人的思维习惯与长久形成的路径依赖。但也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取得整场战役的最终胜利。

（作者李磊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