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新冠疫情将重塑经济全球化的方向

2020年3月25日，全球化智库（CCG）以“中国经验能否为世界所借鉴？疫情折射的全球化问题与趋势”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会。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就疫情全球爆发和冲击的原因发表看法，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此次全球疫情危机带来的影响，强调在全球疫情下国际合作尤为紧迫，并面向未来，展望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与全球化的趋势。

以下为王勇发言全文：

各位朋友上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就疫情和国际合作的相关话题做个交流。CCG举办这个线上研讨会是非常及时的，专家们分享了中国的抗疫经验，评估了中国经验对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学习中国经验需要结合本国的情况，就这些问题发表了很好的看法。我的发言主要是想回答我们这次会议组织方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新冠疫情全球危机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

我想讲四个方面：第一，简单回答一下造成疫情全球性爆发与冲击的基本原因。第二，如何从我所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全球疫情危机，有哪些启示？第三，简单谈一谈全球疫情与国际合作的紧迫性。第四，后疫情时代全球秩序未来的发展。

第一个问题，疫情的全球爆发和冲击的基本原因。

3月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总部有一个视频记者会，他特别强调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联合国75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疫情造成了人类的苦难，影响了全球，摧毁着人们的生活，他呼吁国际团结。冲击巨大的原因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时代，贸易、资金、人员往来密切，病毒可以在一天之内传播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其次，从经济角度讲，疫情全球爆发第一波冲击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与全球供应链的运转，第二波冲击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金融经济、虚拟经济，美国股市暴跌导致全球性股市进入熊市。中美是全球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它们是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中美受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全球经济的根本。最后一点，新冠疫情爆发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结果，这一点现在讨论的还不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有关的记录，过去80年发生的20多次跨国界的重大疫情，有60%是发生在本世纪，8次集中爆发于最近10年，也就是说，类似的疫情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另外，世界气象组织有一个统计，2019年全球的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平均气温要高1.1度。2010至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正好与近10年疫病大流行趋势高度吻合。如果我们对气候变化应对不利，气温继续升高，类似于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可能会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必须从保卫全人类安全的角度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第二个问题，如何从国际政治经济经济学的视角看待全球疫情爆发的影响。

前面有的专家讲到，中国应对疫情的一些好的经验与做法未能得到一些国家的重视与借鉴，这些国家错失了一些防控的机会；中国的防控模式连同国家治理模式也引发了不少讨论，未能得到足够的认可。从我所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争执、误解最关键的原因是，尽管从经济上来说，我们有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但我们没有一个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世界政府，我们的国际政治仍然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在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政治、权力、国家和国际机制对国内国际经济社会事务与决策过程的影响。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我们看到全球疫情危机表现出下面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疫情下的国际社会合作机制是脆弱的，尽管存在着世界卫生组织这样一个平台，但这个平台比较脆弱，它主要是分享一些专业性的指导意见，其权威性和可动员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远远无法满足应对当前全球疫情的需要。第二点，疫情推动了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总体来说是淡薄的。某些国家、某些利益集团出于本国、本集团的狭隘利益考虑，不顾别国发生的人道灾难，落井下石，利用疫情加快推动自己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比如，美国对华鹰派利用中国疫情，加快中美经济和科技的“脱钩”，就是一个可悲的例证。第三点，疫情被意识形态化，导致所谓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的竞争。此前，某些西方媒体，特别是某些美国媒体说疫情的爆发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失败，这种论调当时甚嚣尘上。现在，它们面对本国疫情的爆发与失控，不知如何解释。在应对全球疫情问题上，意识形态的偏见要不得，害人害己。第四点，疫情被国内政治化，成为国内选举、党派竞争、政治合法性斗争的议题。

第三个问题，疫情的全球冲击与国际合作的紧迫性。

应对疫情全球性的蔓延，控制病毒的扩散，需要国际公共卫生的合作，这一点各位专家讲的比较多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分享经验，去除偏见，以真正科学的态度，制定适合各国情况的应对策略。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采取的一系列严厉的隔绝措施，在中国取得了成效，但是很多国家在采取中国应对方法时，还有很多的犹豫，主要是考虑有可能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代价，甚至担心产生所谓的“次生”灾害。就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上，各国政府都碰到一个难题，即如何在抑制病毒蔓延保护国民的生命健康的同时，保持一定的社会流动性，让经济社会生活维持正常运转，这两个目标之间如何平衡，如何去拿捏？当前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我们还在加深对病毒传播与危害的研究。美国现在就试图在控制疫情的过程当中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但现在看来，它前面的路还很长。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领域专家数量模型的推演，疫情达到峰值可能要到5月底6月初，现在仍然处在一个深度大爆发的阶段，挑战巨大。

在应对全球经济衰退与危机的问题上，需要国际合作，需要国际政策的协调。当前看来，我们和2008年相比，在全球框架下进行合作，进行国际政策的协调还不够。从2008年到2020年，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美国当前政府的倾向是“美国优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按照“美国优先”的政策，不断“退群”，减少美国的国际义务与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国际领导责任。另外一个是中美关系的变化。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战”，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全面紧张，而2008年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保证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再蔓延扩散的最重要政治原因。此外，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开展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行动迟缓，令人担心。要最终成功抗击全球疫情，没有大国的合作，特别是中美之间的携手合作是难以成功的。

第四个问题，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与全球化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我认为可能有几个发展趋势：第一个趋势，国家对市场的作用会逐步上升。美国优先、本国优先的做法，有可能会扩大。再加上中国模式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国家加强干预、爆发更多的“贸易战”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第二个趋势，大国战略竞争将加剧，将会导致不同地区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与格局的重组，在东亚、欧洲与中东等地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第三个趋势，科技创新和竞争会更加激烈，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将出现，它们将决定各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第四个趋势，全球化两个方向的选择将更加明显，国际社会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全球化的方向到底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合作还是对抗？我认为，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抉择时刻，我们要汲取历史上的教训，吸取一战、二战与冷战的教训，共同努力维护好全球化的发展势头，加强国际协作，加强全球治理架构，努力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增进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方面，我觉得存在较大的国际合作机会，因为这种合作能够保护全人类的健康与安全。但是，考虑到复杂的大国竞争与国际政治的情况，这种合作前景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在未来可能浪费这样一个宝贵的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机遇。

最后一句话，如果中美不能合作，全球无宁日。我们要抛弃偏见，建立互信，真正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我觉得，这里关键的关键在于开展文明的对话，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模式的对话，通过对话建立互信。不同文明与治理模式之间应当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谢谢大家，这是我的分享，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本文根据王勇先生在全球化智库（CCG）于2020年3月25日以“中国经验能否为世界所借鉴？疫情折射的全球化问题与趋势”为主题举办的线上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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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王勇：新冠疫情将重塑经济全球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