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 | “新基建”不能走四万亿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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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这次应该是市场和政府合力的结果。政府以开放的心态允许市场在更大的空间里试错，民间投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若非那么多的资本前赴后继寻求风口，中国大概不会拥有体量庞大且仍在快速扩张的互联网经济，不会将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发挥到极致。

搞“新型基建”，“四万亿”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有观点把“新基建”和“四万亿重来”“重走老路”等混淆，表明这种思想认识需要理清。2008年开始的四万亿强力刺激让我国经济从次贷危机的低谷中明显复苏。但这轮强刺激带来的产能过剩加重，通胀及资产价格上涨等副作用也非常明显，因而导致了舆论对刺激政策态度的转向，并在一定程度束缚了后来政策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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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场新型基建，风险还是不小的。要避免走“4万亿投资”的老路，必须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一要重视市场的主体力量。投资与消费比例过高，并非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政府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而做出的选择，这一选择既有消费不足而导致的被动因素，也有政府基于激励的主动因素。这一模式从短期看，会增加经济的波动幅度与频率，从长期看，出于对短期利益的追逐会消弱长期增长的基础，主要表现为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及对决定经济长期增长因素的忽视，如市场机制、企业家精神、科技创新，而这些因素正是一国经济结构转型及长期增长的源泉所在。因此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这次应该是市场和政府合力的结果。政府以开放的心态允许市场在更大的空间里试错，民间投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若非那么多的资本前赴后继寻求风口，中国大概不会拥有体量庞大且仍在快速扩张的互联网经济，不会将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发挥到极致。市场和企业将面对更多未知，这不是熟悉的配方和味道，需要大胆创新和不断试错。市场会在这样的投资中承担更多，也只有市场才能把这样的投资做好。政府要做的是退后一步，创造条件让市场放手去做。

二要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是理论界与实务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问题应该远比理论描述更为复杂，因此，在理解国外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变化趋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如何优化投资与消费的内部结构以及完善两者动态互动机制，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们考虑的重点。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数字经济、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要与新的经济布局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三要有新的政策配套。过去“四万亿”投资伴随着货币的空前宽松，刺激是全方位的，而这一次货币政策仍旧相对谨慎。无论是货币宽松力度还是信贷宽松力度，均非当年可比。但是，要看到企业业面临的劳动力、环境、土地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进一步抵消了减税降费对企业减负的效果。我国企业面临着行业垄断、服务业开放度较低导致的高昂的土地、电力、天然气、石油、物流、融资等基础性经营成本，在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而衰减。新的政策配套，不光在劳动力、环境、土地要素成本方面，减税仍然是重要政策。

四要考虑投资回报率。投资成本反映了资本品供给的充裕程度及能否得到有效利用，即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与技术进步状况。投资收入反映了资本是否配置到其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领域，从而是否具有继续扩张的空间。投资效率揭示了资本供给与产出需求之间的内在关系，因为资本供给与产出需求的静态结构及动态变化反映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因此，这些钱，要么来自于财政，要么来自民间投资，要么来源于债务。显然，财政空间有限，目前财政收入增速已经创下新低。而以城投债、专项债为代表的债务虽是主流，但也面临城市债务居高不下的局面，这些债务一旦持续叠加，很容易带来金融风险。这次特别要谨防基建背后的债务，防范金融风险。要用新的方式，可能不得不适当加杠杆，也必然是审慎和克制的，会顾忌仍在以各种方式扩张的地方债务。基建投资方式上要规范并推动PPP，避免明股实债等，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这几次的高层会议，都明确提出“发挥好有效投资关键作用”。有效投资，是关键中的关键。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这也是有道理的。然而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还要保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

五要以新型消费的标准来检验投资。消费才是今天中国经济的“关键”。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拉动消费方面下更多的功夫。这并不表示我们不看重投资，我国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实际上，投资在经济战疫中扮演的角色很可能超过大部分人的预期。不能刺激消费，这样的投资会带来失败，这是新型基建要时刻关注的。“新型基建”搞得对不对、好不好，检验的标准是什么？

中央提出，要“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这是这次“新型基建”的动因，也是衡量“新型基建”的标准。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个道理，并且把这个标准一以贯之。这次“新型基建”就会不走弯路，就有取得成功的把握。

（作者李锦系长江商学院大企业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据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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