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访谈｜张军（上）：保就业比发放消费券更重要

【编者按】

在疫情冲击之下，经济形态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不同国家针对疫情和经济动荡出台不同的政策，力图保证国民的日常生活。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探讨适合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应对策略及我们的经济生活将会出现的变化，同时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会改变中国经济与全球的关系吗？本文为专访的上半部分。

澎湃新闻：现在美国和欧洲通过补贴个人收入来刺激消费，美国直接给个人发钱，德国补贴被降低的工资。中国也推出特别国债，也有地方出台消费刺激政策，根据中国人的消费习惯，这样的消费刺激会起作用吗？

张军：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推出刺激消费的政策，譬如补贴新能源汽车、摇号发放消费券等。但是在消费意愿方面，中国跟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我们在2008年危机之后，对刺激消费政策，包括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做过调研发现，用消费券刺激家庭或者个人进行消费，总体效果不是特别好。从统计上看，家庭消费支出的确会有一个小小的反弹，但只是瞬间的反弹，很快又会回到原来的状态。从这方面看，消费刺激不太能解决我们消费支出偏低的状况。

实际上，我们在2019年以及2019年之前的消费支出都不太好，家庭消费增速减缓，甚至也出现了所谓消费降级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家庭储蓄倾向过高，这跟发达国家完全不同。我们都知道，发达国家的家庭或个人，都没有什么存款，他们挣的钱大部分都消费掉。现在出现瘟疫，估计没有额外收入补贴的话他们就真的没有能力消费了，所以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政府需要给个人发钱，让他们继续消费，撑到秩序恢复、就业和收入回归正常，那样消费也会恢复正常。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近30年，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可是我们的居民储蓄还是居高不下，这是消费拉动经济缺乏后劲的主要原因。每个人都可以想想，自己挣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中国城市大多数家庭的支出，一是为应对住房压力，二是自我保障或预防，这是一种自我保险，要有足够的存款大家才能够安心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未来的不确定性除了购房压力和子女教育支出，主要还是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医疗这样的支出。预防性储蓄是我们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既然储蓄倾向这么高，我们用消费券这些办法并不能改变家庭当期消费过低的趋势，不能真正刺激让大家去消费，这是我们现在比较头痛的事。

因为中国人储蓄率比较高，靠自己没有消费掉的收入，不向外借债推动了经济发展。中国这几十年来比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比较正面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的消费需求长期上不去，经济就会缺少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只能不断靠投资拉动经济，产生的收入又变成储蓄，然后再去投资，形成一个循环。但是投资会受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增长的路越走越窄。我们现在基本就是这样的状况。如果不刺激投资，经济增长就会掉下去，原因就是增长在走钢丝。

1980年代中后期，冰箱、洗衣机开始进入中国家庭，出现过一个消费扩张的浪潮。1990年代，彩色电视和家电普及推动了10多年的消费增长。在2000年以后汽车又开始进入家庭，这些都是全国性的集中消费浪潮，推动消费爆发式的增长。消费增长比较快，对经济拉动当然也比较大，我们靠这种一波接一波的集中消费浪潮维持了比较快的经济增长。2010年后汽车消费进入较高的饱和期 ，汽车的购买就不再是集中消费行为，开始不同步地出现，消费浪潮也就消失不见了。

过去20年，很多经济学家讨论中国高储蓄的原因都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做好了之后，家庭储蓄会显著降低，因为预防不时之需的储蓄动机会减弱。另一方面，我们进入快速老龄化，储蓄率也会降下来。不过这些变化都非常缓慢，子女教育和社保还是会长期影响家庭的储蓄倾向。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高储蓄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问题。

现在疫情冲击反而可能让更多的家庭增加储蓄而不是增加消费。因为就业岗位受到疫情冲击很大，很多人所在公司业务下滑或者中小微服务企业倒闭，收入减少或干脆失去工作的担忧会明显上升，所以也会加大储蓄。

因此，政府在这个时候更应该做的不是发放消费券，而是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小微企业生存下去，保障就业稳定。特别国债应该像德国那样去激励企业，让它不去裁减工人，不去大幅降低工人工资，这个钱由政府来出。保就业比发放消费券更重要。现在80%以上的就业来自中小微企业，所以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扶持中小微企业，如果地方政府能给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支持，帮它们渡过难关，那么就业就没有太大问题，尤其针对那些最容易裁员的行业给予政策激励。如果未来几个月的潜在失业人数能大幅减少，员工收入没有特别严重的波动，对于维持原有消费能力有很重要的作用。

今年中央政府可能不会太在意 GDP，会更关注就业，这是对的。可以肯定失业率会上升很多，政府要尽量让失业率维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这样的话，政策就需要从发放消费券转到稳就业，有限的资金应该更多地去支持中小微企业。

澎湃新闻：最近疫情反复，出现了无症状传染病例。我们的经济生活具有疫情高风险传播的特征：高人口密度的超大城市、人口大规模流动、劳动力密集，这种模式在疫情反复之下会不会被动改变？

张军： 比尔·盖茨在最近一个演讲里讲，现在核武器的风险没有以前那么大，他最担心的是病毒和超级微生物带来的风险，尤其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经济活动也呈现人口高密度聚集的状态，而且对中国而言还有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一旦出现病毒传播，杀伤力就会特别大。所以从这个意义讲，很多行业尤其是服务业的数字化，由线下转移到线上，肯定是未来的趋势。

我们这次两个多月居家体验已经发现，线上服务其实很不错，很有效率，我的朋友也和我讨论，觉得线上的体验很好，这是因为我们的电商、物流加上移动支付，这些基础设施都比较发达。中国应有更长远的考虑，要有备无患，要鼓励服务业更多地转移到线上。而且，线下转到线上并不是等价的转换，实际上会有很多价值创造，在网上购物不仅成本低，还有很多增值服务，这是线下没法得到的。现在有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可以做得到个性化的量身定做服务。

这次疫情将前几年兴起的医疗大数据也大大地推动了一下。我到平安科技去看，他们用机器读肺部CT片，与复旦医学院的博士生做比赛，结果机器的诊断准确率要高出很多，所以很多靠人工来支撑的服务业，都有巨大的转型期待。这次疫情中，我们转到线上的活动就有很多，网上开会的效果就很好。唯一不一样的体验是，线上会议比较单一，如果我到其他国家去开会，可以看当地风土人情。 譬如去博物馆、美术馆看画展。当然即便画展，数字化的转型也能做得好，也许虚拟空间的体验比走进博物馆会更好，可以看得更清晰，还可以有很详细的讲解。总之，我相信很多服务业都能比较容易地转到线上并创造更多的附加值。疫情会让有远见、有眼光的投资者、企业家加快转型，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而且我觉得这个转型趋势并不遥远，就在眼下。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干的事情，联想到我们要推的新基建，其实相当多的部分是信息平台的数字化，经济活动转到线上，要做更多的数字化经济活动，这就需要非常发达的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要有足够的数字资源，需要更强大数据处理能力，需要覆盖更广泛的5G网络基站，需要大量懂算法和开发云计算的人力资源，新基建就是要支撑这样一些平台。我们要把经济发展转向数字化，不光服务业的数字化，还包括制造业的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数字化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新基建的概念。

中国现在提出要搞新基建，不要把它简单理解为我们现在经济不好，所以要启动新基建，靠这个投资拉动经济，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新基建更多不是物理形态上的投入，不是建更多的房子，建更多的桥梁，建更多的机场。新基建要在数字化上提升处理能力。这些投入要成为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推动力，以此保持中国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当然，老基建如机场、高速铁路肯定还要建，但要把握节奏，不能摊子铺得太大，过度超前去做，这样总的看来弊大于利，我们已经有很多经验教训。虽然基建现在还有很多短板，像高速铁路干线网络已经有了，但网络还不够密集，像长三角这样的地方高速铁路覆盖也有很多欠缺，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老基建，老基建的智能化程度也要大幅度提升，譬如将来到机场候机的方式会更智能化，机场的建筑也要更智能化，新基建有助于老基建的智能化。

一切为了保就业

澎湃新闻：如果今年出现大量失业，需要做覆盖面很大的社会保障，这似乎和将来高度自动化带来失业，需要做大面积的社会保障类似，假如这一天迟早到来，我们是不是趁此机会，考虑北欧那种国民基本收入的尝试？

张军：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大。但坦率讲，这个跟国情有关。北欧发达国家能做得到每个国民的基本收入保障，可以理解，但我们目前还做不到，一是我们体量不一样；二是我们还处于经济发展的时期，肯定要鼓励更多的人去就业，靠就业获得主要收入。现在中国政府的基本思路就是这样，政府做基本保障的兜底，由于我们的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现在政府没有这么多的财力做更多的收入支持，只能做到托底。现在我们有了基本保障，有了最低工资，确保每年都有上调。即便最低工资，也不可能短期里定太高，不然又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反而不利于企业吸纳就业。

现在就业出现一个新现象，因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变得非常有弹性，过去就业要去正规的企业、去正规的服务业，按照劳动合同履行一个较长的合同期限，现在各种非正规就业越来越多，临时的和短期的工作越来越多，很多人自我就业、自我雇佣，我们非正规就业比例上升很快。日本、美国也是这样。你看他们的GDP增长率都还很低，都没有回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但就业市场还是不错的，找工作比较容易，失业率降到历史低位。再看我们，GDP增速下来了一半，失业率并没有明显上升。每年城镇还能够增加1000万-1300万个岗位，基本能吸纳新增就业的需求。所以现在GDP增长与就业不像过去那么严格对应，二者关系现在变得比较松弛了。只看GDP增长率根本没办法判断就业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今明两年，因为疫情冲击我们应该把就业放在第一，GDP放第二，是有道理的。

所以，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还是要关注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的人有工作，靠工作收入养活自己。中国经济还有很大增长潜力，人均收入提升还有空间。在制造业的全球供应链中，我们明显的竞争优势还集中在中低端领域，一般技能的劳动力还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尤其我们占GDP一半多的服务业，更加劳动密集。

因为我们不像北欧那样，经济已经具有稳态的特点，我们还在追赶中。

澎湃新闻：隔离期间，很多经济活动消失了，大家的生活方式都变得很简单，只有吃、睡、工作，进入一种低消费模式，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是日常的生活，那是不是说明，大多数的经济活动与一般消费能力的人关系不大？

张军：每个人的衣食住行跟经济都有关系，只是说经济周期不见得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任何一个经济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现象，经济的增长总是靠那些最活跃的部门来推动。大多数人的衣食住行构成经济总量的基本部分，而增量往往是少数活跃部门创造的，这些部门可以是外贸部门、房地产部门或金融部门，它们当然跟经济周期关系很大。但不否认经济当中有一些活动可能跟经济周期本身的关系不大，抗周期能力较强，比如理发店、超市，即便是现在动荡不安的华尔街的一个清洁工，资本市场出现踩踏，出现股灾好像对他们也没有影响。你知道，如果一个公司受到危机冲击之后要裁员，肯定首先裁掉高收入岗位。上海高端小区里住着不少企业高管和高级白领，他们可能在金融危机期间会受到很大冲击，甚至有些人失去了工作，但是这些小区的保安还是那样，依然能过着平静的生活。

澎湃新闻：隔离期间另外一个感受是，大家都出不去，收入可能也下降了，就压缩各种开支，手机不去换新的，汽车也不换新的，旅游不去了，饭馆也不去。那么疫情和经济冲击的叠加影响下，我们会不会进入低物质时代？

张军：说到低物质欲望时代，看看日本在过去30年的情况就明白了。日本经济总体上不增长已经快30年了，日本人也进入低欲望的时代。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有很多讨论，日本经济虽然不增长，但日本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并没有恶化。如果家庭收入多年不增长，就会推迟买新房，推迟或取消国外旅行，但基本生活仍然很安逸。回到中国看，年收入200万元的家庭跟年收入20万元的家庭，在基本生活层面上差别不是很大，差别在需求层次上面。没有了更多的收入增长，人们就不得不压缩一些更高层次的需求，但这对大多数家庭的基本生活不太有影响。

当然，日本已是发达国家，有高度发达的科技和人均GDP，而且日本又是老龄化特别严重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进入低欲望时代也未必是什么坏事，尤其对比一下美国，更是这样。日本人比美国人住更小的房子，更少开车，更注意环保和节约，更追求生活的精致。这甚至让我想到计划经济时期上海人的生活，哈哈。

眼下的疫情也许让我们有机会体验了一把低欲望生活是怎么样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会选择进入低欲望时代。极端地说，没有欲望，我们经济发展就停了，这不是我们大多数人要的生活。前面我们还在讨论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希望中国经济还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和欠发达阶段向高收入和发达国家阶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