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女医、“妇女界之梁启超”张竹君在沪行医事迹

曹晓华 上海老底子

若张竹君仅以医者、教师形象示人，在那个国族内外交困的年代也已实属不易，毕竟那时女学初兴，社会对女子的期待还未摆脱“贤妻良母”的窠臼。然而张竹君之所以人称“妇女界之梁启超”，不仅在其女医身份，更在其非凡的政治胆识和活动能力。

张竹君

1926年夏季的上海，霍乱肆虐，各大时疫医院人满为患。时疫医院大多依靠民间力量组织筹办，是周期性开放应对疫情的临时医院，义务救治受感染的病患，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无数百姓在此求医问药。在当时的上海，除了隶属中国红十字会的西藏路时疫医院、天津路时疫医院、沪城时疫医院、闸北两处时疫医院外，还有民间慈善家袁士勋所办的虹镇时疫医院、医商黄楚九主持的白克路时疫医院等。在这些时疫医院中，沪西时疫医院有些与众不同。

这座医院位于星加坡路（今余姚路）42号健华医院内，由健华医院院长张竹君主持。1926年8月，正是上海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沪西时疫医院就在这个时候开办了。霍乱又称虎疫，染病者吐泻不止，脱水而亡，病人粪便中的霍乱弧菌污染水源后使疫情扩散开来。而同年全国各地共有232次水患，江浙皖三地即有29起（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第376页），酷日当空，蔓延的洪水污染河道，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病患数量激增，中国红十字会在募集捐款抗疫时，提到医院场地辗转多次仍无法容纳前来就诊的病患，可见当时疫情之危急——“近日时疫流行达于极点，本会时疫医院向设天津路，今年开幕后病人早满，故急添设闸北时疫分院在海昌公所，甫开幕病人又满；再将本会新闸路北市医院十六铺、南市医院两处腾空改为病室，而又满；乃商工部局沈家湾医院及虹口同仁医院两处专治时疫，而人又满；不得已商借铁路局海昌路大空地数亩，星夜动工，搭盖临时病室数十间，预备收容数百 余人”（《申报》，1926年8月22日）。医院病房满员，病人只能四处投医，原本并非专治时疫的医院也想方设法安置病人。张竹君在霍乱疫情初起时，和其他医生一样，每日照常坐诊，全力医治被霍乱感染的病患。然而健华医院毕竟不是专治时疫的医院，张竹君施医赠药并为病人注射针剂后，“叩请转各时疫医院就医，因无时疫留医所之设备 也”（《申 报》，1926年9月11日）。然而病人转投时疫医院，发现都已满员，百般无奈下只能又回来找张大夫。张竹君悲痛地发现，很多病患因此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等她再诊时已经回天乏术。于是她从8月中旬开始筹款，8月19日将原本的临时留医所改成了沪西时疫医院。从8月15日至9月9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沪西时疫医院便已经诊治2158人（《申报》，1926年9月11日）。

此时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张竹君，已经寓居上海23年了。

张竹君1879年生于广东番禺，排行第五，其父张世蒸为三品京官，精算学。据马君武的《女士张竹君传》和冯自由的《女医师张竹君》，加上当代学者杨奕望的考证，张竹君幼年曾罹患“脑筋病”，半身麻木，家人送其至博济医院，在美国传教士嘉约翰的治疗下痊愈，这段经历让张竹君与西医结缘，长大后即入博济医学堂学习。她习得医术后，自办南福医院，后又将之改为育贤女学，教学与行医并重，为广东女学先声，张竹君也成为中国第一位创办医院的女性。张竹君社交能力极强，在广东时即有“妇女界之梁启超”之名。

光绪二十六年(1900)羊城(广州)博济医局颁发给张竹君的行医执照（长27.5厘米,宽21厘米，上海中医药博物馆藏

张竹君创办的育贤小学（尚贤堂校舍）

1902年，张竹君先后前往新加坡、英国考察，适逢新加坡鼠疫泛滥，她便有意学习防疫知识。1904年，广州爆发霍乱，当时还没有自来水的广州人一直从珠江取水，张竹君判断水源已被污染，果断向当局提出从安全区域运水，并禁止病人家属向珠江倾倒呕吐物，当局采纳了她的建议，疫情在数周内也得到了控制。

1904年张竹君迁居上海，很快投入了新一轮的办学、行医、授课中，成为上海第一位挂牌行医的女西医。同年5月，她就创办了女子手工传习所（后改名为育贤女工艺分院）和卫生讲习会，宣传讲授“卫生之理”和“卫生之学”。然而上海毕竟不是广州，张竹君初来乍到，半年后学堂运转便出现了困难，幸好她遇到了江南制造局提调——李平书。李平书生于江苏宝山高桥镇（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虽然出自医学世家，他对医学一开始却并无兴趣，直到母亲因痢疾去世，他才开始钻研医术。和张竹君不同的是，李平书相信中医。如同学者皮国立指出的那样，中国当时没有明确的防疫思想，中医无论是温病派还是伤寒派，对于防疫最通行的办法就是发汗，这和西医的疗法相似，而初来中国的西医也将中医的养生学说纳入自己的防疫理论中（皮国立：《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中华书局，2019年，第48-59页）。对于治疗包括痢疾在内的时疫，李平书相信中西医各有所长，可以互相补充。正当张竹君因为育贤女学难以为继而一筹莫展时，李平书从制造局同事姚子让那里听说了她的困境，心有所动，两人便一同去公共租界的育贤女校了解情况。当李平书等人来到女校时，正好碰到房东催逼房租，因女校拖欠租金三月，便扬言钉门，“校中纷扰，校主往外筹款，学生倍觉恐慌”（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39页）。李平书当即承诺垫付房租，与房东协商取消钉门一说，事情暂时平息下来。事后张竹君拜李平书夫妇为义父母，并在李平书的帮助下将学校迁往派克路（今黄河路）178号的洋房。

李平书一直致力于中西医汇通，认为中医之气化纠缠于阴阳之说，不及西医血轮之说实用，“余故以内难伤寒诸书为根柢，以全体阐微为参考”，将中西医“冶为一炉”(同上，441)。他和张竹君商量设立女子中西医学堂，自己教授中医，张竹君教授西医，其他各科另聘教员。在两人的张罗下，1905年3月23日，上海女子中西医学堂在派克路尚贤里落成，张竹君任校长。这是近代国人自办的第一所中西医结合的女医学堂，课程侧重女科女病，招收14-23岁的女学生。张竹君身体力行，努力推动中国妇科的发展。学校简章的缘起部分提到，中国女学荒芜，女子学医更是凤毛麟角，女性除了生产，若有其他症疾、尤其下体之病，医者皆为男性，女患诉说病症尤为不便，致使“男医审女病不过十得其五”，而学校创设正是为了培养女医。为了表明决心，六年之内“李平书不出仕不赴他省当差，张竹君不回粤办事不往他 处”（《申 报》，1905年1月23日）。

民国期刊张竹君女士小影（《女子世界(上海1904)》1904年，第9期 ）

1912年1月张竹君率领赤十字会会员返回上海

考虑到医学生实习的问题，加上上海租界医院大多为外国人设立，本地的中国百姓、特别是女病人就医很不方便，于是李平书在女子中西医学堂旁边建了一个小规模的上海医院（就是今天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依然由张竹君出任院长。1908年上海医院择址扩建，次年在南市积谷仓（今多稼路）落成，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也迁往医院新址，改名为上海女医学校。

张竹君不仅要亲自授课、行医，还要监管学校和医院的各项琐事，全为慈善义举。学校虽是女校，医院虽重产科，但并不只收女病患，张竹君需要合理调度男女护工，尤其还要时时留意男女病患不同的饮食起居，十分忙碌辛苦。此外，夜间出诊接生也是常事，当时人们大多先选择传统的接生婆，如果来请西医，一般已经到了难产危及生命的时候。陈衡哲曾在女子中西医学堂求学，她对半夜和同学一起跟着张竹君出诊记忆犹新——“那个受苦女人的尖叫和呻吟象钢刀一样刺透了我的心，而且取出的婴儿或者已经死了，或者被切成几块，或者因为父母的什么病已经腐烂成青紫色”（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张竹君时时要面对的难产病例，其实是近代女性成长之难的缩影，而她勇敢地选择去分担一部分时代转型的阵痛。

张竹君（前排右五）与红十字会救护队队员在汉阳十里铺前线

若张竹君仅以医者、教师形象示人，在那个国族内外交困的年代也已实属不易，毕竟那时女学初兴，社会对女子的期待还未摆脱“贤妻良母”的窠臼。然而张竹君之所以人称“妇女界之梁启超”，不仅在其女医身份，更在其非凡的政治胆识和活动能力。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徐宗汉向张竹君求援，革命军急需黄兴赴汉口领兵，但当时清军对革命党人搜罗甚密，黄兴等人滞留上海，根本无法进入武昌。张竹君急中生智，在李平书、陈继武等人的协助下，以上海医院院长的身份火速组织中国赤十字会，旋同赤十字会第一团共赴武昌战场实施人道救援，时人盛赞其为“南丁格耳之再现”。实际上，黄兴、徐宗汉、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即隐身于这些护理人员中，张竹君以生命作掩护，为武昌起义贡献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她随后在武昌各战场带领赤十字会成员舍身忘我救助伤员。同年12月底，汉阳失守，南北议和，张竹君为病人做手术时不幸感染，先行回沪后将赤十字会后续工作完成，此后她便专心行医，甚少过问政事。

1912年1月张竹君率领赤十字会会员返回上海

1913年二次革命，张竹君与赤十字会成员二十余人星夜赴南京救护伤员，二次革命失败后李平书前往日本避难，张竹君想方设法维持上海医院，但终究独木难支，医院男女病患“最少数日有百三四十人”，但辛苦募得的经费只是杯水车薪（《申报》，1916年4月2日）。三年后她无奈辞去上海医院院长一职，转而于1917年创办健华颐疾园。

此时的中国，疫灾连连，上海也未能幸免，鼠疫、天花、霍乱轮番肆虐，沪上几乎年年都有疫病。健华颐疾园本为肺病患者休养所用，一开始能在这所新式小洋房里诊治的患者都是富贵之家，然而天灾人祸不断，张竹君深感贫病者无处投医，再次登报募资拓建病房，免费提供给贫困的病人。除了例行的诊疗，张竹君还多次免费给社会大众接种疫苗。1920年5月在普益社的组织下，张竹君与另一位医生石运玲一起为百姓免费种牛痘预防天花，短短两个星期，约有400人接种（《申报》，1920年5月18日）。张竹君心思缜密，为沪上防疫出力甚多。1926年沪上霍乱大爆发，除了临时建沪西时疫医院外，张竹君考虑到霍乱多由水系传染，而附近居民多从姚桥浜（今昌平路一带）取水，饮水卫生没有保障，同时该地区人口密集，染疾者众多。为了从根源上杜绝更多人受感染，在各界慈善人士的帮助下，她在医院内加装自来水管，向附近居民免费赠送洁净的自来水（《申报》，1926年8月27日），以缓解当地的防疫压力。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张竹君已近花甲，但和数十年前武昌起义时一样，她满腔热忱，依然在战火硝烟中抢救伤员。

流芳遗臭：解放先锋张竹君（皓翁 《礼拜六》，1934 年 ，第542期）

1937年“八·一三”事变，张竹君再一次奔向战场救死扶伤。此后战事动荡，上海成为孤岛，张竹君一边行医一边主持教会活动，其名偶现报端，基本都出现在慈善捐助的名单中。1964年，张竹君病逝，上海成了这位“女扁鹊”的安息之地。如今，上海中医药博物馆还藏有“张竹君医照”，上书“为据愿执此照者，出而行事，矢慎矢勤，利人利物”。张竹君1900年拿到这份博济医院颁发的行医执照，不顾世俗苛责，以女豪杰身份出入医界、政界，之后潜心行医，将医院和战场视为爱国阵地。只要是关乎生死之事，她便勉力去做，其中的定力和韧劲，值得后来者学习。

文章来源：文汇学人

部分配图来源：随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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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曹晓华 | 近代女医、“妇女界之梁启超”张竹君在沪行医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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